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初，美國聯邦政府在洛杉磯展開的大規模搜捕行動引發了近年來最嚴重的移民沖突。

我們先大概了解一下事情的發展脈絡：

【沖突爆發】：6月6日，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在洛杉磯發起突擊行動，對至少7處地點展開搜捕，包括購物中心、工廠等場所，共逮捕44名非法移民。行動中，執法人員與社區居民發生激烈肢體沖突。

【沖突升級】：第二天，沖突進一步升級，數百名抗議者與上百名全副武裝的聯邦執法人員發生了對峙，上演了我們在美劇當中常見的“瓦斯催淚彈、震爆彈”戲碼。

騷亂現場

然后，特朗普煞有介事的繞過加州州長直接下令向洛杉磯部署2000名國民警衛隊隊員。這是自1965年以來美國總統首次未經州長請求調動州國民警衛隊。

6月8日，洛杉磯警察局宣布全市進入戰術警戒狀態，啟動警力加班應急機制。

【多方對立】

有意思的是，加州州長和洛杉磯市長跟特朗普站在了對立面。

特朗普6月8日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命令，指示國土安全部長諾姆、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和司法部長邦迪“將洛杉磯從移民入侵中解放出來，并結束這些移民暴亂”。

特朗普發帖

洛杉磯市長巴斯直接譴責聯邦行動“制造大規模混亂”，認為國民警衛隊的部署“毫無必要”，是政府的“裝腔作勢”；

白宮邊境事務主管霍曼則警告說，加州州長紐森和洛杉磯市長巴斯若繼續反對聯邦執法，可能因“窩藏非法移民”等重罪面臨逮捕。

與此同時，美國非法移民的最大來源國墨西哥總統辛鮑姆也沒有閑著，公開譴責美國將移民“犯罪化”，強調“移民不是罪犯，移民勞工同樣支撐美國經濟”。

目前騷亂還在持續...

那么回到問題中來，非法移民在美國的生存情況是怎樣的？他們對于美國經濟、社會是怎樣一種存在？

美國非法移民問題有著龐大的歷史積累與復雜的現實構成。

根據國土安全部統計數據，目前美國的非法移民數量估計在1100萬至1500萬之間，其中超過700萬來自拉美國家，呈現明顯的區域和族裔集中特點，特別是在農業州和邊境州形成了高度密集的聚居區。

如本次沖突的核心區域洛杉磯派拉蒙市，就是拉美裔移民的重要聚居區。

其中，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等邊境州承受著最直接的移民壓力。

我們都知道美國本身就是個“移民國家”，所以論述“非法移民”在美國經濟社會中的角色，還是挺諷刺的一件事。

總的來說，非法移民在美國經濟中扮演著矛盾而復雜的角色，既是多個基礎產業的重要勞動力來源，又帶來顯著的公共財政壓力。

企圖翻越邊境墻的“非法移民” 圖源網絡

【就勞動力市場而言】，非法移民在美國勞動力市場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特別是在農業、建筑業、酒店服務和家政等低薪行業。

舉個例子，2023年，美國農業產值達到4742億美元，占全球糧食交易量的一半以上。這一成就的背后，非法移民勞動力功不可沒——據估計，美國農業工人中非法移民占比超過50%。

非法移民從事著大多數本土美國人不愿做的艱苦工作，拿著遠低于平均時薪的工資，維持了美國農業的全球競爭力，也就是說美國農業之所以“量大還便宜”，除了規模經濟和機械化運作之外，還在某種程度上建立在“壓榨非法移民”的基礎上。

可以這么說，被“壓榨”的非法移民的存在，創造了一種特殊的“奴工經濟”——大量非法移民收入低于官方最低工資標準，但同時也免除了作為美國稅收大項的收入稅和財產稅。

這種雙重性導致勞動力市場出現扭曲：

一方面，非法移民填補了低端勞動力缺口，但非法移民的素養又不足以支撐美國的制造業；

另一方面，非法移民的存在，讓“低端工作”更容易受到“歧視”，導致有身份的合法居民更加不愿意接受低薪工作，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制造業的“缺工荒”。

當然，從積極的角度看，非法移民確實給美國帶來了不小的經濟價值。

圖源：PEW RESEARCH CENTER

【但從財政負擔角度講】，非法移民也確實帶來了“不容忽視”的財政壓力。

2023年數據顯示，非法移民及其在美國出生的子女每年給美國納稅人帶來的負擔成本已從特朗普時期的1160億美元增加到了1506億美元，增幅高達350億。

這意味著每個美國納稅人平均每年為非法移民承擔的額外稅負約為100美元。這些成本主要體現在公共教育、緊急醫療服務、刑事司法系統及福利支出等方面。

所以，從特朗普及其基本盤的角度看，非法移民不僅搶了美國合法公民的飯碗，還增加了巨額的財政負擔，還是“犯罪滋生”的溫床，簡直沒有一點好處。

圖源網絡

【從社會角色的角度看】，美國非法移民的日常生活呈現高度邊緣化特征，形成了獨特的生存策略和社會隔離現象。

長期缺乏合法身份迫使非法移民形成了封閉的文化圈。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不需要學習英語，因為所處的工作環境并不需要英語作為溝通語言。

這種現象被稱為“內部邊境”(inner borders)。

這種隱形隔離，也是美國社會“種族歧視”源源不絕的原因之一（論“書同文，車同軌，大一統”對于社會和諧的重要性）。

最近幾年針對“拉丁裔”的種族歧視現象越來越嚴重，恐怕也是歸因于此。

與此同時，非法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出多種規避風險的策略，包括頻繁更換住所、使用現金交易、避免與官方機構接觸等。

這些策略雖然能短期降低被捕風險，卻加劇了他們與主流社會的隔離。

圖源網絡

由于缺乏法律保護，非法移民容易成為犯罪受害者或剝削對象，卻因擔心遣返而不敢報警求助。

持續的遣返威脅給非法移民家庭帶來深重的心理壓力和家庭危機。

尤其對于在美國出生的子女（根據出生公民權原則自動成為美國公民），父母面臨遣返風險意味著家庭可能被迫分離。特朗普政府計劃廢除非法移民子女的“出生公民權”，進一步加劇了這類家庭的身份焦慮。

由于“非法移民”可以衍生出“勞動力補充”、“財政負擔”、“破壞社會穩定”等諸多視角，也讓非法移民問題已成為美國政治極化最顯著的領域之一。

而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對立，也是因為“移民問題”和“爭取選票”之間，有莫大的關聯，進一步導致移民執法成為一場“選票驅動的戰爭”——民主黨為爭取少數族裔支持推動給予非法移民更多保護；共和黨則為鞏固基本盤承諾嚴厲打擊非法移民。

從我個人的角度看，美國經濟對非法移民勞動力是存在結構性依賴的，如果按照特朗普的計劃驅逐非法移民，美國農業和建筑業勞動力成本不可避免的會出現上升，最終傳導至消費價格，影響美國的經濟。

所以這種結構性依賴與共和黨政治層面的排斥形成了根本矛盾，這一悖論導致移民政策在寬松與嚴苛間反復搖擺，無法形成可持續解決方案。

而且將“移民問題”政治化之后，兩黨為選舉利益，采取極端化立場，使政策喪失理性空間，沒有中間道路可選，實際上，中間道路才是解決移民問題的最佳方案（比如限額制、考核制，以及對于歷史問題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可惜，政治化讓移民問題成為了“無法妥協的戰場”，國家利益實質上讓位于黨派利益。

這才是“移民問題”的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