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劇《是首相》中曾出現過這么一個場景：

當首相吉姆·哈克想要放棄購買美國的潛射彈道導彈以恢復征兵制之時，公務員領袖漢弗萊立刻拉攏首相的第一秘書伯納德試圖阻止首相的計劃。

在漢弗萊的論述中，英國國防政策的目的不在于實質上保護了什么，而是為了讓英國民眾“感覺自己受到了保護”，購買美國的“三叉戟”導彈（美國現役最先進的海基核威懾力量），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

畢竟，這個耗資150億英鎊的戰略級武器，除了價格之外，一切細節都不會對外公布，而這種不透明性恰恰就是營造神秘感、安全感的必要條件。

40年前的一部政治喜劇便將英國政府的不堪和政客的虛偽揭露地一覽無遺，可令人唏噓的是，40年后的今天，這樣的政治鬧劇居然照進了現實：

就在2025年6月2日，英國政府突然宣布斥資150億英鎊用于核彈頭項目與潛艇建設，并公開喊話是為了“向莫斯科傳遞信息”。

可還不等我們為跨越40年的這個“巧合”發表感慨，英國首相斯塔默在同一天發布的《戰略防御評估報告》便再次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英國在這份報告中，公然再提“中俄威脅論”，并將軍事投資包裝成打造以北約為核心防務計劃的“必要措施”。

英國為什么要這么做？

當我們回顧6月1日英國防部長希利所言“英國的‘作戰準備’是英美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計劃的一部分”，隱藏在幕后的“黑手”還是浮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與歐洲“異心”

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場，戰爭的殘酷給歐洲的所有參戰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二戰結束之后，歐洲各國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戰略焦慮之中。

雖然1949年美國就率先組建起了“北約”這個國際軍事政治集團，但僅靠這一個防務體系顯然不能緩解所有國家的戰略壓力。

尤其是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以己度人”的美國擔憂蘇聯通過類似的方式在德國發動軍事行動，影響到自己在歐洲的利益。

于是，美國率先提出要在北約的框架下重新武裝西德，以作為對抗“蘇聯假想敵”的前沿軍事力量。

可還不等蘇聯做出反應，法國就先一步提起強烈的反對，只因為，這個計劃讓法國再度回想起了被法西斯德國支配的恐懼，所以無論如何都不愿意看到一個再武裝德國的出現。

作為妥協，法國總理勒內·普利文提出了一個替代方案，試圖將西德軍事力量納入歐洲一體化防務體系之中，這便是著名的“普利文計劃”。

這一套“歐洲防務共同體”確立了軍事一體化的架構，要求各國派兵組建跨國的“歐洲軍”，最高指揮權歸屬歐洲防務部長以及超國家權力機構，以防形成獨立指揮體系。

同時，“普利文計劃”更是與“舒曼計劃（《歐洲煤鋼聯營條約》）”綁定實施，在軍事的基礎上再加經濟作為保障，形成雙重一體化的框架。

這一提案，通過分散編制限制了西德軍隊的規模，使其無法再單獨發動戰爭，同時，歐洲軍整體隸屬北約盟軍最高司令部，接受美國戰略指導，這就讓法國不必單獨承擔防務責任。

對于法國的方案，美國自然提出了質疑，但隨著冷戰的打響，美國必須避免對蘇聯的直接刺激，因此在1951年轉而支持“普利文方案”，并視之為推動西歐政治整合的工具。

可這次又輪到英國站在了法國的對立面，畢竟，此時的英國已經完全將自己的防務核心“托付”給了北約，為了維護這一體系，英國外交大臣貝文甚至批評該計劃為“分割大西洋聯盟”。

即便西德的阿登納政府于1952年簽署《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表現出了空前的配合態度，但在英國的阻撓下，“普利文計劃”還是沒能順利落實。

甚至在1954年，就連法國內部也出現了分歧，戴高樂派直接批評該計劃使法國軍隊淪為“美國的戰略工具”；就連軍方也認為混合編制會導致指揮混亂，難以應對蘇聯的裝甲集群。

多重阻力導致“普利文計劃”遭到法國國民議會的否決，而英國在同一年主導《巴黎協定》推動西德直接加入北約的進程，更是徹底宣告了法國方案的終結。

按說“歐洲共同防務體系”的建立應當是符合英國利益的，但奈何戰后的日不落帝國已經徹底失去了全球戰略投射的能力，與其再建防務，還是直接“抱一個大腿”來得輕松。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不與歐土接壤的島國，英國的地緣政治特征與其他歐洲國家稍有不同，因此，在美國遞出橄欖枝時，英國還曾陷入“大西洋主義”與“歐洲主義”的糾結之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所做的戰略抉擇就不可避免地與歐洲產生了“沖突”。

作為大國的英國驟然站在了歐洲的“對立面”，直接導致歐洲自己的防務體系遲遲難以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更是就此成為了籠罩在歐洲諸國之上的一片陰云……

與美國“同心”

雖然軍事一體化的進程并不順利，但“離美國遠、離歐洲近”終究是英國難以繞開的話題，因此，不管是歐洲理事會的設立，還是煤鋼共同體的協作，其中都沒少了英國的參與。

但隨著歐洲各國經濟、政治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軍事一體化的進程已然無可避免，當1994年更為密切的聯合體——歐盟正式成立，“歐洲共同防務體系”的建設便再次被提上了議程。

由于蘇聯的解體讓美國急于接收東歐劇變帶來的“政治遺產”，但當巴爾干半島民族矛盾激化之時，歐盟的處理卻“拉了大胯”，這就引起歐洲各國對“軍事一體化”的再討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工黨確立了親歐的政策基調，并于1998年發表《圣馬洛宣言》，首次提出支持歐盟的共同防務體系。

這種決策方針的扭轉自然離不開布萊爾政府的領導，但英國國際地位的下降也是促成了戰略轉向的重要原因。

在多國的共同推動下，歐洲安全與防務政策框架就此確立，“歐洲軍”的設想也以“歐盟快速反應部隊”的形式成功實踐。

繼任的布朗政府更是延續了布萊爾時期的政策，不僅幫助歐盟防務體系的完善，更是參與了2004年接管北約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維和任務的“波黑軍事行動”與2008年打擊亞丁灣海盜的“亞特蘭大行動”。

只是，偌大的聯盟終究成為了防務體系的“拖累”，跨政府的合作導致了決策效率的低下，而東歐國家對領土防御的側重與西歐國家對海外干預的關注更是造成了防務目標的分歧。

再加上2008年以后接連爆發的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使歐盟的決策能力大幅下降，更是直接讓防務工作實質上陷入停滯，這就給英國國內的保守勢力留下了“話柄”。

2010年，隨著卡梅倫保守政府的上臺，“疑歐主義”一時間成為英國政府的主導思想，緊隨而至的，便是大力削減相關防務預算，以至于最終還是走上了退出歐洲防務局的道路。

在保守思想主導下，英國不僅拒絕了歐盟軍事總部的設立，更是與法國展開了避開歐盟的雙邊合作，甚至在2011年利比亞內戰之時，英國再次轉移了防務核心，重提對北約的依賴。

不知是不是由于此次“政策倒車”開的太快、太猛，以至于卡梅倫政府在2016年發起了“極致保守”的全民公投，然后，就在全世界驚異的目光中，英國直接脫離了“歐盟大家庭”。

至此，除了防務軍事的合作，英歐持續了近60年的政治經濟合作也徹底宣告了終結，隨之而來的，便是英國徹底倒向了美國與北約的“跨大西洋防務框架”。

我們無法知道英國是否真的與歐洲諸國有如此大的芥蒂，以至于非退出聯盟不可。

但自“9·11事件”以來，美國通過反恐戰爭重塑跨大西洋聯盟，以及迫使英國在伊拉克戰爭等議題上追隨美國立場的態度，終究還是將英國徹底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之上……

早在40年前的撒切爾政府時期，英國就做出了“核威懾優先”的戰略重構，這與當時軍備競賽的國際背景脫不開聯系，但同樣也是冷戰兩極搶奪歐洲“話事人地位”的領導權之爭。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美國利用“安全承諾”將核力量的指揮權劃歸了北約的管控，英國在技術層面對美國的依賴一度達到驚人的85%。

“三叉戟”潛射導彈系統便是在此時被英國斥巨資購入，而這份“投名狀”也確實換來了美國共享導彈維護體系與降低研發費用的實質優惠。

可耐人尋味的是，英國為升級“三叉戟”導彈系統，就曾打出過應對“蘇聯SS-20中程導彈部署與ABM-3反導攔截”的“蘇聯威脅論”。

40年后的今天，同樣的“威脅論”再度上演，又何嘗不是冷戰思維的延續？

英國公開渲染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不僅可以為自己的防務開支找到正當理由，還能與美國構建起反中俄的全新戰略聯盟，以強化自己的防務需求。

同時，強化與美國、北約的關系，也是英國在脫歐后重拾全球話語權、構建全新戰略定位的必由之路，而在這條路上，中俄儼然就成為了英國設想中的“墊腳石”。

只是，就像中國外交部回應所謂“中國威脅”時所說的那樣：在冷戰早已終結的當下，還繼續抱守舊思維，終究只會走上絕路，害人害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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