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烏克蘭最高拉達（議會）正式通過了一項引發全球關注的法案，允許該國征召60歲以上公民參軍入伍，服役年齡上限從原本的60歲提升至65歲，高級軍官則可延長至70歲。

這一法案的出臺，不僅標志著烏克蘭在兵源動員上邁出前所未有的激進步伐，更折射出俄烏沖突背景下該國面臨的嚴峻人力困境與戰略抉擇的艱難。

兵源枯竭與戰爭困局

自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烏克蘭在兵力補充上長期面臨巨大壓力，因此為緩解這種壓力，烏克蘭的征兵政策經歷了多次劇烈調整。

從最初征兵對象限定為24至40歲的男性預備役人員，但隨著戰局膠著、前線消耗加劇，烏克蘭政府為維持戰場兵力，已多次擴大征兵范圍。

年齡限制逐步放寬至16至65歲，性別要求亦從男性擴展至女性，從動員女性、學生到邊境封鎖男性出國，甚至想過將征兵年齡下限降至16歲，然而即便采取強制征兵措施，烏克蘭仍面臨嚴峻的人力匱乏。

烏軍前線傷亡持續攀升，年輕一代的征兵工作卻阻力重重，18至25歲的適齡青年通過逃離國境、隱瞞身份等方式逃避兵役，即便被迫入伍者，亦不乏消極作戰、投降或逃亡的現象。

據報道，烏軍每月需新增2.5萬至3萬人方能滿足前線需求，但適齡青年逃避征兵的現象普遍，通過賄賂官員、隱姓埋名甚至逃離國境規避服役，街頭強制抓人的視頻更曾引發國際關注。

在此背景下，將征兵范圍延伸至老年人，成為烏克蘭政府不得已的選擇。

高齡參軍的“妥協與風險”

根據第10084號法案，60歲以上男性公民可與軍隊簽訂為期一年的合同，入伍需經指揮官批準，軍官則需總參謀部審核，法案為老年人設置兩個月試用期，若無法勝任戰斗任務可解除合同。

然而此舉引發諸多爭議，老年人身體機能下降，戰場生存能力受限，其參戰更多被視為“人力補充”的權宜之計。

此舉表面賦予老年人“自愿參軍”的彈性，實則暗含強制征兵的隱性壓力，在全民動員的背景下，高齡群體亦難逃征召風險。

但尤為引人質疑的是，法案未明確界定“自愿”與“強制”的邊界，老年人簽署合同是否出于生存壓力或家庭脅迫，成為懸而未決的問題。

烏克蘭街頭征兵辦“掐脖簽字”的傳聞不絕于耳，高齡群體是否真正出于自愿，或在動員壓力下被迫服役，成為難以回避的倫理疑問。

戰場環境的殘酷性亦對老年人身體構成嚴峻挑戰，試用期存活率的不確定性更引發人道主義擔憂。

法案的多重反應

烏克蘭此舉背后，是戰爭持久化下的人力與戰略雙重困境，俄羅斯持續攻勢迫使烏方以數量對抗火力優勢，哈爾科夫戰役中烏軍以6倍兵力奪回失地的案例，凸顯兵力規模對戰場勝負的關鍵作用。

西方軍事援助雖持續，但烏克蘭需自行承擔人力損耗，老年兵的動員成為填補空缺的“最后一招”。

澤連斯基政府試圖通過法案傳遞“全民抗戰”的象征意義，卻也暴露其兵力枯竭的危機，當國家不得不依靠老年人扛槍，戰爭的殘酷性已然超越戰場本身。

而法案的推行也在烏克蘭社會掀起巨大波瀾，支持者認為這是全民抗戰的必要犧牲，但更多民眾表達憤怒與恐懼，老年人本應享受晚年，卻因戰爭被迫重返前線。

街頭抗議聲中，民眾質問為何總統之子未參軍，卻要求老人赴前線，凸顯社會公平性的缺失。

更深層的憂慮在于，當高齡群體成為戰爭主力，烏克蘭的“人口斷層”將進一步加劇，戰后重建將面臨勞動力匱乏與社會保障系統的崩潰，而“戰斗至最后一個烏克蘭人”的口號，正從悲壯宣言逐漸演變為現實威脅。

更有觀點指出，澤連斯基政府此舉或為迎合西方盟友的軍事需求，以“戰斗至最后一人”的悲壯敘事維系國際支持，但代價卻是國內民生的徹底撕裂。

國際社會對烏克蘭高齡動員法案反應復雜，部分國家擔憂其加劇沖突人道主義風險，但西方因自身利益多持沉默。

此舉亦引發全球對現代戰爭倫理的反思，當科技與火力主導戰場，動員老年人參戰是否違背戰爭底線？

烏克蘭的困境，實則折射出地區沖突中弱國的生存掙扎，在外部援助有限的情況下，被迫以人力消耗換取生存空間，代價卻是將整個國家推向人口與社會結構的深淵。

結語

烏克蘭最高拉達的60歲動員法案，既是戰爭困境下的無奈選擇，亦是一面照見國家命運的鏡子，它揭示了俄烏沖突的殘酷本質，當兵力成為勝負的核心變量，任何群體都可能被卷入絞殺。

在“全民皆兵”的表象下，隱藏的是國家動員能力的枯竭與統治合法性的危機，若沖突無法通過政治途徑解決，烏克蘭或將持續在“以人命填缺口”的泥潭中沉淪，而每一份高齡公民的服役合同，都將成為這場悲劇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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