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在大涼山深處糾結了一幫土匪，危害鄉里，企圖與人民政府對抗。中央得知后，派西康軍區副政委魯瑞林帶軍隊到大涼山剿匪，并組成民族工作隊展開土改工作。

經過幾場戰斗，占據著嘎基彝族部落的反動派和土匪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跑的跑，逃的逃。部落里只剩下了一些老弱病殘，大多是大涼山地區大家族的奴隸。工作隊進駐后，對這些人進行了登記，但由于語言不通，需要找一個能懂漢語的翻譯。

這時候，一個左眼失明的奴隸，走過來說，他是漢人，可以給工作隊翻譯。工作隊的人很好奇，為什么一個全部是彝族部落的地方，會有一個漢人奴隸？

這個奴隸告訴工作隊，他以前逃難到這里來的，名叫帥仕高，這十多年來兩耳不聞窗外事，也不知時局和戰爭變幻成了什么樣。帥仕高和工作隊接觸了幾日后，對解放軍的紀律十分佩服，對著一起工作的戰士說：“解放軍的紀律真的好，跟紅軍一樣好！”

工作隊的戰士聽到這句話后，問帥仕高：“解放軍就是以前的紅軍啊，你見過紅軍？”

得知眼前的隊伍就是當年的紅軍，帥仕高有些激動，“沒想到我還能再見到紅軍！”

接著，帥仕高講起了他與紅軍的經歷，“十七年前，我是安順場渡口的船工，是我撐船送紅軍渡河的。”

帥仕高的這一經歷，讓工作隊大吃一驚，一位隨隊記者隨后將他的事跡寫下來，并上報給了軍區，魯瑞林看到這篇文章后，高呼一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因為黨中央之前一直在尋找這位叫帥仕高的船工，只是一直沒有他的消息。

帥仕高到底有什么特殊經歷，能讓中央對他格外關照呢？他又為何淪為奴隸呢？這還得從1935年的強渡大渡河說起。

1934年10月，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開始戰略性轉移，拉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之路。

一路上，蔣介石命令國民黨軍隊對紅軍圍追堵截，紅軍在突破敵人重重封鎖線后，在遵義確立了以偉人為核心的領導層。

但敵人的“圍剿”并未松懈，紅軍在新領導層的帶領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巧妙地躲過敵人的各種包圍和追擊，于1935年5月準備渡過大渡河進入川西北地區。

當時蔣介石調集了四個軍20萬人，大渡河前有阻擊，后有追兵，準備將紅軍包圍在大渡河南岸，甚至還放出狂言，要讓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

這并非妄言，當年石達開就是在這里全軍覆沒。作為太平天國杰出的軍事將領，翼王石達開在太平天國發生內訌后，率領十萬將士西征，想為太平軍留下一脈。1863年4月，經過一路拼殺，石達開的十萬軍隊只剩四萬，他們渡過金沙江，并于5月來到大渡河邊。

在大渡河邊，石達開命令將士造船筏渡河，但多日的暴雨讓計劃沒能按時完成，三天后清軍殺到。錯失了渡河最佳時機的石達開，多次強渡未成，只能向后與清軍拼殺，終因糧草耗盡，戰損嚴重而陷入絕境。

無奈之下，石達開不得不與清軍談判，按清軍要求，石達開只能帶2000人到清軍兵營投降，而當時他們還剩6000余人。石達開最終遣散4000人后，帶2000人馬投降。但清軍并沒有遵照約定，而是將石達開及2000將士全部殺害。

石達開軍隊折戟于此后，大渡河成為中國戰爭史中一個悲情之地。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地勢陡峭，兩岸都是崇山峻嶺，水流湍急，平時河面寬度達300多米，汛期可達500米。有了石達開的前車之鑒，國民黨高層都認為，紅軍即便是能過得了金沙江，但大渡河絕對是無法逾越的鴻溝。

更何況，當時紅軍面臨的情況，與72年前的石達開面臨的何其相似。首先，兩支部隊都是5月份汛期時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這也算是一個歷史的巧合。其次，兩支部隊都面臨敵人的各種“圍剿”，當年石達開軍隊到此時只剩4萬，而中央紅軍，僅剩2萬余人。在敵人數量方面，紅軍比石達開軍隊承受的壓力更大，當時國民黨在大渡河周圍部署了近20萬兵力。

一直視曾國藩為榜樣的蔣介石，誓將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而面對重重困難，偉人則預言：石達開沒有走通的路，我們一定能走通。

因為客觀條件只是戰爭輸贏的影響因素，真正決定戰場勝負的關鍵因素，還是人。

1935年5月24日，后方緊追不舍的國民黨軍隊已經越來越近，為了避免陷入敵人的包圍圈，紅軍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強渡大渡河。

對于這一步，國民黨也早就考慮到了，他們之前就將安順場的船只和船夫、糧食等運到了北岸，讓紅軍無船可用，無糧可食。這些行動，都是由一個當地名叫賴子忠的大地主負責實施。

當時，賴子忠還接到命令，要他把南岸的房屋全部放火燒了，但他的家產大多也在南岸，舍不得將祖宅付之一炬的他，花錢買通了國軍官員，給自己留了一艘渡船在南岸。

賴子忠的如意算盤是這樣打的：如果紅軍不從這過，那他的房子都能保留了。如果紅軍來了，那他馬上放火，然后坐船跑到北岸。賴子忠自認為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但他萬萬沒想到，5月24日晚，紅軍先遣隊紅一團急行軍80里，馬上擊敗駐守在鎮上的兩個連，占領了安順場渡口，這場戰斗僅僅20分鐘就結束，賴子忠還沒來得及逃跑，就在船上被紅軍俘虜。這艘船也成了當時大渡河南岸唯一的船只。

雖然繳獲了一艘可搭載20多人的船只，但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寬廣，暗流涌動，礁石險灘眾多，如果不是當地有經驗的船工掌舵，很難駕馭船只渡河。

經過向當地老鄉的打聽，紅軍得知大部分有經驗的老船工，都被抓到北岸了。不過有位技術很好的年輕船工，沒有被抓走，還在南岸。這名船工，名叫帥仕高，時年24歲。

紅軍馬上派人到帥仕高家里求助，但戰士敲了好久的門，帥仕高卻不敢開門。主要是因為之前國民黨宣傳中，紅軍是“殺人不眨眼的土匪”。還有一個原因，是平時被穿軍裝的欺負怕了，見了都得躲著走，何況還是找上門來的。

紅軍戰士敲了門后見沒人來開，便對著里邊喊：“老板，不用緊張，我們紅軍是窮人的軍隊，我們這些人也都是農民出身。”

聽了這幾句話，帥仕高打開了一條門縫，打量著眼前的紅軍戰士。他最大的發現，就是從穿著上看，這些當兵的真的挺窮的。眼前的幾個紅軍，衣服都打著補丁，腳上穿的是草鞋，并不比一般老百姓好，再聯想到之前見過的國民黨當兵的穿著，帥仕高對眼前的紅軍產生了天然的好感。

帥仕高將紅軍戰士請進了屋里，對于戰士們來的用意，他已經猜到了幾分。“老板，我們是想請你幫我們渡河，你放心，我們會給錢的。”紅軍戰士說出了來意。

“船不都被人拉到北岸了嗎？現在渡河南岸沒有船了！”帥仕高對于現狀還是很了解。

戰士聽后，解釋說：“我們繳獲了一艘，但在撐船掌舵方面，我們不行，問了好幾個人，都說你是這方面的行家，所以來找你幫忙……”

帥仕高聽后，“哦”了一聲后陷入沉默。他顧慮的是，當時國民黨在北岸駐扎了一個營的兵力，如果他帶紅軍渡河，對面的國民黨肯定會開槍射擊，說不定一個不小心就中彈丟了性命。

經過紅軍的動員，帥仕高一番深思熟慮后，終于答應紅軍的請求，但有條件，那就是必須吃頓好的。還有，他一個人撐船不行，還得找幾個幫手。

在紅軍答應后，帥仕高找來了鄭有倫、減仕華、汪有倫等相熟的幾位船工。在岸邊的棚子里，紅軍戰士把籌借來的大米做成白米飯，滿足了帥仕高等人“吃頓好的”要求。看著幾人狼吞虎咽地放開肚皮的吃相，戰士們都有些害怕，帥仕高一人就吃了三大碗白米飯。

而帥仕高這邊，要求吃頓好的，其實也是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前方兇險，不知道子彈什么時候就射來，既然是送命的活，那“不做餓死鬼”也是人之常情。其二是就算生命無憂，撐船也是個體力活，而且當時只有一艘船，肯定需要往返好多趟，對船工的體力也是個極大的考驗。

5月25日凌晨，紅軍首長親臨渡口指揮，經過商討，決定由紅1團1營的17名勇士作為先鋒隊，登上帥仕高等四名船工撐船的船只，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開始渡河。

頭一天剛下了雨，河水開始漲起來，在當地有“五月漲水不渡船”的說法，但帥仕高和同伴已經顧不了那么多了。他們合力將船只往河心劃去，沒過多久，敵人就發現了幾百米寬的河面上的這一葉扁舟，馬上用機槍朝這艘船射擊。“老板，到后頭去！”面對敵人的槍炮，紅軍戰士擔心船工的安全。

帥仕高等人用力地劃起船槳，子彈從耳邊嗖嗖地飛過，在湍急的河流中，船只左右搖擺。當船只來到河心位置后，帥仕高憑借經驗，找到了被漲水覆蓋得只剩一個頭的一塊礁石，船只離礁石越來越近，要是撞上那就整船都完蛋了。而這個地方，也是敵人火力覆蓋的射程之內。

好在這時，在南岸的紅軍，看到先鋒隊進入敵人射程，調集了重火力，用炮向對岸打去，掩護船上的勇士們。帥仕高和三名船工，在身上綁起繩子，爭分奪秒地跳下船，用肩膀將船向外推，終于使航向避開了礁石。

離開礁石后，船只快速向北岸渡口駛去，渡口的敵人剛準備反擊，就被南岸的炮彈擊中，船上的先鋒隊馬上登陸，將渡口控制住。

紅軍控制住北岸渡口后，帥仕高和同伴也找到幾條之前被拉過來的船只，他們當即撐著四條船回到南岸，將更多的紅軍運往對岸。往返了好幾趟后，紅軍終于將北岸守敵擊潰，占領了陣地。

被抓去北岸的船工們，也全部獲救，他們回來后，看著紅軍的衣著和行動，根本不像宣傳的那樣“土匪”，再加上在帥仕高等人的勸說下，組成了一個77人的船工隊伍，大家分成四個組，日夜不停地擺渡。但由于船只小，再加上紅軍兩萬多人的體量，經過7天7夜的強渡，依然只有7000余人渡過了大渡河。

這個速度讓首長很焦慮，要是敵人再次集結起來，那河兩岸的紅軍就會被迫兵分兩路，很容易被敵人分而圍之。

關鍵時刻，一位86歲的當地老秀才宋大順獻計，讓紅軍大部隊沿河而上300里，從瀘定橋渡河。偉人在聽后，馬上與軍委其他領導商議后決定，用過河的7000人，在北岸牽制住國民黨軍隊，而南岸還未渡河的紅1師輕裝上陣，急行軍沿河而上，于29日飛奪瀘定橋，讓南岸的紅軍主力順利通過大渡河這個天塹。

雖然后面一萬多的紅軍，是從瀘定橋過河的，但帥仕高和同伴擺渡到北岸的7000多名戰士，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避免了“石達開第二”的悲劇。擺渡完紅軍后，一位紅軍首長來到渡口，問候了帥仕高，并給了他8塊大洋作為酬謝。

紅軍槍斃了大地主賴子忠，告別了帥仕高等人，繼續北上。而在紅軍走后，國民黨軍隊再度占領了安順場。之前幫助過紅軍的船工們，一個個都成了“通匪”的“罪人”。其中貢獻最大的帥仕高，在抓捕名單的第一位，而他自己卻并不知道。

一天早晨，還在睡覺的帥仕高被一陣敲門聲驚醒，開門一看是一個親戚，還沒來得及問候，那位親戚就說：“仕高，你快跑，國民黨要來抓你了。”

帥仕高一聽，瞌睡都被嚇醒了，“真的？”

“當然是真的，你幫紅軍渡河，他們抓到你肯定槍斃啊。你趕緊逃吧！”聽了親戚的話，帥仕高馬上收拾了幾件衣服，就逃出了安順場。

在親戚的通風報信下，另外幾位船工也趕到了鄰村，跟帥仕高匯合。起初他們都覺得，只要隔幾天等風頭過了就可以回家，但沒想到國民黨一直追捕他們，完全沒有息事寧人的意思。

由于找不到帥仕高，他的父親，哥哥和嫂嫂，都被關了起來，受盡了各種折磨，父親最終慘死在獄中。帥仕高和伙伴，只得隱姓埋名，在深山中呆了一段時間后，只得到異地給人當短工，靠挖礦、跑馬幫等活謀生。

最終，實在走投無路的帥仕高，來到大涼山彝族地區，賣身為奴，成了一個嘎基彝族大地主的奴隸，專門給地主家養馬放牛。

作為一個奴隸，帥仕高毫無尊嚴可言，他吃住都在牛棚里，牛棚本來就不干凈，牛馬的屎尿，伴隨著吃剩的雜草，漚在一起后，味道難聞不說，還有各種病菌傳染，每天住在牛棚的帥仕高，久而久之眼睛被感染了，最終左眼完全失明。

一位為紅軍強渡大渡河做出巨大貢獻的船工，就這樣為逃避國民黨的抓捕，像牛馬牲口一樣過了10多年暗無天日的生活。

1950年初，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來到安順場考察，得知帥仕高和船工因為當年幫助紅軍渡河而流落他鄉，馬上讓當地組織尋找這些紅軍的“功臣”。好幾位還活著的船工都回家了，但一直沒有帥仕高的消息，生死未知。

后來，彭老總得知帥仕高生死未卜及他的家人受的難后，向中央提出，要求當地西康省要發動一切力量，尋找這位紅軍的恩人。接到中央的命令后，西康省政府成立了工作組，到處收集線索，尋找帥仕高，但一直沒有消息。

直到1952年，解放軍在大涼山剿匪時，才在一個彝族村寨里，發現了“獨眼”漢族奴隸就是中央一直在尋找的紅軍恩人帥仕高。

帥仕高被找到的消息傳到中央后，由于當時劉帥在忙著籌建軍事學院，彭老總在朝鮮戰場，所以中央回電只要求西康省妥善安排和照顧好帥仕高的生活問題。

當地政府將帥仕高迎回家，分到了三間房屋和土地，已經40多歲的他，也娶上了老婆生了孩子。

1955年，是紅軍強渡大渡河二十周年，中央決定舉行紀念活動。彭老總特意派人將帥仕高接到了北京，參加了這次紀念活動。但這次北京之行，帥仕高并沒有見到忙碌的彭老總。

1965年，彭老總出任西南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在石棉礦考察的時候，聽說帥仕高在石棉縣的礦區醫院里治療眼疾，立馬決定要去見一見這位故人。

來到醫院后，彭老總握著帥仕高的手說：“你是帥仕高嗎？我們是老朋友了，早就想到安順場去看看你們啊。”

時隔30年后，帥仕高已經認不出眼前的這位首長，問道：“首長，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我不光知道你的名字，我還知道你為紅軍吃了不少苦，30年前，紅軍離開安順場的那天，我們是在船上告別的嘛。”聽了彭老總的話，帥仕高有些不敢相信，問道：“首長，你叫什么名字？”

旁邊陪同的人員說道：“這是彭總，彭德懷！”

張震將軍與帥仕高合影

帥仕高一聽，馬上拉住彭老總的手說，“我知道了，你是30年前告別時給了我8塊大洋的首長，1955年也是你派人接我去北京的！”

兩人拉著手聊了很久，之后彭老總掏出30塊錢，塞給帥仕高，說是一個老紅軍對“恩人”的一點心意。帥仕高起初不愿收，但耐不住彭老總的勸說，收下了錢。之后彭老總還派人送來一部收音機，讓帥仕高有空聽一聽。

改革開放后，當年參加過強渡大渡河的開國上將楊得志也到安順場看望了帥仕高。此后，帥仕高成了當地的紅色名片，所有來參觀強渡大渡河的人，都會從導游那里聽說帥仕高和紅軍的故事。

1995年，生在大渡河邊，給人當了10多年奴隸的帥仕高，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享年84歲。

帥仕高雖然走了，但人們一直沒有忘記他。在關于紅軍強渡大渡河，關于軍民魚水情的史詩篇章中，總會提到他的名字。他和幾位船工的照片，也一直在中國工農紅軍強渡大渡河的紀念館里被珍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