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中，汪偽政府可謂是臭名昭著，在中華大地被日寇不斷侵蝕踐踏的時候，汪偽政府逢迎日寇，甚至制定了一套獨特的“教育”方略；后來看來，這就是一套完整的奴化教育政策。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汪偽政府想要教育民眾“愛國”，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此事件就是癡人說夢。

一張精心編織的奴化網絡

抗戰爆發后，在愛國主義精神鼓舞下的抗爭始終是時代主流，不可否認的是，也有選擇妥協投降的逆流。

汪精衛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他身為國民黨二號人物位高權重，卻選擇投敵叛國，為日寇充當傀儡政府的頭目，給華夏大地帶來了不可磨滅的深重傷害。

當年在辛亥革命中，他也曾行刺過攝政王，一度扮演過“美男子斗士”的角色，但隨著他通敵叛國，過去的一切就不再重要了，因為他已經觸碰了中華民族的底線，從此成為臭名昭著的賣國賊。

一個非常具體的表現就是在于教育，一旦一個民族失去了靈魂距離滅亡也就不遠了，因此也說汪偽政權帶來的傷害更大。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教育事業遭到重創，僅是在當年8月，上海的大型學校就受到嚴重損失，大名鼎鼎的同濟大學被日寇全部摧毀、滬江大學也被日寇所占領，淪陷區教育瞬間呈現出一派蕭條景象。

短短幾年后，汪偽政權正式建立，汪精衛本人就在日寇的扶植下堂而皇之上位，不久后他就著手于恢復淪陷區的教育體系，所謂的教育根本就不同于過去的傳道授業解惑，而是為了配合日寇，把學生們樸素的民族意識剝削干凈。

汪偽政府高層人員的家屬很多都被送到了日本，在這樣的情況下，讓留下來的這些大漢奸去教育民眾如何“愛國”，本身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為了隱蔽性，汪偽政權的教育體系主要有幾個明顯特點。

其一，沿用過往國民政府的教育組織建構；其二，重新修建了一批小學、中學和大學，并強制勒令所有學校全部開學；其三，與官方教育體制相互配合。

看似這一套體制并無大礙，但教育工作的本質根本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內容。

比如在小學歷史教材中，抗戰前的小朋友都知道戚繼光平定閩浙倭寇的故事，但在汪偽政權的操作下，“倭寇”的相關內容被全部刪除了，還在毫無查證的情況下表示：查明后發現，所稱倭寇其實是中國海盜。

還有包括“濟南慘案”等歷史被特別加工，旨在淡化學生民族意識，緩解對日寇政權的敵對情緒。

汪偽政府高層人士也很清楚，想要灌輸殖民理論，就必須得配合一批聽話的教師，奴化教育針對學生之前就得先針對教師，學生中很多還沒有獨立思考意識，教師就不那么好糊弄了。

其實在1939年偽上海市教育局就對上海地區的小學教師進行了“思想智力測試”，這些教師在參與測試后也發現試卷上的內容多與現實政治有關，明顯是被歪曲的內容。

明明是抗日戰爭，在試卷中卻被概括為“日本與中國的戰爭”，給出的“答案”竟然是“永奠東亞和平”；此外，汪偽政權甚至把打擊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列入“輸入兒童腦海”的內容。

很多教師心中是非常清楚真實情況的，汪偽政權則以“妨礙邦交”為名，對一些教師采取嚴厲制裁，甚至有些教師僅僅是對本國地理“加以解釋”，馬上就會被汪偽政權的憲兵隊投入監獄，一關就是好幾個月。

在汪偽政府“思想教育”學生的總體過程中，有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群體，那便是赴日留學生。

汪精衛自己都曾在日本待過很長一段時間，對他日后投敵叛國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早在1909年他就曾在日本出任《民報》主編；自認為系統了解日本后，他被恐日情緒所圍困，更被日寇淫威所壓倒，只看到日本軍事實力的迅速增強，卻沒看到中國得道多助的優勢。

投敵之后，汪偽政府在1940年7月推動了一次考選留日公費生選拔，從考試的內容來看，他們所選拔的主要是技術實用型人才，這只是一個方面，他們更加需要的是培養有關思想方面的，希望留學生能夠在日本留學期間受到日本的同化。

1941年汪精衛本人訪日，他在一次演講中這么說：“長兄打了兄弟，但并非要將其打死，仍要和他同心協力復興家道。”

因為選拔了一批學生去日本留學，因此汪偽政府就能堂而皇之地開辦一批日語學校，給出的解釋就是“讓學生在出國之前能夠熟悉日語”；隨著這些學生東渡，還產生了一個令汪偽政府十分看重的象征性作用，那就是所謂“中日親善”。

因此，汪偽政府對這批留學生的控制也是相當嚴厲。

倒不能說這些學生的選擇是錯誤的，很多年輕人在當時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未來，盡管汪偽政權再怎么控制學生思想，但他們中絕大多數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愛國之心也從未泯滅。

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反倒更加激發起這些留日學生振興祖國的決心，還有一些留學生會偷偷集會、參與各種反戰活動，日寇還偵知了幾起有關“案件”，但沒有一例是中國同胞出賣導致的。

這就是令汪偽政府出力不討好的一次典型了，因為那些被送出去的留學生，大多都成為“反奴化”思想的來源，作為“大時代”中陷入顛沛的一份子，他們的苦悶、歡欣是緊緊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他們更是一群合格的留學生。

注定失敗的“教育”

汪偽政權所推動的奴化教育不僅只針對適齡在校學生，同時還試圖通過政治動員的方式強化對淪陷區內民眾的思想控制。

1941年是他們最為猖獗的一年，那年所開啟的“清鄉運動”與“新國民運動”幾乎是同時進行的。

“清鄉運動”覆蓋面包括江蘇、浙江、安徽等多個省份，分為四個具體組成部分，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和思想。

前三者就是針對新四軍的，但“思想戰”則主要針對淪陷區的民眾，汪精衛把這件事想得非常簡單，認為通過宣傳和教育就能增強國民對他們政府的信仰。

為了能快速達成目標，汪偽政權同樣是采取著相同的套路，把矛頭率先瞄準了淪陷區的中小學教師，逼迫他們去接受短期教育訓練；考慮到不利于管控的原因，他們還將私人學校、私塾等方式全部給取締了，只允許以學校的方式投入教育。

因為這些學校在汪偽政權的淫威下被迫開始使用有毒教材，光聽名字就能窺見一二，如《大東亞主義》、《領袖言論》等等。

另一個“新國民運動”看似是在1941年才推動的，實際上與此前蔣介石在十幾年前推動的“新生活運動”有著很多雷同之處，主要作用就是在強調“領袖至上”，兩者最大的區別就是領袖的不同。

汪精衛非常希望能通過這項運動來強化個人權威，進而增強淪陷區普通民眾對其政權的認同感。

當然，“新國民運動”因為與“清鄉運動”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因此一項重點就是對青少年學生的訓育，蘇州還曾于1942年舉辦過一次中學以上學校訓育人員會議，強調“訓練學生生活一致、思想一致、行動一致”，并仿照德國、日本的模式在青少年中建立軍事性學生團體。

汪偽政權下有個“童子軍”的概念就是在這一段時間內出現的，該團體完全實行的是軍事編制，還把汪精衛推崇為“最高統帥”，這同樣也是汪偽政府變相搞洗腦工程的一種體現。

由于很多孩子年齡還很小，他們分不清是非善惡，不少聽到“汪精衛”三個字馬上就站直了；汪精衛對這種教育手段非常滿意，還逐步把這樣的做法推向了整個淪陷區。

種種奴化教育的方式，對淪陷區愛國師生們的打擊是很大的，那時汪偽政府背靠殺人不眨眼的日寇，就像是一片片遮天蔽日的烏云。

仁人志士是不會因為暫時的失利而放棄抵抗的，大家都在用各種方式進行抗爭，汪偽政府從一開始，結局就是注定的。

整個抗戰期間，中共抗日武裝所殲滅的偽軍數量就接近120萬，日寇投降時，還有146萬偽軍、40多萬偽警，如果再加上東北偽滿洲國軍等，總數甚至比侵華日寇數量還要多。

漢奸的危害是全方位、深層次的，用禍國殃民來形容他們也絲毫不為過，若是沒有這些偽政權、偽軍的支持，日寇是不可能在中國橫行霸道這么多年。

遺憾的是，正義并沒來得及審判汪精衛，他就先一步死去了。

1943年底，因為當年批準賣國條約而遇刺，導致他的體內一直殘留一枚子彈，為了能趕緊取出這枚子彈，他接連進行了多次手術，這些手術并沒能拯救汪精衛，因為胸椎骨嚴重變形、骨膜發炎，臨死之前的汪精衛就像是一具枯尸。

死后，汪精衛被葬在南京郊區，待到抗戰勝利后，他的墓穴則被炸開，尸骨也被挫骨揚灰。

汪精衛麾下的重要人物、大漢奸陳公博就連逃到日本都沒能逃脫審判，已經投降的日本還對外謊稱“陳公博已經自裁”，蔣介石不愿相信，并向日本要求“活要見人，死要見尸”，眼見無法瞞天過海，日方就把陳公博送了回來。

回國后的陳公博很快被判處死刑，他的家屬偷偷把尸體送到了上海，連一塊墓碑都不敢立出來，這就是大漢奸的下場。

在全國范圍內懲治漢奸的浪潮興起后，那批當年赴日留學的學生也再度受到關注，不過當國民黨教育部經過嚴格審查后，也確認這批學生都是愛國的，他們全部通過了審查，名分也由此塵埃落定。

歷史一再證明，汪精衛政府想要靠著日寇淫威折服學生乃至全體民眾的做法根本就是走不通的，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掙扎，他們注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參考資料

1.汪偽政權的“奴化教育” 黃駿 民國檔案

2.【勝利回響】汪精衛叛國投敵 央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