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從1932年當復興社特務處處長，到1946年以軍統局副局長的身份墜機，前后當了蔣家王朝十四年的特務頭子。

要是比當特務的資歷，戴笠可能還真不如南昌行營調查課的鄧文儀、中統的徐恩曾、別動總隊的康澤，但是戴笠能以黃埔六期生的學歷力壓黃埔二期的鄭介民而被老蔣指定為復興社特務處處長，自然有其過人之處，要比起陰險狡詐心狠手辣，徐恩曾和鄭介民還真不如他。

戴笠掌管著蔣家王朝最大的特務系統，一般的正規軍兵團司令也得賣他面子，就連胡宗南、湯恩伯那樣的“封疆大吏”，也跟戴笠稱兄道弟。

因為老蔣的寵信而飛揚跋扈的戴笠也不是沒有吃癟的時候，比如在1940，他就在香港被逮捕吃了好幾天牢飯，其心腹嫡系、曾任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的沈醉在提到這樣一件大事的時候，卻只是一筆帶過：“他自從那次在香港丟了面子以后，一直不愿再去香港，并且特別痛恨英國人而稱贊美國人，甚至甘心認美國人當干老子，而不愿意同英國人做朋友。”

關于戴笠在香港被捕的原因，戴笠的“徒弟”和“朋友”們都諱莫如深，有時候還故意編造故事混淆視聽，在他們筆下，戴笠好像是“深入虎穴”但追捕王亞樵，這才被港英當局逮捕，這樣一寫，戴笠就成了“孤膽英雄”，但是當年的軍統局香港區書記王方南卻知道滿不是那么一回事——戴笠根本就不是因為在手提箱里藏了手槍而在海關被捕，事實上戴笠要是想用槍也不必從內地帶過去，而且戴笠一輩子也沒有用槍實戰過，他的槍法有多爛，沈醉是十分清楚的。

戴笠去香港不必帶槍，如果輪到他這個“戴老板”親自開槍，軍統也就離覆滅不遠了。

據曾任軍統北方區區長、東北辦事處主任的原中將文強描述，他抗戰期間在香港逗留，曾聽沈醉人前任郭斌（沈醉是1943年當的總務處長，此前在軍統管總務的是郭斌）講過戴笠被捕的原因和“獲救”經過：“在文強撤離上海的兩個月前，戴笠曾在香港被港英當局秘密逮捕。起因是軍統局在香港設立了一處收集日偽情報的秘密電臺，港英當局擔心引起日本抗議，一直想要取締，但卻偵察不到這個電臺的位置。正在這時，戴笠在香港的一個情婦因與戴笠鬧翻了，向港英當局告了密。”

據說是戴笠的情婦向港英當局提供了戴笠的到港日期和照片，于是郭斌開自備車去機場接戴笠時，發現戴笠一出機艙門就被便衣巡捕逮捕，郭斌以目示意后掉頭離去找人營救，這才讓港英當局扣押戴笠一迫使其撤銷秘密電臺的如意算盤落空。

黃埔六期的戴笠對黃埔四期的文強一向是尊稱其為“念觀兄”而不直呼其名，文強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還一直對戴笠表示感激：“與我相處十二年，他對我是特殊的對待，我感到他對我是一貫的信任，一貫有禮貌。我沒有向他求過官，卻將我的官階升得比他自己還高還大。”

文強去東北之前，胡宗南就告訴他的中將軍銜到手了：“念觀兄，策動百萬偽軍反正，比打一個大勝仗的功勞還大呀！我跟雨農已聯名推薦你為陸軍中將，安排為接收華北、東北的要員之一。”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也證實了這件事：“參加受降后，第八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兩個人打電報給蔣介石，說文強抗日功勞很大，應該晉升中將。1946年，蔣介石正式批準我升為中將，這一年我三十九歲。我帶著一批人坐飛機來到錦州。后來聽人家講，中將以上官銜的，頭一個到東北的就是我。”

沈醉和文強都欠著戴笠的人情，所以在他們寫回憶戴笠文章的時候，難免筆下留情，而一些網文以訛傳訛，居然也采信了為戴笠粉飾的資料，這些文章要是讓王方南看見了，肯定會忍不住冷笑。

王方南是跟文強同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其公開身份是保密局上海站少將站長兼任上海市政府調查處處長，但他的真實身份是一直跟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負責人秘密聯系的我方特工，要不是1955年受潘姓上級牽連，也不會被判處無期徒刑，并直到1983年才恢復起義人員身份。

王方南也是一個“老軍統”了，據他在《我在軍統十四年的親歷和見聞》（刊發于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一百零七輯）中回憶，他1935年參加軍統特務訓練班，至1949年任保密局上海站站長，足足當了十四年特務。

王方南1935年5月在漢口加入軍統，同年10月，我被調往軍統杭州特別訓練班第六期受訓，訓練班的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余樂醒，書記長是王孔安。訓練班分為六個隊，一、二、三隊是普通隊，主要進行警察治安訓練，第四隊進行的是全能性特務訓練，第五隊專門進行汽全駕駛訓練，第六隊專門進行電訊訓練。

王方南當時在第四隊受訓，其政治指導員就是在戰犯管理所打過黃維耳光、1960年跟沈醉同一批特赦的董益三，當時的教官還有謝力公、余秀豪——這個余秀豪后來也去了東北行營督察處，當時的處長就是文強。

王方南看守過張學良，在軍統上海區當過助理書記（過去的書記跟現在的書記不是一回事，當時的上海區長是周偉龍，書記是程一鳴），1938年11月，王方南調到軍統香港區，先后任助理書記、情報組長、書記，直到1941年2月才從香港調回重慶，戴笠被逮捕期間，王方南正在香港區當書記。

我們看王方南的回憶，就會發現電視劇《潛伏》中保密局天津站的機構設置有些不符合史實，因為與天津站同為甲種站的上海站機構是這樣的：王方南于1949年2月接任保密局上海站站長，其下有二科一股，一科主管總務，二科主管情報，情報科下設情報股、檔案股、資料股，站本部還有個直屬會計股。上海站既沒有情報處也沒有行動隊，卻有九個外勤組，其中有六個情報組和工運、學運、偵訊組各一個。

有史料說戴笠是1941年在香港被抓的，但王方南記得很清楚：“1940年秋天，戴笠在香港被英國巡捕房扣留了一次。事情是這樣的：戴笠有個女秘書叫余素恒，原是軍統外事訓練班的學員，戴有意娶她為妻，準備把她送往美國去留學。余素恒在香港辦好出國手續，戴笠特地從重慶乘飛機趕來香港為余素恒送行。他剛下飛機就被英方人員扣留。”

戴笠被抓后，劉方雄（戴笠的江山籍同鄉，后任香港站站長）馬上打電話給書記王方南，王方南馬上找到在港英當局政治部當探員的香港區情報員方水：“方水告訴我說，戴笠到飛機場時，英方人員檢了他的行李箱，發現了大量美鈔和港幣，認為可疑，乃將其拘留。”

戴笠去香港送“女朋友”，帶著那么多美鈔，自然是要為其提供學費和生活費，從這一點上來看，當時戴笠對余素恒是動了真情的，甚至當時連自己的代號都為此女改了，這件事沈醉倒是沒有藏著掖著：“戴笠很會討女人的歡喜，當他和女秘書余淑衡（就是余素衡，當時大家只聽過名字，所以寫出來同音不同字也很正常）打得火熱時，便速自己的化名也改了姓余，名龍，以暗示他是余家的乘龍快婿。但自從把余途去美國深造而得到胡蝶之后，胡了解他這一個化名的由來，很為吃醋。他在寫信給特務們而用余龍兩字署名時，胡便在旁邊撤嬌地‘嗯’上一聲，只說出一個‘又……’，戴便馬上在寫好余字之后，再在下面添上一橫，把化名改為金龍。”

這個姓余的軍統女特工最后去了何處，其家世如何，筆者知道但是不能完全寫清，因為那會涉及到起義將領，所以咱們還是來換個角度來問：像戴笠那樣的特務頭子，在當年的香港尚且難免吃癟，普通人去了又會受到怎樣的欺壓？抗戰期間，戴笠嚴令軍統特務不許戀愛結婚，違者禁閉坐牢，他自己卻換了一個又一個“女朋友”，他的心腹沈醉也娶了軍統特訓班女學員，這事兒又該怎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