記述一個王朝歷史的著作稱為國史。如此稱呼，遠在東漢已然。證據在：

續《史記》者十余人，班彪以此為基礎，撰《后傳》，班固繼續這項工程，以期完成《漢書》，當時就被人指控 “私改作國史”。孫吳時期，注解《國語》的韋昭擔任的職務就是 “左國史”，所以才會撰寫《吳書》。

唐代官修史書之前，撰成的國史不論已涵蓋某王朝全部或僅到某一階段，由于被后起、同性質但更優良的著作吸收、取代，所以經常沒有流傳下來，當然也就不會列入后世所說的正史行列中。換言之，正史是國史的部分集合。

撰寫國史最重要的基礎是起居注。現在能見到最早的起居注應推《三國志》裴松之注所稱引的《（東漢）獻帝起居注》。《隋志》將起居注追溯到西晉汲冢出土的先秦作品《穆天子傳》，恐待商榷。

據王溥《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順宗時，韋執誼上奏改用日歷的方式。所謂改用日歷，其實乃是根據起居注初步整理的成果。宋代延續此制，并于秘書省下設立日歷所，專司此事。

不論起居注或日歷，都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所謂的 “事” 乃廣義的，除了詔命，還包括皇帝隨口說的話。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外篇?史官建置〉描述：“人主有命，（史官）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以致唐太宗對左右侍臣表示：“每日坐朝，欲出一言”，都得斟酌再三，“不敢多言”（《貞觀政要》卷六〈慎言語〉），因為就像后來唐文宗所說：“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這是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名諱，才改用‘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舊唐書》卷一七三〈鄭覃傳附弟朗傳〉）。起居注或日歷記載當朝某大臣過世時，還會附記其生平事跡。因此，這種史料撰述成果已經將紀傳、記言二體收歸進編年體了。

從既有史料來看，到唐代，才開始在起居注與正式的史書之間加上另一環節：當某一皇帝過世后，即根據起居注或日歷撰成實錄。雖然按照《隋志》的著錄，編撰《千字文》的周興嗣有《梁皇帝（武帝）實錄》三卷、謝昊有《梁皇帝（元帝）實錄》五卷，但與后代所說的實錄恐怕大有不同。

歷代皇帝的實錄因為卷帙浩繁，又都存放在宮中，加以它們日后已經被提煉、改撰成正史，所以實錄甚難流通、被人使用、長期存留至后世。現在能見到最早的實錄乃收于《韓昌黎全集》中、韓愈撰寫的《順宗實錄》。那是因為順宗在位（805）不滿一年，就禪讓給皇太子、日后的憲宗了，內容有限。明、清兩代因為離現代接近，加以近代對原始史料的看重，所以兩朝的實錄都保存下來。明代從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實錄都是在明代各時期修撰的。《崇禎實錄》則是入清后民間姓名不詳者修撰的。明實錄共二千九百多卷。

清代從太祖至同治十朝的實錄都是在清代各時期修撰的。《光緒實錄》《宣統政紀》則是民國初年遜清自行修撰的。清實錄共四千四百來卷。

清代史官除了撰寫實錄，又編纂實錄的簡要本。先是乾隆年間的蔣良騏編纂了太祖至世宗雍正的部分；光緒年間王先謙嫌其簡略，重新編纂這部分，并續纂至宣宗道光朝，后又纂穆宗同治一朝的簡要本。所以會略過文宗咸豐一朝，因同治年間潘頤福已編纂了。連同潘氏所纂，合成《十一朝東華錄》。從清太祖至穆宗僅有十個皇帝，卻稱十一朝，那是因為太宗起先自稱汗，國號金，相傳年號天聰（1627-1636）；此后方稱帝，國號清，年號崇德（1636-1643），所以算作兩朝。因為清代國史館設于紫禁城東華門內，蔣、王二人都是國史館纂修，所以這清實錄簡要本名為《東華錄》。

《左傳》卷十〈莊公二三年〉說：無間善、惡，“君舉必書”。一般而言，史官多會秉筆直書。例如：據《太平御覽》卷一二二〈前秦符堅〉所錄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苻堅母茍太后因為很年輕就喪偶，此后長期有個情夫，前秦史官就寫在起居注中。縱使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撰史官員，有職業道德者也不會曲筆回護。例如：隋末鎮守太原的李淵起事后，任用當時退居鄉里的太原人溫大雅掌文翰，溫氏所撰《大唐創業起居注》對先唐、唐初的歷史記述就遠較兩《唐書》符合事實。

一方面，從謀取帝位的過程直到在位之后，皇帝經常有許多不當之舉，他們本身也很清楚。另一方面，皇帝與常人并無二致，缺乏面對自己幽暗面的勇氣，喜好自欺欺人。兩下結合，導致皇帝經常濫用自己的權力，干預歷史書寫，以期掩飾劣跡。情況輕者如《三國志》卷十三〈王肅傳〉所載，西漢武帝看了司馬遷的〈景帝本紀〉〈今上本紀〉后，“大怒，削而投之”，視為 “謗書”。情況嚴重者如《魏書》卷四八〈高允傳〉所載，當時負責修國書的司徒崔浩，連同有關者、他的仆從 “百二十八人” 均被北魏太武帝 “夷五族”。劉宋孝武帝甚至越俎代庖，親自撰寫他厭惡者臧質、魯爽、王僧達的傳記（《宋書》卷一百〈自序〉），以期混淆實際真相，掩飾自己的劣跡。

明太祖為君不仁；成祖得天下不正，所以在成祖永樂年間，兩度重修《太祖實錄》，既刪去太祖諸般過失，更扭曲自己篡奪大位的事實。清人祖先本來是明朝的臣屬；開國至入關初期，又有不少不體面的事，所以康、雍、乾三朝不斷重修太祖、太宗、世祖的實錄。是以明、清兩代這部分的 “實錄” 不乏謊言，真正的實錄反而會成為 “謗書”，要引發文字獄的。好比清亡后，在故宮發現的〈太祖武皇帝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努爾哈赤先被謚為武皇帝，后改謚為高皇帝）、在內閣大庫發現的〈太祖實錄〉，都是改訂后被廢置之本，內容與官方的〈太祖實錄〉有許多出入，卻遠近于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