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的共產黨人

我曾在王震同志身邊工作十幾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時，他率中央代表團慰問新疆各族軍民，我作為解放軍報報社記者隨團采訪。1982年底，我又被調到他身邊工作，一直到他去世。

1939年，王震和夫人王季青在雁北抗日根據地

王震常說：“我是個粗人，一個業也沒畢過。”“我沒有多少學問。深思還可以，熟慮不行，總慮不熟，又不善言辭。”

但實際上，王震是把馬克思主義讀到了骨髓里，融入血液里，他是真學、真懂、真信馬列的將軍、黨和國家領導人。

王震一生酷愛讀書，第一次接觸馬列著作，可能是在1926年的長沙工人夜校里，他聽共產黨員、湖南省總工會委員長郭亮等講解《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等著作。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后，王震還在瑞金參觀學習。1932年1月，返回湘贛前，他第二次拜見毛主席。毛主席向他交代：“在緊張的戰爭間隙，要抓緊對革命理論的學習。”毛主席還親筆簽名題字，把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三本著作送給王震。這些著作加上《共產黨宣言》等，他讀過多遍。

1949年10月，王震（左二）率部到達新疆，在迪化（今烏魯木齊）機場受到各族人民的歡迎

1964年和1971年前后，他響應毛主席關于“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等號召，還讀過《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馬列著作，他多次說過：“《共產黨宣言》我沒有讀過100遍，也有80遍了。”《共產黨宣言》中的許多段落，他還能熟練背誦。《毛澤東選集》他也讀過多遍。在他讀過的馬列著作中，到處可見圈圈點點，并不時有所批注。

他把學習馬列與讀其他書籍打通。除了學習馬列外，他還讀歷史，讀人物傳記，讀古詩文，讀小說，讀現代科學技術等。任農墾部長后，他有計劃地鉆研了土壤學、栽培學、水利學、細胞學、生物學和遺傳學等方面的有關書籍。毛主席知道后高興地說：“領導農業的，學一點農業科學知識很有必要。”毛主席還讓王震給他介紹了幾本農業知識方面的書籍。

王震對“馬列主義過時了”等各種論調很反感。1983年10月的一天，他說：“現在說信仰馬克思主義是僵化、保守。馬克思主義還不是國外的？共產黨人是最大的‘洋務派’，是最大的改革開放派，把馬克思主義給引了進來。”

王震將軍在新疆各地視察工作

王震是個工作狂。他個人業余生活很單調，偶爾下下棋，打打牌，那是為了調劑一下腦子。除了工作外，就是兩個業余愛好：一是讀書；二是與人聊天。

他經常與理論家、學者、作家當面或書信共同探討問題，以使學習更加深入。他先后與胡喬木探討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與鄧力群探討《學習〈論持久戰〉哲學筆記》，與胡繩探討《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與楊東梁探討《左宗棠評傳》，與彭明探討《五四運動史》，與夏東元探討《鄭觀應傳》。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他還經常請教數學家華羅庚，農學家金善寶，生物學家童第周、方宗熙、談家楨。為弄清馬赫數是因數還是速度，他還專門請教了空氣動力學家吳仲華等。

1936年2月，長征途中的王震（前左一）與苗族群眾合影（資料）

為了全局的勝利，王震甘愿犧牲自己部隊、部門和地區的利益。他本人及其所率的部下，常常吃苦、沖鋒甚至犧牲在前。

1944年南下前，毛主席原來的設想是讓三五九旅派一個團長率領一個加強營，護送3000余名干部到廣東擴大敵后抗日根據地。王震深感這次護送干部任務艱巨，當場請求批準他親自前往。他率南下支隊先后突破敵人100多道封鎖線，英勇戰斗300余次，途經八個省份，跨越大半個中國，跋涉兩萬里，又勝利重返延安。毛主席很感慨地說：“若換個人，隊伍就可能帶不回來。這是我軍軍史上第二次長征。”

王震也始終把部屬的切身利益掛在心上。進軍新疆、開墾荒原不久，就有了大家都知道的“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開墾北大荒后不久的一個農閑冬季，他又發布了這樣一道奇特的命令：還沒有對象的復轉軍人，每人帶兩個月的糧票和布票，放兩個月的假，回內地老家找媳婦。找不到，算是沒有完成任務，不準回來。來年一開春，北大荒多了不少新媳婦。

1963年，王震與陶峙岳在新疆奎屯

安心邊疆，扎根邊疆

王震是新疆現代屯墾事業的開創者，又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締造者。

1981年1月30日，他遞呈報告：

新疆農墾現有200萬人，“屯墾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墾于準噶爾（天山北）、塔里木（天山南）兩大盆地，建設起七十多個邊境團級農場，擔負生產和邊防警備。”“應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行農工商聯合企業，歸中央農墾部和自治區雙重領導。”

同年8月10日至19日，王震和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任重，陪同鄧小平到新疆視察。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王震撐著患癌癥的身體，第四次視察新疆。就在臨出發的當天上午，王震作了膀胱鏡檢查，往膀胱里注射了治療癌癥的藥物，心率最快曾達每分鐘160多次，醫生讓他最少休息半個月。但王震深知此行的重要性，下午便出發了。

2005年5月17日，新疆石河子市市區新貌

8月13日，鄧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的陪同下視察了軍墾新城石河子，對阡陌相連的綠洲、高矗入云的林帶和豐收在望的棉田欣喜不已，感嘆不已。回京后不久，鄧小平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強調指出：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恢復起來確實有必要。組織形式與軍墾農場不同，任務還是黨、政、軍結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是現在的農墾部隊，是穩定新疆的核心。”

王震約集國家農委黨組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緊鑼密鼓給中央起草《關于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報告》。經王震多次親筆修改和國家農委黨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多次討論并通過，1981年9月22日，《報告》終于正式成文。《報告》總結了30年來新疆農墾事業的經驗教訓，認為：“生產建設兵團這種體制，是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團結的，是適合新疆各族人民經濟、文化事業發展需要的”。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根據上述報告，聯合發文， 決定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從此，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得以新生。

上世紀60年代，王震與團場支青在一起（資料片）

王震對恢復后的兵團更是十分關心，倍加愛護。

他關心兵團領導班子建設，關注各級領導班子的年輕化。他說，兵團各級領導班子中老同志多，那些年歲大了、身體確實難以支持工作的，就退下來。老同志要搞好傳、幫、帶，選好接班人。這些老同志是有功勞的，一定要安置好。各級領導班子成員一定要加強學習和改造，逐步確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85年9月29日，王震率中央代表團抵達烏魯木齊，前來祝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

王震一有機會，便和兵團各級領導接觸。他聽匯報、憶往事、嘮家常，談笑風生、言傳身教，使大家倍感親切、深受教育。原兵團政委郭剛回憶此事說：

“我來兵團工作后的六七年間，曾先后12次謁見王震同志，深深感受到王震同志為兵團事業的發展壯大傾注全部心血的深情厚誼，更受到王震同志始終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思考和決策問題的遠見卓識的教育和啟迪。”

王震十分愛聽、愛唱《新疆是個好地方》這首歌。在北京或到外地視察，一有機會他便夸起新疆好，動員大家到新疆安家落戶。對已調離新疆工作的老同志，王震則多次鼓勵他們退休后重返新疆安家。1986年10月, 當他得知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張希欽、工程兵原副司令員徐國賢、成都軍區原副政委金忠藩結伴退休后到新疆安家時，十分欣慰。他提筆給這三位原359旅的老戰士寫信，信中說：

“你們把天山當成你們的家鄉和歸宿，是光榮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和公民。我向你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1960年代，王震視察新疆塔里木荒原

王震強調，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安心邊疆、扎根邊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提倡各級領導關心群眾疾苦，為大家安心邊疆、扎根邊疆創造各種條件。他建議恢復邊疆津貼，也十分關心兵團職工居住條件的改善。在王震深切關懷和悉心指導下，兵團在新疆廣袤的戈壁深處建起的200個大農場套小農場的小城鎮，以獨有的風姿屹立于天山南北。

兵團剛恢復之時，王震指出：兵團各級不要搞那么龐大的機關了。兵團在平時主要是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生產部隊，是一個經濟實體，實際上是一個大的企業公司，主要是講求經濟效益，同時是擔負維護祖國統一，鞏固祖國邊防的工作隊和戰斗隊。

1989年10月，全國政協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長錢正英赴新疆考察回來后轉送王震一個報告。報告說，兵團恢復后，各項建設事業有了很大發展，但也遇到不少的問題：兵團糧、棉、油等大眾產品和糖、布、紗等生產是按照國家體制進行生產的，產品絕大部分都按平價交給國家，而農產品價格偏低，所需生產資料大部分又為議價購進，不少團場和企業出現虧損；兵團有豐富的水土資源，有強大的職工隊伍、機械化等優勢，但兵團的工農業生產計劃沒有直接列入國家或國家有關部門的計劃，致使這些優勢遠遠沒有得到發揮。

不久，國務院召集國家計委、財政部、農業部、水利部等七個部門專門開會研究，并形成紀要，同意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計劃和經濟管理體制作必要的調整；兵團可向國務院各部門直接請示報告工作，各部門要積極支持兵團并在計劃行業規劃上給予安排；兵團的工農業生產計劃納入國家計劃或有關部門計劃；凡兵團自產的產品，允許兵團有經營銷售權，并享有外貿進出口權。

此紀要的貫徹，使兵團的各項建設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他關心兵團和自治區的關系。1991年8月17日，王震最后一次來到石河子墾區視察。在兵團農8師143團的棉田里，王震特意把陪同自己視察的自治區政府主席鐵木爾·達瓦買提和兵團領導金云輝、郭剛拉到自己身邊，語重心長地囑托：“地方和兵團不要分你我，要互相支持，加強團結。”當這三位領導匯報說，地方和兵團歷來團結得很好，并都表示要進一步加強團結時，王震滿意地笑了。

1991年8月，王震來到新疆喀什，彈起少數民族代表送給他的冬不拉

王震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枚鑲嵌在祖國西北邊陲的明珠則更加璀璨奪目。截至1993年，兵團的工農業生產總值達119.05億元，比恢復前的1980年的16.56億元增長了7倍；人均收入達1619元，比1980年增長了4.8倍。兵團的教育、科研、文化、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為各族干部職工安心邊疆、扎根邊疆創造了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1993年4月5日，中華民族一年一度傳統的清明節，上午11時30分，將軍的忠骨伴隨著鮮艷的月季、菊花和玫瑰，緩緩撒落在大雪初霽、晶瑩奪目的天山之巔和他魂牽夢繞的石河子墾區。

將軍艱苦創業、不息奮斗的偉大精神和“安心邊疆、扎根邊疆”的諄諄囑托永存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田。

艱苦樸素，廉潔奉公

跟隨王震同志10多年，親眼所見，又聽其老部下所談，對其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

20世紀50年代他任鐵道兵司令員和農墾部部長時，經常穿的是套舊軍裝。他的夫人王季青說：“給他添件衣服難著呢！他不許別人給做衣服，一說做，他就鬧騰！”后來，沒有換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兒子王兵剪裁做好，然后下水洗得舊一點兒，不讓他察覺，換著穿。

20世紀70年代初回北京時，王震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王季青用兩人的布票扯了18尺藍灰滌卡布，給他做了一套中山裝，滌卡布結實、耐穿、隨意。王震不僅經常在家里穿，在平日活動時也經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后20多年，舊得都發白。

改革開放后，王震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裝，在出國和外事活動時穿。1984年，西裝興起，家人和工作人員趁他將要率團到日本訪問，勸他又做了套西服。1985年，他率團訪問美國，大家勸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換洗。王震說：“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裝可以替換”。大家說，到發達的美國去訪問，不能太寒酸了。王震說：“什么寒酸，節儉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他堅持不允，大家攛掇他最喜歡的兩個孫女做爺爺的工作，王震把兩個孫女都罵哭了，最后才讓服裝店比照他原有的那套西服又做了一套。

晚年王震（右）

新中國成立后直到王震去世的44年間，除了軍裝，滿打滿算，他僅添置過七八套衣服。

20世紀50年代，王震規定炊事員給自己家每頓做四五個菜1個湯，伙食費每月每人不得超過30元。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費逐漸增加到80元。他還規定，要多吃粗食，剩飯下頓熱熱再吃。吃飯時，若是飯粒掉到桌上，王震便用筷子夾起再吃掉；若是掉到地上，他常常是嘆口氣說：“又要浪費了”。

王震冬季不吃時令鮮菜。他說：“那都是大棚生產的，有的比肉還貴。”冬季飯桌上往往是白菜、蘿卜、土豆。為了調劑生活，他讓炊事員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蘿卜等小菜。

1971年10月間，王震回到北京，家里爐灶還沒修好，組織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飯店。他說不浪費了，讓管理員在院子里用磚頭支個鍋，每天和家里人一樣，面條就著煮白菜、炸辣椒吃，就這樣吃了一星期。

80年代后興起了罐裝飲料，一見到這種飲料王震便給算賬：“一罐兩塊多錢，里邊的飲料不值一塊錢，光包裝就一塊多，浪費太大。陳云同志說，可口不可樂。以后飯桌上、房間里不能上這種飲料。”工作人員都自覺遵守。1985年11月15日，王震在廣東珠海說：“一看到有人開那個筒筒，我就心疼。”

王震在批閱文件

到外地視察，王震不坐小車，總與陪同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坐10多座的中型面包，這樣一來可以省汽油，二來在車上隨時可以和陪同人員交談，了解情況。下雨天，他還常交代司機：到行人身邊要開慢點，免得把積水濺人身上。

他始終覺得自己是人民群眾的一員，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與百姓打交道，沒有官氣，絕不擺架子，平等待人，以誠待人。1992年6月，警衛戰士楊曉強來到他身邊照顧他的起居。半夜里，他發現小楊仍守候在他的身邊，他便一點一點挪出床的半邊，要讓小楊上床與他一道躺下休息。1993年元旦前一天下午，工作人員推著他在院里休息，到了大院門口，他堅持從輪椅上下來走進院子。在門口，當執勤的武警戰士向他行軍禮之時，他深深地向執勤戰士行了一個鞠躬禮。

王震主張公私要分明。他常向家里人交代：我的車是公家的，只許我上班、開會用，你們不能隨便用。王震是個孝子，但他老母親病了，他讓工作人員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車去住院。孩子們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車。如果遇到特殊情況私人需要用車，王震總讓于師傅登記清楚。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軍墾博物館的王震將軍雕像

他的孫子小時候要拿他的辦公用紙做演算紙用，他說：“這不行喲，要五講四美。”他反對用公家家具，除了會客室沙發和他用的書櫥、辦公桌椅是公家配發的外，其余他都要自家購置。無論是公家配發或是自家買，均要求方便實用即可，反對配或買高檔的。一個大衣櫥從50年代一直用到他去世，大衣櫥的門關不上就用舊報紙墊掖著，客廳里的沙發用了近20年還不換。

說來很多人可能不大信，王震洗澡沒用過浴液，就是肥皂，香皂也很少用。他說，我又沒勞動，身上不太臟。一用香皂水就臟了，別人再洗澡和洗衣服就不能用了。他用熱水沖泡過后，讓孫子、孫女接著洗。他們洗好后也不讓放掉，讓保姆用來洗衣服。

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氣管炎，痰多。外出時，警衛參謀口袋里裝著手紙巾，以備用。他批評說，這是浪費，讓用一個廢罐頭盒盛點沙子放車上，回家后換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盡管他身體十分虛弱、無力抬頭吐痰，但為了節約紙巾，仍堅持十分吃力地側過身把痰吐到痰缸里，不讓醫護人員用紙巾接。談及此事，醫護人員和身邊其他工作人員都激動地流著淚說：“王震是我們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光輝榜樣！”

1993年4月4日，王震同志的骨灰從北京運抵烏魯木齊，遵照王震同志的遺囑，他的骨灰將撒在新疆天山

這些事不僅折射出我們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熠熠生輝的高尚情操，也是那個特定年代共產黨人保持本色、密切聯系群眾的特有方式。

王震身上體現出的這些優秀品質，完全是其內心世界的真實流露，沒有絲毫的做作。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