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的一天，毛主席正在西柏坡的一個院子里與一位同志親切地交談，毛主席問道：“我們馬上就要取得全國的勝利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你覺得我們該定都在哪個城市？”

這位同志笑著分析了西安，開封，洛陽，南京等地，得出一個結論，這幾個城市都不符合首都的標準，最合適的，當屬北京。

毛主席聽后哈哈大笑，說：“英雄所見略同。”

被毛主席詢問的這位同志，可是我黨在紅軍時期最優秀的領導人之一，因為他25歲時，就成為了中革軍委副主席。

此人就是王稼祥。

盡管王稼祥與王明，博古等人一同在蘇聯留學，但是回國后，王稼祥很敏銳的察覺到只有中國本土，才能真正的培養出中國共產黨唯一的領袖。

而這位領袖，正是被譽為“農民大王”，并率領部隊開辟了我黨我軍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毛主席。

王稼祥當時是我黨的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的總政治部主任，那一年是1931年，王稼祥25歲。

雖然年紀輕輕就擔任了如此要職，但王稼祥并不驕傲，他善于從實際出發，并從事情的發展中尋找規律，并跳出這個規律，找到真正的答案。

在中央蘇區，毛主席與王稼祥在此之前并不熟悉，而毛主席真正折服王稼祥的，則是他的每一道正確的命令和主張，也正是在事實中看到了正確性，所以，王稼祥成為了當時紅軍高級領導人中，為數不多支持毛主席的人之一。

1932年寧都會議上，在場的同志紛紛表示要取消毛主席的紅軍領導權力，關鍵時刻，王稼祥不顧眾人詫異的目光，舉了珍貴的唯一反對票。

可惜王稼祥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毛主席還是毫不意外的失去了紅軍的指揮權，這本是一件毛主席該遺憾的事，毛主席卻是主動拍了拍王稼祥的肩膀，對他進行鼓舞。

也是因為這一次的會議，王稼祥旗幟鮮明的站在了毛主席的這邊。

1934年紅軍長征，特別是在湘江戰役后，王稼祥實在是無法忍受博古，李德對紅軍的瞎指揮，所以，他主動提出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紅軍中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上，王稼祥力挺毛主席，那個時候，由于負傷，他躺在擔架上，但是要表決支持毛主席的主張時，王稼祥絲毫沒有猶豫，他強忍著傷痛，第一個舉手支持毛主席領導紅軍。

毛主席看著王稼祥瘦弱的身影，堅毅的眼神，尤其感動，這件事，也在毛主席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十年后的1945年，在中共七大會議上，王稼祥落選中央委員，毛主席得知后，親自為王稼祥拉票，他力挺王稼祥做候補中央委員，就像當年王稼祥力挺自己時那樣堅決。

實際上你知道嗎？王稼祥還是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科學論斷的第一人。

那是在1943年，為了紀念建黨22周年和抗戰6周年，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寫道：“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1945年的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思想”被寫入了黨章，成為了我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同樣也是王稼祥的歷史貢獻。

建國后，王稼祥擔任了新中國駐蘇聯的首任大使，還長期擔任對外聯絡部部長，要知道，新中國的部長有很多，當年25歲就做了軍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在建國后僅是部長，這對他而言，算不算是降級呢？

事實上，王稼祥的仕途一路走低，是由諸多歷史原因造成的，也許在后人看來，王稼祥的命運波折實在是有些與之前太大，實際上對于當事人王稼祥本人來說，這并沒有什么，我們不能用狹隘的思想，去揣摩那些愿意將全身心都獻給革命事業的前輩們。

1960年之后，由于對中央政策的不理解，王稼祥逐漸淡出了政壇，直到1971年，王稼祥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請求工作。

毛主席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忘記當年在“遵義會議”上的那個瘦弱身影，他當即指示周恩來要幫助王稼祥，并給他安排一個工作。

不僅如此，毛主席還公開的對王稼祥的歷史貢獻進行了肯定，毛主席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也是因為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重要作用，他的名字，也最終被鐫刻在了歷史的豐碑上，成為了永恒的記憶。

1973年，王稼祥時隔多年后，再次出現在了中共十大的會場，一些從紅軍時期過來的老同志看到這位“老首長，老戰友”，都顯得很親切。

只是令人遺憾的是，1974年，正當周恩來準備給王稼祥安排一個合適的工作時，王稼祥卻是因病離開了人世，享年68歲。

王稼祥走了，但他帶不走人們對他的思念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