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和平兵工廠”的角色正在褪色，德國這個昔日一度對戰爭諱莫如深的國家，如今不得不面對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北約的安全負擔正強行壓向中歐大國的肩膀。6月5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的北約防長會議上，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留斯承認，根據北約最新的兵力與武器配備目標，德國武裝部隊需再增加5至6萬名現役軍人，總兵力目標上調至25至26萬人。這不僅是戰后德國最大規模的擴軍計劃之一，更可能引發德國社會、財政、戰略三重震蕩。

皮斯托留斯這番言論，暴露出德國與北約之間一場“看不見的博弈”。德國近年來不斷被華盛頓與布魯塞爾要求“承擔更多歐洲安全責任”，尤其在俄烏沖突升級、波蘭與芬蘭全面北約化之后，德國被默認為北約在中歐的地面作戰支柱。然而，現實卻遠比戰略愿景殘酷得多：德國軍隊不僅未能完成2018年定下的20.3萬兵員目標，反而因人員流失與財政壓縮陷入兵員荒。截止目前，德國聯邦國防軍仍缺口2萬人，訓練營地、教官儲備和營房建設全面滯后，即便政策文件調高兵力指標，軍隊本身也無力完成吸納與轉化。

而北約的新一輪“兵力賬本”，更是赤裸裸地向德國攤派重負。據路透社披露，北約對德國單一國家開出的擴軍指標至少為七個陸軍旅，即約4萬名兵員。這背后，是北約希望將歐洲的應急快速反應部隊規模擴大至120至130個旅，以構筑應對“俄方全面進攻情境”的防線。然而，這種防御性戰略規劃，在執行層面卻面臨無法調和的悖論：一方面各國財政、社會、兵源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北約內部分擔機制本身缺乏強制性，導致戰略輸出變成對核心成員的“隱性強制”。

在這場被俄烏戰爭催化的歐洲軍備重構中，德國陷入兩難。一方面必須擺出“恢復強軍”的姿態以安撫盟友、穩住美國對歐洲防務的信任；另一方面卻要應對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意反彈與財政排異反應。尤其是在是否恢復征兵制的問題上，德國社會長期積淀的“和平主義文化”構成天然阻力。皮斯托留斯試圖用“志愿兵役制”解決招兵瓶頸，但現實卻是新兵培訓周期長、投入高、缺乏系統支撐，僅靠志愿制難以填補龐大的兵力缺口。此時距離德國暫停征兵制度不過13年，社會輿論尚未完成轉向，而強行推動征兵復辟，無疑將再次點燃政治對抗。

值得警惕的是，這場德國擴軍背后的邏輯并非源自國家安全評估的內生推演，而是被北約集體軍備升級潮所裹挾。俄烏戰爭讓歐洲陷入“恐俄”機制性焦慮，北約試圖將冷戰式軍備體系再度復刻到21世紀的歐洲大陸，營造一個從波羅的海至黑海的“前沿對抗帶”。而德國，作為北約核心經濟體與戰略縱深地帶，自然被推上排頭兵角色。但這種邏輯忽視了一個關鍵事實：歐洲安全困境的根源并不只是軍事硬件的缺乏，而在于北約自身戰略定位的模糊與擴張沖動的持續。

德國擴軍的真正代價，不止于財政，更在于戰略自治的進一步流失。當德國國防體系被北約目標所主導、軍事布局完全服務于“俄方威脅”邏輯時，德國自身作為歐盟中樞的政策空間正在被安全機制所吞噬。這意味著德國將愈發依賴北約指揮結構，難以推動獨立的歐盟防務政策，也將陷入美方全球戰略的附庸體系中。

而更深層的問題是，擴軍是否真的能解決安全問題？北約不斷擴張邊界、加碼軍備、刺激兵力重構，本質上是在加劇與俄方的對抗態勢，將安全困境從“防御不足”轉向“沖突加劇”。在這一結構中，德國一方面高呼和平愿景、強調多邊協調；另一方面卻在兵力建設上向冷戰時期靠攏。這種戰略裂變注定不會帶來真正的安全，只會在地緣摩擦中加劇自身的戰略脆弱。

德國的擴軍計劃，也再次凸顯整個西方安全體系正在進入一種“結構性焦慮”狀態：既不愿承認舊秩序失效，又不敢重新建立合作機制，于是將所有問題歸咎于兵力不足、武器不足、盟友不夠忠誠。但當解決方案只能通過不斷加碼軍費與兵力實現時，歐洲的和平赤字也將不斷擴大，而這正是過去30年歐洲一體化試圖打破的邏輯陷阱。

如今，德國要應對的不是是否增兵的問題，而是是否有能力為歐洲提供一種不同于“對抗性安全”的選項。在這個問題上，兵員數字只是表象，戰略意志與政治判斷才是真正的變量。而當兵員荒、財政限、社會反彈與戰略附庸同時襲來，德國擴軍注定不會是一場簡單的軍事決策，而是一次深刻的身份危機與安全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