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參謀本部上校高級參謀”文強到達上海，與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處長戴笠有過一次很有意思的對話。

文強告訴戴笠：“我調查了一下，在上海，日本特務活動的中心地方，一個是上海的海軍俱樂部，另一個是同文書院，這兩個地方里面凈是日本特務。（本文黑體字均出自《文強口述自傳》）”

戴笠很發愁：“你指出來的那兩個地方，日本海軍俱樂部進不去，我們沒有內線，同文書院有許多特務隱藏在里邊，這些特務都是些高級的教授，最熟悉上海的情況。”

本文開頭關于文強和戴笠的職務介紹，可能有讀者會有些疑惑，所以這里有必要先解釋一下：我們習慣稱呼戴笠領導的特務機構為軍統，最早是復興社特務處，后來是軍委會調查統計局（我們可稱之為老軍統）第二處——老軍統局長為賀耀祖，第一處處長為徐恩曾，第二處處長為戴笠，第三處處長為丁默邨。

1938年3月29日，老蔣決定讓老軍統分家擴編，并于4月1日執行，第一處變成了中執委調查統計局，也就是中統；第二處繼承了老軍統名稱，也就是我們熟悉的軍統，戴笠以副局長身份主持工作，他們每年召開“四一大會”，就是為了紀念這一天，而這一天也恰好是復興社特務處在1932年成立的日子；第三處丁默邨叛變后組建了汪偽“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丁默邨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為副主任，那就是我們熟悉的魔窟“七十六號特工總部”。

1937年八一三抗戰爆發的時候，戴笠還是老軍統第二處處長，因為第二處又叫“特務處”，所以當時很多特務和后來的史學家，還將其稱為特務處，也沒有太大錯誤，但這個特務處已經不是“復興社特務處”而是“軍統局特務處”了。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代參謀長文強，當時是“參謀總長”程潛很器重的上校參謀，他去上海的主要任務，就是協助戴笠組建一支一萬人的“別動總隊”。

老蔣要組建別動總隊的原因，戴笠告訴文強了：“戴笠從樓上下來，從皮包里拿出一份電報給我看，說是校長來的電報，說蔣介石要戴笠跟杜月笙合作，在一個月內組織一萬人的別動隊。當時上海到處是日本特務，每天晚上打信號槍，需要一支部隊維持秩序。”

這些日本特務并不全是日本人，也不全在日本海軍俱樂部，于是我們的問題就出來了：那個潛藏大量日本特務的“同文書院”是怎樣一個機構？戴笠和文強為什么對這個機構如此重視？

老蔣命令“軍政部（首任部長馮玉祥，抗戰期間是何應欽）”給了戴笠文強一萬人的編制和經費以及一些輕武器，所以別動隊在杜月笙提供大量門人的情況下，不到一個月就建成了，但是這一萬人的隊伍能干什么，戴笠卻有些迷糊，于是就問兼任“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的文強怎么辦。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都知道，別動總隊的全稱就是“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總隊”，后來又改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交通警察總隊”，當年這支輕武裝部隊是受行動委員會指揮的，該委員會的委員，有幾位大家比較熟悉：宋子文、張治中、俞作柏、杜月笙、戴笠楊虎等十四人為委員，戴笠為書記長，文強為人事科長（后為忠救軍政治部少將主任）。

管人事的文強知道這支主要由幫會中人組成的部隊上前線不行，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戴笠：“咱們這些烏合之眾不需要到前線去打，去了也根本抵擋不了幾個小時。上海現在還是作戰的后方，到處都有漢奸，每天晚上都有人打信號槍，把這些漢奸肅清，咱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戴笠表示肅清漢奸和日特十分困難，文強這才把自己的調查結果告訴戴笠，兩人商量先從同文書院下手。第一步就是文強派人打入其內部，文強還提出了要求：“從明天開始，你派兩個小姐給我。要懂日文，會照相，會騎馬，會射箭，會打槍。”

文強在加入軍統前是做什么的，熟悉那段歷史的都知道，筆者也多次介紹過，這里就不用細說了，咱們還是接著聊同文書院。

文強指揮兩個“警官學校（人們習慣稱其為軍統特訓班）”受過訓的女特工，拿著照相機藏在同文書院大門口，把進出書院的人員逐一照相，并對重點目標進行跟蹤，準確地掌握了他們的行蹤，然后文強向戴笠報告：“昨天晚上我跟余樂醒（沈醉的姐夫，跟《潛伏》中的吳敬中一樣，是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來后叛變加入軍統的）研究了，余樂醒有個很好的建議，說我們去同文書院綁架幾個人，回來一拷問，就什么都說了。”

文強和余樂醒都是武功極為高強的資深特工，他們綁架幾個教授，那就是甕中捉鱉手到擒來：“那幾個教授根本不用打，就什么都說出來了。他們交代說有個仁丹胡子的日本特務，知道我們有個水井，在水井里放毒害中國人，他們還拿錢收買了上海附近的一批農民跟著做特務。”

這里順便說一句，后來的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沈醉，當時也在上海，他先是當情報組長、行動組長，后來又以“軍委會戰地隨軍調查組羅瀏組組長”的身份，在羅店、瀏河一代“監督”王耀武的五十一師：“我們調查組的任務，主要是深入前線，了解部隊對日作戰情況、傷亡實數和陣地變動情況，同時還要監視部隊，防止部隊投降或是部隊長官花天酒地、玩忽職守。”

沈醉沒有說他參加了姐夫余樂醒和文強組織的綁架行動（我認為文強的說法不太準確，似乎應該叫抓捕而不是綁架），余樂醒和文強的審訊手段也不必細說，反正那些間諜全招了：“他們交代出了幾十個日本特務，說晚上打信號槍的也是這批家伙。還說日本人在鐵路邊上建造的水塔，實際上是日本人的炮兵測量點。后來，這幾個教授還把日本間諜的名冊交給了我們。我們根據他們提供的線索，抓住了一些日本特務。由于這幾個教授交代得還算老實，我們就優待他們，把他們送到南京關起來了。 ”

文強并沒有說那幾個教授是什么國籍，所以咱們還是得看看上海同文學院的沿革及歷任院長：第一任院長根津一(日本著名間諜，漢口樂善堂情報網頭目，第二任院長杉浦重剛(裕仁的老師)，第三任院長根津一(日本著名間諜，漢口樂善堂情報網頭目)，第四任院長大津麟平(臺灣總督府官僚)，第五任院長近衛文麿(這個人不用介紹)，第六任院長大內暢三(升格后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首任校長)，第七任校長矢田七太郎(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第八任校長本間喜一(后來創辦了愛知大學)，1945年日本戰敗，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作為間諜機構被勒令關閉，在華人員遣返日本。。

通過上面的簡介，我們就會發現這個書院“歷史悠久”，在清朝末年就已經在上海扎根，他們的“教學內容”，自然也“與眾不同”：此學校一開始只招收日本學生，并組織歷屆學生對中國進行的長達四十余年的“實地調查”。

1917年4月同文書院遷到上海徐家匯，后從1918年書院開始新設“中華學生部”，也就是開始招收親日分子入學，學制也從三年延長到四年，李士群就是從這個學校畢業的。

從第一期學生到日本戰敗，同文書院的“旅行調查”持續了四十五年，參加者達五千多人，旅行路線七百多條，寫了數十億字的調查報告書，以至于當時有人說“日本人了解中國勝過中國人對本國的了解。”

文強和余樂醒抓捕了幾個同文書院教授和幾十個間諜，戴笠很高興：“你把同文書院的教授一綁架，特務們都被關起來了，現在我們在上海作戰是很安全的。你這個事情做得好，你這個人好像有三個頭八個鍋（意思是無所不能）。”

事實證明，戴笠高興得太早了，即使日本戰敗后同文書院被取締，該間諜機構也沒有徹底消失，他們又以“霞山俱樂部”(近衛篤麿號霞山)、滬友會為掩護，創辦《滬友》雜志、設立東亞書院、開辦中文班， 并以“教育交流”為名重新進入中國活動。

戴笠和文強抓同文書院教授和間諜，抓得好，至于該書院后來又以什么形式死灰復燃，筆者知道卻不敢說，想必熟悉那段歷史和現在情況的讀者諸君，心里也有很多話要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