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的高考何以在1970年代末得以恢復，國內(nèi)各界有較多記錄，也存一些遺漏或偏差，“溫元凱是建議恢復高考第一人”即是其中之一。2014年9月，中國科學院官方微信公眾號“中科院之聲”，發(fā)表了該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王揚宗寫于2009年的一篇舊文。王揚宗貼出小文，是因為當時引人注目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關于恢復高考的情節(jié)，與實際略有出入。

記憶與實錄：恢復高考的拍板過程

1977年8月6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當場拍板恢復高考，是改變許多人命運的一項重要決策，也是中國當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前些年恢復高考30年之際，這一事件的好幾位重要參與者都被媒體請出來，回憶有關經(jīng)過。但對比科教座談會的部分原始記錄，有的說法并不準確。

當事人的回憶

最引人注目的，當數(shù)當時的教育部長劉西堯和時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后來擔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劉道玉先生。那一年，他們代表教育部與中國科學院的有關人員一起組織了科教座談會。

劉西堯的回憶錄《攀峰與穿霧》（2007年修訂版，武漢大學出版社，第214頁）中簡短地談到此事：

“在8月的一次座談會上，武大教授查全性慷慨陳詞恢復高考的必要，小平肯定了他的意見，但招考通知已由國務院發(fā)出，開學即將臨近，有個當年是否來得及的問題。所以小平說，今年來不及了，明年恢復吧！我說：若推遲開學，還是可以的。小平斷然說，既然如此，那就立即恢復。這樣，我國就在1977年恢復了高等學校考試入學的制度。”

劉道玉的回憶與劉西堯略有出入。他的《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34頁）不僅記錄了查全性的發(fā)言，還包括劉西堯與鄧小平的對話：

“（8月）5日上午，武漢大學的這位代表首先發(fā)言，看來他是做了認真準備的，發(fā)言時情緒有些激動。他說：“大學的招生工作是培養(yǎng)人才的第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從武漢大學五年招生工作的情況看，按照‘十六字’方針招收的工農(nóng)兵大學生，文化基礎相差懸殊，質(zhì)量沒有保證。……什么‘十六字’，都是騙人的，實際上就是領導批準，其它都是徒有虛名……”

他的發(fā)言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重視。他說：“十六字方針必須推倒，恢復統(tǒng)一高考從今年開始。”

劉西堯說：“今年恢復高考來不及了，招生工作會議已開過了。”

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看準了，不能等……”

劉校長言之鑿鑿，但他把時間記錯了，應為1977年8月6日下午。“武漢大學的這位代表”就是當年武大化學系查全性副教授。1980年查教授因電化學領域的成就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現(xiàn)在他被公認為是“倡議恢復高考的第一人”。查院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xiàn)在人們似乎把倡言恢復高考都歸功于我，其實當時絕大部分人都有此想法，我只是捅破了一層窗戶紙。”

（《武漢晨報》，見http://edu.ce.cn/topic/gkssn/zygkgg/200706/07/t20070607_11630646.shtml）

溫元凱是當年最年輕的與會者，時為中國科技大學助教。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因為我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和師長，所以還是沒有敢舉手發(fā)言。記得是一個下午的時候，我就利用插話的機會，說我還有話要補充。鄧小平說可以。”記者寫道：“溫元凱就利用插話的機會說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個字的高考恢復方案。這十六個字叫做‘自愿報考，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yōu)錄取’。”

“沒想到鄧小平聽完我發(fā)言后當場講，溫元凱，至少采納你3/4。我們大家都一愣，什么叫3/4？鄧小平說，第二句‘領導批準’可以拿掉，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領導批準。”溫元凱這樣回憶。（《市場報》2007年6月8日，見人民網(wǎng) http://edu.people.com.cn/GB/1053/5836803.html ）

2007年9月，為了紀念恢復高考30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鄧小平?jīng)Q策恢復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月)》，其中比較完整地摘錄了鄧小平“當場拍板”的講話。但該書略去了鄧小平“拍板”前后與會者的發(fā)言和對話，未免美中不足。

同時，《黨的文獻》2007年第4期發(fā)表了中央文獻研究室龍平平、張曙合寫的《鄧小平?jīng)Q策恢復高考改變一代知識青年命運》一文。文中說，鄧小平最初是同意1977年招生仍按原來辦法的，但“查全性的發(fā)言引起與會者強烈共鳴。吳文俊、王大珩、鄒承魯、汪猷等紛紛發(fā)言，贊同查全性意見，建議黨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現(xiàn)行招生制度來一個大的改革，寧可今年招生晚兩個月。不然，又招來20多萬人，好多不合適的，浪費就大了。專家們的意見震動并激勵了鄧小平。他問坐在身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西堯說，推遲半年招生，還來得及。鄧小平聽了，當場決斷……一個重大決策就這樣出臺了。”兩位專家的身份使他們的論述具有權威性，但其中的某些細節(jié)以當事人的回憶等資料為依據(jù)，也有待核實。

科教座談會的原始記錄

眾所周知，鄧小平召集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是由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聯(lián)合承辦的。這些年來，鮮有中科院的有關人士回憶此事或披露資料。中國科學院為紀念建院60周年舉辦“與科學共進，與祖國同行——中國科學院60年展”，其中展出了中國科學院檔案中的科教座談會部分原始記錄，那里面就有查全性的發(fā)言和與會者的對話，以及鄧小平“拍板”的原話，彌足珍貴，特轉錄如下。查先生的發(fā)言較長，這里作了節(jié)略，其他人的發(fā)言原文照錄。

查全性同志：關于招生問題。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zhì)量的第一關鍵。……目前這種招生辦法，使大學生的質(zhì)量得不到保證，原因有兩方面：一是中小學質(zhì)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主要還是招生制度。……現(xiàn)行招生制度有四大嚴重弊病：1，埋沒人才。2，工農(nóng)子弟很難上大學。貧下中農(nóng)說：“解放前上學靠錢，十七年上學靠分，十一年上學靠權。3，敗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越演越烈。據(jù)我所知，今年招生還沒有開始，但已經(jīng)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后門。4，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現(xiàn)在，甚至連小學生都知道，上大學，不需文憑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

現(xiàn)行招生制度必須大改，必須真正保證擇優(yōu)錄取，打破現(xiàn)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選人才。……當前正是關鍵時刻。聽說太原招生會，目前尚有可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開始就要當機立斷，下更大的決心，否則又是一、二十萬人的質(zhì)量問題。新生質(zhì)量無保證，77年教學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句空話。今年至今要采取一些過渡措施，應當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報考招生制度，應當體現(xiàn)以下精神：

1、招生名額不要下到基層單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級掌握……2、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tǒng)一考試，并要嚴防泄露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fā)，重點考語文和數(shù)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從語文和數(shù)學可以看出學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維能力。3、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自愿選擇專業(yè)。……只要我們采取果斷措施，大學新生質(zhì)量就會大為改觀，收到顯著效果。要當機立斷，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將不要拖到明年去辦。

劉西堯同志：原來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達到高中畢業(yè)，名額分配到縣。自由報考問題，我贊成南翔同志的意見，但馬上要做，還要具體化。

鄧副主席：“領導批準”應改為全國統(tǒng)一的招生，委員會定，該委員會由教師組成。

李昌同志：招生問題，只要下大決心，今年是來得及的。

沈克琦同志：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見，如今年不解決，81年學生的質(zhì)量無法保證。

鄧副主席：改嗎[嘛]！既然今年還有時間改，就堅決改嗎[嘛]！把太原招生會議的報告收回來，根據(jù)大家的意見修改！這涉及到幾百萬人的問題，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yōu)秀人才拿上來，又要不致引起波動。你們研究一下，這個方法應當找出來，要求質(zhì)量。重點學校要統(tǒng)一招生。允許報三個志愿，到校后再分專業(yè)。今年開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針可以改一改嘛！

溫元凱同志：十六字可否改為“自愿報考，單位同意，統(tǒng)一考試，擇優(yōu)錄取”？

鄧副主席：你的十六字比較好，但你的第二句話有點問題，比如他很好，要報考，隊里不同意，或者脾氣怪些，領導不同意怎么辦？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史紹熙同志：應該先考后審。

鄧副主席：取了你（溫元凱）四分之三。

從這一段原始記錄我們看到，查先生的慷慨陳詞經(jīng)過深思熟慮，切中要害、擲地有聲，反映了廣大高校教師和知識青年的迫切愿望，是促成鄧小平當場拍板的直接原因。李昌、劉西堯、沈克琦等人的發(fā)言也起了程度不一的作用；鄧小平順應民意，其“拍板”是及時、果斷而有力的。

次日，中國科學院、教育部編《科教工作座談會簡報》（九）以“必須立即改革大學招生辦法”為題摘錄了查教授的發(fā)言，并稱：“參加座談會的同志，插話踴躍，情緒熱烈，對招生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數(shù)學所吳文俊、長春光機所王大珩、上海有機化學所汪猷、科技大學溫元凱等許多同志，先后都發(fā)了言。他們表示贊同查全性的意見，建議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現(xiàn)行招生制度來一個大的改革，寧可今年招生晚兩個月。不然，又招來二十多萬人，好多不合格的，浪費損失可就大了。”

此處所謂吳文俊、王大珩等人發(fā)言，未知何據(jù)。我們所見發(fā)言記錄中并沒有他們關于招生問題的發(fā)言。而查教授緊接著這個發(fā)言，還就“文革”以前十七年教育戰(zhàn)線究竟是“黑線”還是“紅線”問題，做了有理有據(jù)的闡述。這一發(fā)言，對8月8日鄧小平發(fā)表總結講話推翻所謂“黑線”論也應當是有促進的。

對比會議記錄可知，劉道玉先生的回憶錄那一段不很真切，劉西堯的態(tài)度不夠明朗，溫元凱在鄧小平“拍板”后才對“十六字”方針提出修改建議。人的記憶是如此奇妙，除了查先生，多數(shù)當事人都在有意無意之間夸大了自己的作用。

偶然與必然

我國的高考招生制度，在1966年“文革”發(fā)生當年被廢止，高校停止招生三年多。為了貫徹教育與生產(chǎn)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走面向工廠、面向農(nóng)村的教育路線，大批學校下放，廣大知識青年下放農(nóng)村或回村勞動。直到1970年，北大、清華等高校開始試點招收“工農(nóng)兵學員”。工農(nóng)兵學員的遴選實行的是“自愿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查”的十六字方針。由于不進行公開招考，推薦、批準等環(huán)節(jié)“走后門”成風，屢禁不止。學員中初中和小學生占大多數(shù)，教學質(zhì)量可想而知。

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就試圖整頓教育工作。當年八、九月，與胡耀邦一道“整頓中國科學院”的李昌同志，就提出試辦理科實驗中學，為中國科技大學輸送人才。李昌還提出了中國科技大學恢復招生，“打算直接從65-67三年的高中畢業(yè)生中錄取，采取自愿報名、嚴格考試、半工半讀的辦法”（馮蘭瑞《恢復高考內(nèi)幕的內(nèi)幕》）。但不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興起，胡耀邦、李昌被停職，李昌的建議隨之落空。

粉碎“四人幫”之后，在20世紀末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成為我國人民的奮斗目標。科學技術現(xiàn)代化是四個現(xiàn)代化的關鍵，1977年5月底，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全國科學大會，號召全國人民“向科學技術現(xiàn)代化進軍”，培養(yǎng)合格人才成為科技和教育界面臨的重要任務。在這樣的形勢下，改革高校招生的呼聲逐漸高漲。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復出后，主動請纓，分管科教工作，立即召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試圖摸清和解決科技和教育工作中的種種問題，可謂正當其時。

劉道玉等人出色地組織了這次會議，查全性等人不辱使命，適時地把改革大學招生的緊迫性擺在國家領導人面前。鄧小平同志果斷拍板，顯示了一個大政治家的擔當和風范。

恢復高考是“文革”過后撥亂反正的第一個重大事件。查全性因與劉道玉為同事而被提名參加科教座談會具有偶然性，鄧小平同志及時地拍板也可以視為一個偶然性的事件。但聯(lián)系這一事件的前后關聯(lián)可知，恢復高考在當時是勢所必然的。俄國思想家普列漢諾夫在《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曾說：“個人往往能對社會命運發(fā)生重大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是由社會內(nèi)部結構及其對其他社會的關系決定的。”指出這種必然性并不否定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反觀現(xiàn)時我國教育和科技工作中的種種問題，如應試教育、教育行政化和產(chǎn)業(yè)化、學術腐敗、教育和科技體制改革遲緩等等，雖然大家對癥結洞若觀火，但長期得不到解決，正是亟待有魄力的決斷。對比之下，鄧小平當年果斷拍板何等可貴！

與會者參與和見證了這一歷史性的事件，或多或少有所貢獻；當回憶往事之時，“自傳體記憶”出現(xiàn)某種“懷舊性記憶上漲”，有意無意地對“自我”有所突出，也是可以理解的。*

（原載《南方周末》200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