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本為舊時典籍名稱，變成高等學校的稱謂，則是晚清時候的事。清代沿襲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培養知識分子以“入仕”為主要目的。從府、州、縣選拔生員（又分附生、增生、廩生，俗稱秀才）開始，進而通過考試等方式擇其優異者，升入京師的國子監讀書，稱為貢生（清代的貢生有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和例貢等五種，號稱“五貢”）。

在清代，選拔人才的考試為“三級四試”。州、府選拔生員的考試為院試，考中者即走上了仕途的起點，地位也比普通百姓高一些，如見了知縣不用下跪，官府也不能隨便動以刑罰；每三年在省城貢院（專門的考場）舉行鄉試，被錄取者成為“舉人”，即擁有做官的資格；最高級的考試是在京城舉行的會試和殿試，參加者必須為舉人，通過考試選拔進士。歷史上，吉林城雖為省城，但長期沒有貢院，考生要跋山涉水到盛京參加考試，直到清同治七年后，吉林城才有了貢院。

在吉林市新興園史話博物館中，展示一幅手繪于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吉林城八門圖》，其中在城內東南側，自西向東標有學、圣人廟、文昌宮、貢院。學即學宮，清代學童、生員每月朔望到此誦讀《訓飭士子文》、《圣諭廣訓》等；圣人廟即孔廟，為儒家圣殿；文昌宮是供奉文昌帝君的道教寺廟；貢院即考試場所。

十九世紀末，閉關鎖國的封建大門被打開，以“八股應試”的舊式科舉制度日益成為掣肘國家發展的障礙。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以提倡自然科學為核心的西式新學日益盛行，催生了中國高等教育的萌芽。舊式書院之外，逐步出現了新式學堂。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1月，清廷進行了中央教育管理機構改革。清光緒三十一年，正式頒布詔書，宣告自自丙午(1906年)科開始，廢科舉，從學堂選取人才。七月二十八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接到清廷通電，吉林城停止科舉，推廣學堂。

在晚清時，吉林城除了設置普通的中學堂和小學堂外，還設置師范學堂、女子師范學堂、法政學堂、官立外國語學堂、講武堂、十旗武備學堂、陸軍小學堂、陸軍測繪學堂、巡警學堂、實業學堂等新式學堂。在當時吉林城還沒有一所像近代意義的綜合大學，吉林民眾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去關內，或者選擇留洋海外。

據民國版《永吉縣志》記載，吉林市歷史上最早的大學生出現在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這一年，張松齡等6名吉林學子遠赴日本求學，其中張松齡、孫樹棠、聶樹清、王樹聲所入宏文學院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大學，而是一種大學預科學校。而楊策（民國時期任職北洋政府農工部）和何裕康（民國時期任職于省公署）所進入的法政大學雖未完全具備現代綜合性大學的規模和學科體系，但已具備高等學校的特征，因此二人當為吉林市歷史上最早的大學生。

從民國二年開始，在國內攻讀高校的吉林籍學生也不在少數。史載：民國二年（1913年）楊蔭霖入北平朝陽大學經濟系求學、楊汝霖入北平國立北京大學法律系求學，是有史可查的最早在國內高校求學的大學生。另外還有楊伊霖入北平國立法政專門學校求學，從時間和姓名上看，三人好像是一家的三兄弟。

在民國版《永吉縣志》中，留學生、大學生的名單是附在第十卷《選舉表》中進士、舉人名單之后的。出現這種情況最主要的原因是清廷規定：從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起，對回國留學生進行考試，最優者給予進士出身，優等及中等者給予舉人出身。如此一來，成為留學生即已取得入仕資格，至于國內大學畢業生，在清代很可能也比照這個制度執行。

進入民國后，民國教育部公布了《大學校令》、《專門學校令》等一系列政令，1913年2月，吉林官立法政學堂改為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學制預科1年，正科3年，其層級也被歸屬于“高等教育”范疇。但從學科設置及學校規模看，這所學校還只屬于專科學校。1929年8月法政學校并入新創立的吉林大學。自此，吉林市有了本地學子可以就讀的“真正意義上的綜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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