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0日，香港會展中心，人聲鼎沸。60個國家、20個國際組織代表齊聚一堂，不是為開會拍照，而是為簽一個寫滿漢字的文件——《國際調解院公約》。

這場由中國發起、由中國推動、由中國主場落地的全球性組織，正式成立，連總部都定在了香港。回望過去幾十年，中國參與全球事務多，設計全球機制少。

這回不同，這回是咱們親手起草、親自推動、現場定錘的全球新組織。不是湊熱鬧，是動真格，是要在全球治理的棋盤上，落下一子，掀一盤新局。

后臺穩，組織才站得住

2022年，中國提出設立“國際調解院”倡議，這不是開玩笑。主張明確、節奏穩健，先是聯合近20個國家集體提出倡議，再到次年2023年2月設立籌備辦公室，地點在香港，全程一氣呵成，沒有拖泥帶水。

動機很清楚：眼下世界不太平，聯合國仲裁機制告急，國際糾紛只增不減，裁判席排得滿滿當當。打官司的多，調解的少。

中國一出手，目標就很實在：給這個全球爭端處理系統加一個新分支，一個高效、低成本、以和平談判為原則的調解組織。

這事要真落地，得有人支持。60個國家響應、20個國際組織到場簽字，說明這不是一廂情愿，而是共同訴求。這種響應背后，是中國這幾年在全球事務中逐步累積起的“制度信用”。不是靠錢砸出來的，而是靠實事辦出來的。

調解院總部選在香港，算得上一步妙棋。香港有普通法體系，這在國際法律界里，是“通用語法”；香港有國際法律人才，這些年調解經驗堆得厚；還有“一國兩制”制度紅利，既能保證法律獨立性，又能讓外方放心接受。這不是誰說了算，是系統條件成熟使然。

再說了，設立總部之前，還有一個關鍵動作：2024年10月簽署《總部協議》，確定機構法律地位與運作模式。這一步相當于給這個組織“落戶口”。沒有這一步，一切都是空中樓閣。現在，“戶口有了、房子有了、居民也來了”，該干活了。

這回中國不當“嘉賓”，而是“房東”。規則的制定、機制的設計、流程的建設，每一步都有中國的筆跡。這種位置，不是表象，是結構性躍升。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外交場上的“作秀”，而是實實在在落地運行的常設機構。跟以往某些“意向性聯盟”不同，調解院有公約、有總部、有機制、有運作細節。人到、章有、事起，一樣不差。

調解院的成立過程，就是中國主動推進全球制度變革的縮影。既能設想規則，也能主導實施，還能找到共識，穩步推進。

這事做成了，下一步，更多國家就會開始參考這種“調解+制度”模型，在其他領域再落一盤。

舊系統吃緊，新機制上桌

世界大了，矛盾也多了。無論是中東還是東非，還是亞太，每年沖突報告一摞一摞。聯合國也好，世界銀行也好，忙不過來了。機制也用舊了、訴訟也審慢了。誰來解這局？靠的就是這種“輕機制、重效率”的調解模式。

調解是什么？一張桌子，兩杯茶，三方坐下，先不談立場，只講結果。節省70%以上的時間和費用，避免仲裁那種你輸我贏的對抗模式。誰愿意天天進法院？調解提供的是一個“不撕破臉”的辦法，一個“還能談”的退路。

2024年5月30日這場簽約現場不是形式，是共識集中展示。60國代表齊聚香港，不為爭論而是為落子。這說明他們清楚，國際爭端并非都要靠強制解決，用調解方式處理貿易摩擦、投資沖突、雙邊糾紛，是個可行新路徑。

從參與國構成上看，不僅有東南亞、非洲國家，也有拉丁美洲、歐洲新興市場國家。他們的共同點是什么？都曾在傳統國際爭端處理體系中吃過虧——流程長、費用高、說話輕。現在，有了個“平起平坐”的平臺，還能共建規則，這是機會。

調解機制的最大優勢之一，是能體現出“過程主權”。什么叫過程主權？就是調解雙方不受他人裁定，不受外部制度壓制，自主決定談判節奏與內容。這對曾經頻繁被“大國主導規則”的國家來說，是個真正的突破。

再說制度設計，國際調解院明確采用“非強制性、非對抗性”原則。調解協議需要雙方自愿接受，調解結果需達成共識，不以強制裁定為目標。這背后正體現了中國在處理矛盾時一貫的價值邏輯——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協商優先。

而這種機制，也恰恰對癥下藥。現有WTO爭端解決機制終止，ICSID和國際法院仲裁機構常常因程序拖沓或政治因素陷入僵局。在這種背景下，調解院提供了第三條路，而且是“多邊認可+程序清晰+操作落地”的那種。

調解模式一旦運行順暢，必然推動全球治理結構朝著更加“多極化+去中心化”演進。正如簽字時多國代表所表達的——他們看到的不是新組織，而是新的合作可能。

從響應者變設計者，中國給世界上了新課

這場“簽字潮”背后，最不該忽略的一點是：中國終于從全球治理的“配合者”身份中走了出來，轉向機制“建設者”甚至是“設計師”。這是思維范式的轉變。

回頭看聯合國體制，中國始終是“骨干成員”，但規則多由他人定。如今自己主導國際調解院，還把總部設在自己家門口，這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影響力提升”，而是治理理念落地。

中國的治理理念是什么？不是零和博弈，不是機制出口，而是構建共贏平臺。國際調解院的設計從一開始就回避“權力集中”問題，強調共建、共商、共治。每一個機制節點都寫明成員平等、流程透明、裁決非強制，這就避開了“誰主導誰得利”的西式邏輯。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機制設計中做到了“中西合參”。選擇香港為總部，一方面利用其普通法體系便利全球接受度；另一方面，一國兩制保障制度獨立運行，還能吸引國際法律人才落戶。這種“借制度之力促機制落地”的方式，世界上目前只有中國能做。

調解院公約也細致得不像是“初次辦事”。從成員加入方式到程序設定，從機構組成到經費來源，從糾紛范圍到執行形式，全程制度化，無一疏漏。你可以不加入，但你不能無視。你可以不簽字，但你必須了解。這就是一個制度成熟度足夠高的組織。

未來，這個組織將與聯合國、WTO、APEC等機構形成“分工協同”關系，為全球治理提供“柔性選項”。當硬性機構處理不了問題，調解院就能出來“緩沖”，起到“壓力閥”的功能。

而香港，這座曾被視為商業中心的城市，如今也添了一個新的角色：全球法律調解樞紐。這意味著香港的定位進一步拓展，中國制度的“國際接口”功能進一步加強，治理出口能力再上臺階。

中國發起、世界響應，機制落地、制度成型，調解院這一整盤棋還剛剛開始走。但這一次，中國不再觀望，也不再等待，而是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率先出牌，提前布局。這不是戰術靈活，是戰略升級。

參考資料：

60個國家積極響應中方建立新國際組織，總部設在中國香港.秒訊.2025-05-29.

聯合國成立80年 | 常啟德：中國為聯合國未來發展注入希望之光.中國網.2025-06-01.

國際調解院為維護世界公平正義提供新的公共產品.中國網.2025-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