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 德國總理的權力與歷史演變引人深思：從阿登納到朔爾茨，每位總理以獨特方式塑造時代，卻受憲法與政治格局的制約。

本文剖析總理職位的權力邊界、領導風格與歷史遺產，揭示75年政治史中的關鍵時刻與挑戰，探討他們在民主體制下的平衡之道。

《明鏡》

“一個赫爾穆特走了，另一個赫爾穆特來了。”1982年10月1日，作家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在日記中以簡短話語評論了從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社民黨）到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基民盟）的總理更替。仿佛執政者的更迭無關緊要，仿佛政治格局恒久不變，始終是一個“赫爾穆特”在掌舵。

事實果真如此嗎？數十年來，聯邦德國民眾常感疑惑：無論誰主政，政府的機器似乎總在平穩運轉，與領導者的個人特質無關。然而，德國歷史卻以總理的姓氏劃分時代：阿登納時代、科爾時代、默克爾時代。每位總理似乎都以獨特方式為時代打下烙印，他們的姓氏深深鐫刻在集體記憶中。在這個國家，總理無疑是政治舞臺的焦點，至少表面如此。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總理擁有無邊權力。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在“紅綠黃”聯盟末期顯得力不從心，權力分散，難覓中心。是朔爾茨個人能力不足，還是社民黨、綠黨與自民黨三黨聯盟的復雜性所致？在多次爭執后，朔爾茨選擇開啟提前選舉，以免持續陷入被動。

選舉期間，人們常思考：誰適合擔任總理？要回答這一問題，需先了解總理職位的本質。德國總理的權力源于《基本法》的授權以及歷任總理的實踐。《基本法》如何定義權力？總理們又如何行使權力？通過《基本法》與75年的總理歷史，我們得以勾勒德國總理職位的全貌——正如榮格所言，這是一幅“整體赫爾穆特”的畫像。

任期與影響

在朔爾茨之前的八位總理可分為三類：長期、中期和短期。

• 長期總理（均來自基民盟）：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1949-1963）、赫爾穆特·科爾（1982-1998）、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2005-2021）。
• 中期總理（均來自社民黨）：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1969-1974）、赫爾穆特·施密特（1974-1982）、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 Schr?der，1998-2005）。
• 短期總理（均來自基民盟）：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963-1966）、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1966-1969）。

截至2025年2月23日大選前，朔爾茨似乎可能躋身短期總理之列。本文將聚焦中期與長期總理，他們深刻塑造了德國人對總理職位的認知。

歷史性時刻

德國總理常在關鍵時刻展現個人魅力，這些時刻因強烈情感而深刻銘記，遠超日常政治的漸進成果。

1955年9月14日，阿登納從莫斯科歸來，在科隆-波恩機場，一位老婦人親吻他的手，感謝他成功談判釋放近萬名戰俘。這一壯舉令舉國敬仰。兩年后，1957年大選，他帶領基民盟贏得絕對多數，此后再無人企及。

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此舉在國內引發爭議：48%的民眾認為過分，41%認為恰當。但這一畫面成為德國歷史的重要象征，極大提升了勃蘭特的國際聲譽。

1977年10月18日，“蘭茨胡特”號客機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被劫持。施密特拒絕釋放紅軍派恐怖分子，命令邊防特種部隊GSG 9突襲，成功解救人質，彰顯堅定領導力。

1984年9月22日，科爾與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在凡爾登戰場握手，象征德法和解，意義深遠。

2015年9月5日凌晨，默克爾決定允許滯留布達佩斯火車站的難民進入德國。這一決定引發兩極反應：部分人贊揚其人道主義，另一些人則轉而支持選擇黨（AfD）。

令人意外的是，德國統一并未與科爾的個人高光時刻緊密相連。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是東德民眾的勝利，統一進程則是漫長談判的結果。盡管如此，科爾仍被譽為“德國統一之父”。

這些時刻更多展現個人特質，而非國家權力。正因勃蘭特是總理，他在華沙備受關注；正因他是勃蘭特，他選擇了下跪。

權力的制衡

《基本法》第62條簡潔定義總理職位：“聯邦政府由聯邦總理和聯邦部長組成。”制憲者無意賦予總理絕對權力，而是追求穩定與權力制衡，以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為防止魏瑪共和國時期總理頻繁更替的混亂，第67條規定，議會只有通過建設性不信任投票，選出新總理，才能罷免現任總理。這一機制僅在1982年成功使用，科爾取代施密特。

同時，《基本法》汲取歷史教訓，防止權力過度集中。總理雖可依第65條決定政策方針，但無法強迫不合作的部長，僅能解職。然而，解職可能引發危機。例如，朔爾茨若解職財政部長克里斯蒂安·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可能導致聯盟解體和提前選舉。

為應對“紅綠黃”聯盟的困境，朔爾茨選擇動用第68條信任投票，主動開啟提前選舉。歷史上，勃蘭特（1972）、科爾（1982）、施羅德（2005）也曾以此策略重塑政治格局。

此外，議會、執政黨、聯邦制、憲法法院、輿論、歐盟及盟國（如美國）均對總理權力構成多重約束。總理需在復雜環境中憑借個人魅力、談判技巧與決斷力施展影響力。

領導風格

德國的長期與中期總理在領導風格上可分為兩類：權威型與溫和型。

• 權威型：阿登納、施密特、科爾、施羅德。
• 溫和型：勃蘭特、默克爾。

阿登納（1876年生）深受德意志帝國權威傳統影響，執政帶有專制色彩。他曾指使情報機構監視社民黨長達十年。1962年，因逮捕《明鏡周刊》創始人魯道夫·奧格斯坦（Rudolf Augstein）引發爭議，自民黨施壓，最終迫使他1963年下臺。

施密特（1918年生）具有軍旅背景，作風強硬。他在應對恐怖主義時展現果斷，但在黨內年輕一代中逐漸失勢，黨內支持逐漸瓦解。

科爾（1930年生）雖有權威傾向，卻更擅長組織與溝通。他通過長時電話與基層聯系，維系黨內團結，確保權力穩固。

施羅德（1944年生）以“basta”（夠了）一詞聞名，體現果斷與粗獷。2005年大選后，他在電視辯論中試圖以強勢姿態壓制默克爾，留下深刻印象，但最終未能扭轉敗局。

勃蘭特（1913年生）以溫和著稱，其權威源于深思熟慮與個人經歷。作為無父孤兒、反納粹斗士與流亡者，他備受敬仰與爭議。1969年，他提出“敢于更多民主”，挑戰權威傳統，激勵一代人。

默克爾（1954年生）被譽為“絲絨手套總理”，擅長妥協，政策輪廓模糊。她強調“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追求共識而非激進變革，憑借沉穩贏得廣泛支持。

朔爾茨的溫和風格更多是形勢所迫。三黨聯盟限制了他的施展空間。他在核電延期問題上動用政策方針權，展現權力意識，但未能解決債務剎車爭議，最終導致聯盟破裂。

權威與溫和風格各有成敗。施密特與科爾成功推動北約導彈部署，施羅德推行“2010議程”社會改革，勃蘭特開創東方政策。默克爾以溫和風格連任三次，深受民眾喜愛。

近年來，隨著特朗普再次當選，人們質疑權威風格是否過時，但其未來影響尚待觀察。

溝通藝術

為突破權力制衡，總理常借助公眾與媒體的力量。阿登納、勃蘭特、施密特以演講打動人心：阿登納與施密特慷慨激昂，勃蘭特則以深沉的思考感染聽眾。科爾通過電話與基層溝通，維系黨內忠誠。

施羅德擅長媒體策略，被稱為“媒體總理”。他通過《圖片報》、電視等渠道直接訴諸民眾，2005年大選時以激昂演說險些逆轉局勢。

相比之下，默克爾與朔爾茨演講風格平淡，溝通低調。默克爾以沉穩形象契合民眾對穩定的期待，朔爾茨則因聯盟內耗難以展現個人魅力。

由于歷史原因，德國對總理的修辭要求較低。納粹時期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激情修辭使總理需謹慎溝通，以符合國家歷史責任。

大戰略與即興決策

理想的政治需依托“大戰略”，即基于愿景的長期規劃。阿登納將德國融入西方，促成北約與歐盟前身；勃蘭特推行東方政策，獲1971年諾貝爾和平獎；科爾深化歐洲一體化，促成歐元；默克爾致力于女性權益與教育改革。

然而，默克爾的“教育共和國”愿景與施羅德的“2010議程”均未完全成功。朔爾茨2022年提出的“時代轉折”也未見持久成效。即興決策雖能抓住機遇，卻常受后續執行的復雜性制約。

例如，科爾在柏林墻倒塌后迅速推進統一，施羅德因經濟低迷推出“2010議程”，默克爾2015年開放難民入境，朔爾茨提出“時代轉折”。這些決策雖具震撼力，但后續需依賴議會與盟友支持，效果往往打折扣。

政策議題

75年來，德國總理聚焦兩大議題：社會福利與和平安全。

阿登納引入動態養老金，科爾與默克爾維護福利體系，施羅德則通過“2010議程”削減福利，引發爭議。

在安全政策上，德國在北約框架內保持克制。阿登納尋求與蘇聯和解，勃蘭特延續東方政策，科爾、施羅德與默克爾避免卷入沖突。朔爾茨雖提出“時代轉折”，但對烏克蘭的武器援助謹慎，體現傳統克制。

權力終結

多數總理因選舉失敗或政治壓力下臺，僅默克爾主動退出。

• 阿登納1963年被自民黨與黨內壓力逼退。
• 艾哈德1966年因自民黨退出聯盟失敗。
• 基辛格1969年大選失利，被勃蘭特取代。
• 勃蘭特1974年因間諜丑聞辭職。
• 施密特1982年因自民黨倒戈，輸掉信任投票。
• 科爾1998年大選敗給施羅德。
• 施羅德2005年提前選舉失利。
• 朔爾茨2024年末因自民黨分歧導致聯盟破裂，提前選舉。

自民黨在四次更替中扮演關鍵角色。社民黨總理常受黨內紛爭困擾，如勃蘭特、施密特、施羅德均受黨內壓力，朔爾茨也面臨黨內對候選人的爭議。

歷史遺產

阿登納、勃蘭特、施密特、科爾成為歷史傳奇。艾哈德因“經濟奇跡”而非總理任期受銘記，基辛格逐漸被淡忘。

勃蘭特與施密特成為備受尊重的“資深政治家”，其建議在國內外受重視。科爾因統一功績受贊譽，但晚年因政治獻金丑聞受損。施羅德因與俄羅斯關系爭議聲譽下滑。默克爾有望成為“資深女政治家”，以沉穩形象留名。

德國總理的權力受多重約束，難以完全主導時代。隨著選擇黨崛起，社會分裂加劇，未來總理需維護民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理想的總理應集阿登納的遠見、勃蘭特的魅力、施密特的堅韌、科爾的毅力、施羅德的活力、默克爾的沉穩與朔爾茨的樂觀于一身。然而，這樣的“超級赫爾穆特”尚未現身。 ?

信息出處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bundeskanzler-in-deutschland-das-amt-seine-macht-und-geschichte-eine-kritische-betrachtung-a-d7001306-37c2-40de-95e8-82ea125dc176?context=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