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張冠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4月出版，430頁，79.00元

1938年，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為其得意弟子費孝通的Peasant Life in China（又名《江村經濟》）一書所作的序言中，曾這樣寫道：

“此書雖以中國人傳統的生活為背景，然而它并不滿足于復述靜止的過去。它有意識地緊緊抓住現代生活最難以理解的一面，即傳統文化在西方影響下的變遷。作者在科學研究中勇于拋棄一切學院式的裝腔作勢。他充分認識到，要正確地解決實際困難，知識是必不可少的。”（費孝通：《江村經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序言，19-20頁）

馬林諾夫斯基的此番評論實質上引出一個核心問題：面對中西之間的互動、碰撞和融合，如何才能構建一種符合中國實際的知識？

而張冠生關于費孝通（1910—2005）的傳記《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以下引用此書僅標注頁碼），通過描述這樣一位根植鄉土的知識分子的漫漫人生，由此也啟發人們，唯有扎根于足下這片土地，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這也正如費孝通關于自己人生志業的說明：我要努力去了解中國，為的是想解決中國的問題。

大轉型時代

要理解費孝通的這一志業，無法脫離于近代中國的大轉型。

費孝通出生于1910年，那是一個秩序不斷發生變動的時代。自“戊戌變法”至民國初年政治動蕩，傳統秩序趨于解體，新秩序并未建立，不斷變動的秩序對現代中國產生深刻影響。關于這段歷史的特征，張灝曾將其概括為“深層危機”：在政治上，傳統政治秩序的基本體制“普世皇權”由動搖而瓦解，中國由此陷入空前的政治解體危機之中；在文化上，代表傳統中國人基本公共信仰與價值取向的儒家思想逐漸解體，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深層危機”。（張灝：《五四與中共革命：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激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年第77期）“深層危機”帶來的結果就是普遍無方向感，傳統中國的主導性價值開始解體，中國將往何處去？中國知識分子曾經希望移植西方體制和政治革命實現國家富強，然而現實卻是一片混亂。

大轉型時代會出現混亂，主要是因為維系社會秩序的既定權威逐漸瓦解。在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看來，社會和經濟變革——城市化，掃盲和教育的提高、工業化、大眾媒介的推廣，一方面擴大了政治意識，拓寬了政治參與面；另一方面，這些變革又破壞了政治權威的傳統根基，從而使得建立政治組合關系的新基礎，以及締造既有合法性又有效能的新政治機構的問題大大復雜化。（[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頁）在這種情形下，如何依據中國實際探尋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自然成為重要問題。

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眼光向下”，他們重視社會大眾的力量，關注社會革命。比如，1921年4月，芥川龍之介訪問上海，他會見了當時中國優秀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李漢俊，對李漢俊的印象和談話的情景，芥川記載：李氏道，如何改造現在的中國？要解決此問題，不在共和，亦不在復辟。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國，過去既已證之，現狀亦證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會革命之一途。（[日]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袁廣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序章，第1-4頁）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從政治革命向社會革命的轉變，本身就意味著他們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認識更加具有主體意識：要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尤其是要重視中國社會大眾的力量。

根植鄉土探尋中國現代化道路

費孝通正是這樣一位堅持從中國實際和社會大眾利益出發，探尋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知識分子典范。

張冠生認為，費孝通的學術生命可以分為三個段落：從瑤山調查起步，以江村調查資料為素材，寫出博士論文，實現人類學史上的一次重要轉折。留學歸國后在昆明、北平執教、研究，作“云南三村”調查，進入學術高峰期；從1949年到1979年，懷抱富民強國愿望，熱忱參與新中國籌建，接續實地調查，繼續書生議政，然而連續經歷政治運動和社會震蕩，失去正常教學和研究條件；從1980年“改正”到2003年實地調查收尾，“第二次學術生命”中，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并行。主持社會學重建，恢復實地調查，見證“草根工業”成長，追蹤農業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撰寫系列報告，參與國是咨詢，思索全球問題，呼吁文化自覺。（第1頁）而費孝通的學術人生，不能繞過一個關鍵詞，那就是“鄉土”，費孝通自己晚年也曾說過，中國是被土地束縛的中國，自己則被鄉土束縛。（11頁）費孝通所說的鄉土并非單指農村，而是在尊重中國傳統和以民為本的立場上，積極探索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我們從該書中能夠看到，這種根植鄉土的情感和風格貫穿著費孝通的整個學術人生。

根植鄉土，意味著他對傳統中國的秩序和倫理充滿一種敬意。幼年的費孝通對“鄉土志”課程的喜愛，則是他鄉土情感的早期萌芽和流露，后來寫出經典之作《江村經濟》《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等，都來自他沉潛其中的鄉土情感，晚年關于自己畢生的觀察和體驗時說，傳統生活方式是自己一生遵循的生活方式主流，傳統的思想模式是其進行思考的基礎。（11-12頁）

根植鄉土，意味著他對人民大眾有著深厚的情感認同。姐姐費達生在開弦弓村領導蠶農進行絲業改革，這對費孝通的學術生涯曾有重要影響。他到開弦弓村養傷，被村里的現代繅絲機器所吸引，進行實地調查，本屬無心插柳，卻成為國際漢學人類學領域的開山之作。費孝通自己曾說，他的一生一直跟在姐姐后邊走，姐姐是為民眾做事情，自己則是將姐姐做事的意義講出來，姐弟倆共同關懷的則是如何為中國農民謀福利，努力改善他們的生活。（20-21頁）

根植鄉土，意味著他注重從中國的社會實際中總結道理和經驗，并能以清晰質樸的語言將這種道理講清楚。從燕京大學到清華大學以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吳文藻、派克（Robert Park）以及史祿國（Sergei Shirokogorov）和馬林諾夫斯基等諸位名師的指導下，這種鄉土情懷則轉化為如何以系統的現代學術方法分析中國社會。吳文藻當時作為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積極倡導社會學的中國化，派克則主張從生活中的具體事實中獲得關于社會的知識。在他們的影響下，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諸多師生走出校園，接觸真實、豐富、生動的社會生活，費孝通和同學們跟著派克，他們在永定門一帶，在天橋的地攤、戲棚和酒樓，觀察市井社會的流浪藝人、販夫走卒的真實人生，他們也到過八大胡同、清河監獄，看到了社會角落和高墻里的囚犯生活。這種根植鄉土的情懷并非只是對人民大眾的關懷，同時也意味著如何以清晰樸實的語言將道理講清楚。費孝通曾說過，自己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所體會的道理則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見識，所寫的文章也是平鋪直敘，沒有什么難懂的名詞和句子。（30-35頁）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和他在情感和理智上根植于社會實際和人民大眾緊密相關。

根植鄉土，意味著他以開放包容的心態緊密關注中國社會變遷。在他人生晚年，面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他要求自身的研究跟上去，希望動員更多的學術資源及時研究社會生活的新變化，無論是職業人口流動、新經濟組織成長，還是外來勞動力增加以及居民生活區重組等。除了關于鄉鎮企業的調查，在他最后一段實地調查中，社區調查研究相當頻繁，他曾講過，如果說鄉鎮企業是草根工業的話，那么社區發展就是草根民主。（350頁）可以看到，根植鄉土探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乃是他一生探求真理的學術風格和動力。

1957年5月，費孝通在蘇州吳江縣開弦弓村考察時與合作社青年干部在一起。

中國鄉村工業化：費孝通之后

在我看來，此書最引人思考的乃是費孝通關于鄉村工業化的認識，即中國農村工業化乃是一條明顯不同于西方工業化的道路。

改革開放之初，雖然中國工業化已經進行將近三十年，但是依然還有近8億農民，占全國總人口的80%，而且其中大約3億人還處于貧困線以下，這一基本事實與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預設明顯不同。

首先，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并未帶來剩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反而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中國工業體系多數屬于資本密集型企業，且忽略服務業發展，對勞動力需求不大。從1952年到1978年，全部勞動力增加1.91億人，但現代企業和服務部門的增長僅吸收增長勞動力的37%，這一時期農業勞動力以每年2%的速度增長，但可耕地卻因工業化的持續進行而增長有限，農村失業人口數量龐大。（[美]巴里·諾頓：《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安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71-72頁）與西方工業化不同，中國的工業化通過行政指令壓低農產品價格并抬高工業產品價格，利用這種“剪刀差”而將農業剩余源源不斷地投入工業，其結果自然是農業領域發展較為緩慢。

第二，當時中國大量人口還在為溫飽而發愁，那種否定存在剩余勞動力的認識顯然和真實世界相距甚遠。由于單位土地面積產量增長低于人口增長，農村可耕地面積的有限增長根本無法吸收新增人口，農業長期處于糊口和維持基本生存的狀態。這是因為，國家通過集體化生產隊接管了家庭經濟決策權，以極其詳細的生產和征購指令來指揮生產隊，傳統人力以及化肥、拖拉機、電泵等密集使用，帶來單位耕地面積的產量大幅度增加，這些投入原本有可能使單位工作日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然而農業勞動力不斷增加，阻止了這種增加的實現，邊際勞動力的凈收入因此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其典型表現是，每個工分的現金值在六七十年代始終在同一水平徘徊。（[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版，238—242頁、315—317頁）資本密集型企業對勞動力需求有限，無法吸納大量新增人口，大量勞動力剩余帶來的結果則是勞動力邊際使用價值遞減，其典型表現就是工資值或人均報酬無法實現明顯持續增長。

因此，鄉鎮企業的重要貢獻就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關于此點，其實1986年鄧小平在會見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Martin Mulroney）時就明確談到：通過農村改革，普遍出現了農工結合的局面，大辦多種經營和鄉鎮工業，容納了剩余勞動力，這是我們成功經驗中很重要的一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414—415頁）1987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首次超過農業，這是一項具有革命性的變化。從1978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鄉鎮企業明顯是當時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一部分，就業人數從1978年的2800萬人增長到1996年的1.35億人的峰值，年增長率達到9%，鄉鎮企業的增加值從1978年占不到全國生產總值的6%，迅速增長到1996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6%。（[美]巴里·諾頓：《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304頁）總之，鄉鎮企業為吸納剩余勞動力開辟新的渠道，同時也深刻改變中國農民的生活。

但是，當時如火如荼的鄉村工業化雖然吸引海內外諸多學者的目光，并且已然積累眾多經典文獻，然而，多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鄉鎮企業產權創新，因為他們希望回應一個基本問題：為何沒有采取私有化的中國經濟改革帶來城鄉迅速發展？按照西方主流理論，產權清晰是經濟發展的前提，鄉鎮政府或縣政府經營的企業類型與主流預設明顯不同，他們希望解釋政府在市場轉型中的作用機制，這也說明西方理論的強勢支配地位。

此方面代表性解釋乃是戴慕珍（Jean Oi）的“地方法團主義”。戴慕珍長期在山東鄒平縣展開田野調查，主要是與縣、鄉、村一級的干部和地方政府所屬企業的經理進行細致訪談。在她看來，中國的改革沒有像蘇聯和東歐那樣采取徹底的私有化改革，地方政府官員對發展經濟表現出強烈的熱情和動機，這帶來中國城鄉經濟的迅速發展。比如在農村經濟增長方面，1978年至1990年，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率為6.04%，農民人均凈收入從133.57元增加到629.79元，年平均增長41.4元，而前二十年平均凈收入僅增長3.2元。戴慕珍認為，經濟增長奇跡是地方政府企業家精神的結果，她將這種特征概括為“地方法團主義”，這種模式意味著：中國財政改革提供必要激勵措施，中央財政改革為地方干部追求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地方政府具有商業公司的許多特點。戴慕珍希望通過分析地方政府與繁榮的市場經濟共存的基本事實，從而展示財政改革是如何激勵地方政府官員追求經濟發展。（Jean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Vol. 45, No. 1, 1992, pp. 99-126.）戴慕珍屬于較早對中國經濟改革意義進行總結的學者，她的這一解釋也在中國研究領域引發較多關注和討論。

如果將目光從鄉村工業的產權問題轉移到實際效果上，就會看到鄉鎮企業的真正意義：它們大量轉移剩余勞動力，由此提高農民收入，鄉村工業化才是中國農村變化的關鍵，而不是激勵機制的調整。

費孝通1983年就曾以上海郊區的莘塔公社集鎮為例，說明鄉鎮企業在吸收剩余勞動力就業的重要作用：根據1982年的資料，在這些社辦工廠中，年產值超過百萬元的企業有3家，隊辦企業有57家，務工社員2098人，占全社勞動力17%。從農副工三產業的產值結構和分配結構來看，莘塔公社總產值中農業占33%，副業占13%，工業為54%。而在社員人均分配水平的327元中，農業收入為190元，工業收入為49元，社員家庭副業收入是88元。這些企業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吸納了近五分之一的農村勞動力。（費孝通：《小城鎮 大問題》，《行行重行行》（1983—1986），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46—48頁）費孝通提到莘塔公社的情況在蘇南地區較為普遍，當時各個公社在介紹社隊企業時都集中在吸收勞力、增加收入和發展公社集鎮建設的重要作用，而鄉村工業化則代表一種新路，這種新路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工業化模式，而是充分考慮人多地少的基本現實。

事實上，這種思路在他早年學術生涯中就已開啟。費孝通曾說過，《江村經濟》是自己關于農村問題認識的重要起點，在那部著作中，他關注到農業、家庭副業、鄉村工業的關系，而他的姐姐用一生的歲月想通過改進農村的副業和工業，幫助農民提高生活，而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在云南省的內地農村進行社會調查，進一步認識到在一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的國家里，要進一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重點應該放在發展鄉村工業上。（費孝通：《三訪江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江村經濟》附錄，320頁）對費孝通而言，鄉村工業代表著農民主動性，這與西歐工業化過程中城市對農村的巧取豪奪明顯不同，中國的農民根據自己的需要改變工業的性質，讓工業發展適應自己。（307頁）

到了晚年，費孝通依然為如何實現鄉村工業化付出了很多精力。他為發展鄉土工業曾大聲疾呼，后來這種草根工業獲得正名即鄉鎮企業，而鄉鎮企業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對推動農民收入增長起到重要作用。從1984年到1991年，鄉鎮企業從千億產值發展到萬億，約有一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這相當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三十年間中國城市工業吸收勞動力的總和。（309—310頁）

但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曾經創造千百萬計就業崗位的鄉鎮企業卻面臨諸多困境，到新世紀之初，鄉鎮企業大量破產或紛紛改制為私營企業。鄉鎮企業由盛而衰的變化，和其自身的結構性問題緊密相關，而這就不得不提到黃佩華（Christine Wong）的經典研究。

首先，地方政府為鄉鎮企業崛起提供政策支持，一旦政策紅利消失，鄉鎮企業的優勢隨之不復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鄉鎮企業迅速發展，企業貸款占農業銀行貸款額度的60%以上，甚至連家庭儲蓄也被耗盡以資助鄉鎮企業投資，但是，1985年國家實行信貸緊縮政策，銀行要求其分支機構限制貸款增長，規定鄉鎮企業60%至70%的工作資本來自自有資金，自那時起，鄉鎮企業工作資本的短缺問題進一步惡化；第二，地方政府隨意干預企業經營，權責不明制約企業進一步發展。鄉鎮企業處于生產等級結構的底層，它們受制于所有上級行政機構的命令和規定，雖然鄉鎮企業的總體稅收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但是各省、市、縣甚至鄉鎮都有調整稅率和提供減免的某些權力，各級政府都可以向鄉鎮企業征稅，鄉鎮企業的稅收制度相當混亂，企業有時需要多種稅收，除一般稅收外，還有中央、省市以及縣政府征收的預算外的稅收以及各種隱性的地方稅。（Christine Wong, “Interpreting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in the Post- Mao Period”，Modern China, Vol. 14, No. 1, 1988, pp. 3-30.）

而黃佩華沒有分析但同樣關鍵的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轉型，之前那種較為低廉的產品就不再滿足人們的需求。傅高義（Ezra Vogel）就曾提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多數鄉鎮企業只是一些簡陋的食品加工廠和生產低品質磚塊的磚窯廠等，它們生產的產品有助于滿足當時尚不富裕的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因為交通體系落后，鄉鎮企業就要自己修理拖拉機，維修用于灌溉農田的水泵，還有一些小鑄造廠和機床廠制造犁鋤等簡單農具。（[美]傅高義：《鄧小平時代》，路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434—435頁）隨著市場轉型的不斷深入，那些在創新能力和資金基礎都較為薄弱的鄉鎮企業，顯然難以適應新的情形。

鄉鎮經營的企業雖然大量消亡，但這并非意味著中國鄉村工業化解體，恰恰相反，伴隨互聯網和物流體系的迅速發展，今天中國鄉村工業化形成一種新的模式，那就是淘寶村的大量發展。按照阿里研究院的相關統計標準，全國淘寶村是指活躍網店數量達到當地家庭戶數10%以上、電子商務年交易額達到1000萬元以上的村莊。正如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分析的那樣，這些淘寶村的主要特點是，它們專注于大眾市場，發展出具有特定需求的單一廉價產品，在不同細分市場中提供有特色的和有價格差異的商品。除了地理位置，一個家庭只需要一個互聯網鏈接，以及返鄉農民工可以提供的一點點數字技術知識，就可以開展網絡銷售業務。阿里研究院公布的《1%的改變—2020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已有5425個淘寶村、1756個淘寶鎮，比上年增加1115個，總量約占全國行政村總數的1%，覆蓋二十八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其中淘寶村交易規模超過一億元的“億元村”達745個，占淘寶村總數的13%，網店總交易額達到一萬億元，全國每年新增的淘寶村和淘寶鎮還在迅速增加。可以看到，鄉村工業化越來越多地和數字經濟以及全球貿易緊密融合。

因此，無論是所有制還是經營模式等方面，中國鄉村工業化已經發生諸多變化，那么，這是否就意味著費孝通的認識過時了？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隨著時代發展，他的一系列思考反倒顯示出更多洞見。其核心在于——中國的現代化如何避免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所付出的農村凋敝和農民流離失所的代價？

費孝通晚年一直執著于探索中國小城鎮發展戰略，實質上也是在回應這一問題。這種小城鎮戰略就是主張農村中大量富余勞動力就近在小城鎮就業和安居，由此進入都市生活，避免大城市過分臃腫和無限膨脹。費孝通將小城鎮比喻為“農村人口的蓄水池”，搞好小城鎮建設，可以為第三世界探索出一條新路。（313頁）而費孝通關于鄉村工業化認識的重要啟發在于：鄉村絕非是現代化必須克服的障礙，恰恰相反，廣大鄉村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具有多種獨特的優勢。

問題在于，如何充分釋放這些優勢。事實上，中國鄉村工業的發展無法脫離中國的自身傳統。就像諾頓（Barry Naughton）所分析的那樣，中國鄉村工業的發展事實表明，傳統中國諸多經濟特征依然有效，無論是人口稠密且商業化的中國鄉村遺風，還是中國特有的地方創業型政府官員和地方企業的結合，鄉村工業的發展所需要的則是制度的持續靈活性和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美]巴里·諾頓：《中國經濟：適應與增長》第2版，321頁）在人口逐漸呈現老齡化趨勢和國際貿易領域不斷出現的逆全球化的今天，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更加重要，尤其是要尊重中國社會大眾的創造性和主體性。

從認識論層面而言，費孝通關于鄉村工業化的思路和西方形式主義認識論明顯不同。西方依據的乃是一種理性主義傳統，這種認識論乃是從主觀假設出發，將真實的經驗世界納入普遍主義框架中，以此希望確立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與之相比，費孝通的研究顯然不是要確立某種普遍真理，而是堅持從實踐中獲得新知，并將這種知識再放回實踐進行檢驗，最后將經過實踐檢驗的知識應用于實際，從而推動實踐的發展。而這也是費孝通的人生志業“我要努力去了解中國，為的是想解決中國的問題”的真正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