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50歲的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司馬光，鬧出了一樁大新聞：在給皇帝講課的經筵上，他跟力挺王安石變法的大臣呂惠卿居然因政見不同動手撕扯起來，搞得在場的宋神宗都看不下去了，說：“不就是想把事情的對錯搞清楚嗎，至于這樣？”

司馬光籍貫陜州夏縣（今屬山西），生在他父親當時任職縣令的光州光山（今屬河南），他的名字也來自這一地名。7歲那年，因為機智地以石擊甕，救出落水的小伙伴，他的名字已經在京洛一帶為人傳誦。他入仕也很早，19歲就考取進士甲科，步入官場。從華州判官做起，歷經權知豐城縣事等職，在27歲時做上了大理評事、國子直講。但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不同的中層干部位置上徘徊。直到42歲，他被提拔為同修起居注，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才有了跟皇帝直接對話的機會。也是在那一年，在同修起居注的職位上，他遇見了一生的對手王安石。

從相知、相惜到分道揚鑣，司馬光對王安石及其著名的熙寧變法的抗爭，在熙寧二年跟呂惠卿的那場沖突中達到了巔峰。不久，司馬光就離開京城，以閑散官的身份退居洛陽。在那里，他接續了在京城開封沒有做完的一件事，把書局帶到那里，接著主編那部后來令他青史留名的大書《資治通鑒》。

司馬光早年所受的教育和仕進之后所獲的機遇，都使他首先想成為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高級官員，而不是歷史學家。起初，他有機會蒙宋英宗青眼，編寫后來成為《資治通鑒》前八卷的《通志》，是為政治服務，即使到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鑒》，此一目標也未曾改變。司馬光的改變，始于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對“祖宗家法”的改變，以及君主居然下決心支持這種改變的行為。

對王安石這個人，司馬光一直保持著一種相對尊重的態度。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金陵病逝，已回到京城重新執掌大權但病入膏肓的司馬光聞訃，還對身邊人說：“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钡珜ν醢彩兎ǖ亩柸宋飬位萸?，司馬光則厭惡至極，直斥其為陰險小人。他也準確地預判到，呂某得勢后王安石必受其排擠。他把憂慮和遠見都融進了他主編的《資治通鑒》里，通過經筵講史的經驗，他認定暫時轉身離開，去當一個資治的歷史學家，應該比在朝廷上直接跟對手打一架要好得多。

他因此把《資治通鑒》的讀者范圍設定在一個相當具有現實意義的層面，就是當下的皇帝、未來的皇帝和所有操控國家大政方針的高級官員。

他把以德治國理政放在了顯著的位置。他對漢代以來“人主無過舉”（君主永遠不會做錯事）的流俗之說，做了無情的批判，認為正確的做法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同時，他從切身經驗出發，強調“為政之要，莫過于用人”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這種本應短平快的欽定重點項目，卻延宕了19年。在這19年中，有15年司馬光都處在轉身離開京城之后的那段時光里。

完成這部傳世之作后不久，司馬光也迎來了翻盤的機會。由于宋神宗突然病故，宋哲宗年幼繼位，大權為高太后所掌。高太后對司馬光頗為看重，司馬光因此重回中樞領導核心。遺憾的是，雖然主編過《資治通鑒》，他好像依然沒有忘記當年跟呂惠卿在圣上跟前的拉扯，晚年深陷其中，對熙寧新法采取了全盤推倒的極端做法，連跟他同屬一個陣營的蘇軾也對這種一邊倒的舉措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在中國歷史上，司馬光的名字與兩個關鍵詞緊密相連。其一自然是他著述的最高成就《資治通鑒》，其二則是他為人為政的“正道直行”。

《資治通鑒》在中國歷史學的領域內當然有其崇高的地位，但從更廣闊的意義上說，它的影響不止于學界。宋代以后，有不少君主和高級官員把《資治通鑒》作為執政的教科書，用人尤重德才兼備，即源自司馬光的教導。中國百姓多喜歡讀歷史，讀歷史又都知曉“以史為鑒”，追溯其源，司馬光和他主編的《資治通鑒》，有一份不可忽視的功勞。

司馬光為人為政的“正道直行”，從以下一則史料可見一斑。晚年時，他重回政治中心，當上宰相后，曾親筆書寫自己的辦事規則，公布在所有訪客都看得到的地方。內容大意如下：

來訪各位，若發現國家施政有什么缺失，百姓有什么疾苦，請直接上奏朝廷，我在與同僚商討后，擇其切實可行者進呈圣上，并遵圣旨辦理。若發現我本人有什么過失，打算給予規勸指正，那就直接寫密封的書面意見交予門吏后轉給我，我一定警惕自省，改正缺點。關于升遷調動、昭雪罪名等個人問題，請向朝廷遞呈狀紙，我會跟有關方面的官員集體討論，并落實執行。光臨舍下一律不許提及此類私事。

司馬光對熙寧新政采取的全盤推倒的做法，歷來褒貶不一，但不得不承認，在為官的品德上，他自始至終是表里如一的。也正是因為有如此高尚的品德，他身前就獲得了包括敵對的遼國君臣在內的最廣泛階層的尊重；他身后由于政局變動，遭逢名字被刻入侮辱性的黨人碑，卻連刻工都不愿意動刀，說“恐得罪于后世”。他后來被供入孔廟，與儒家先賢們一同被祭拜?？梢哉f，在人治而非法治的傳統時代里，司馬光的品行，大體是官員作為個體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了。

在轉身離開京城的15年里，司馬光在洛陽修建了一所園子，命名為“獨樂園”。園子早已荒廢，20世紀以來，傳統園林研究者通過文獻記載和宋代相關圖像，復原了獨樂園的大致規模和空間結構。他們驚奇地發現，司馬光設計的獨樂園，采用的是一種中國現存園林中幾乎看不到的布局方式：中、東、西三路都以軸線控制園林景觀組織。其背后蘊含的，正是大道直行的儒家理念?？梢娺@位主持編纂《資治通鑒》、畢生光明磊落的宋儒，已經把生活、學術和政治理念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摘自《環球人物》2024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