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都有著一種集體的理想化追求；從現實的角度，端著“鐵飯碗”的工人似乎距離理想的距離要更進一步；有位網友曾回憶道：“六十年代，作為井下工的父親每天都要喝二兩茅臺，那個時候茅臺還沒有假酒。”

其實，這番發言所表現的就是工農之間的收入“剪刀差”，直到改革開放興起后，這種資源分配的不公才漸漸得以改變。

“工農剪刀差”的背后

從社會發生的現實情況來看，工農產品的“剪刀差”還是能夠從表象中感受到的，看起來也足夠鋒利。

上世紀50年代是全國鉚足勁頭搞大發展的時代，農村人口在中國范圍內占比很高，城市已經漸漸興起了包括手表、縫紉機、自行車在內的“三大件”，這些物品在農村卻是極為罕見的。

農村配置起了“三大件”，也要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了，彼時一塊上海牌手表需要花費120元，折合稻谷就有1200斤，兩畝地的產量就換上一塊手表，恐怕廣大農民也不愿意這樣選擇。

那這樣看來，想要擁有一輛自行車就需要把三畝地的收入全部塞進去、想要一臺縫紉機更是得四五畝。

這已經足夠反映一個問題：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的價格出現了極大的“剪刀差”，使得工農群體的實際購買力出現了較大的差別。

和21世紀之后的生活相比，恐怕從物質條件來看沒有多少人想要回到幾十年前，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功，確實惠及了全國大部分人；但是人的心中所想通常是在比較中產生的，那種明確的“好過大部分人”，正是一些人追憶過去的根本原因。

回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民的一生追求中主要有兩件大事，其一是建造房屋、其二是生兒育女，大部分農民感覺到有所成就，通常也體現在這兩件事上。

生兒育女還是自己控制，在過去也是“多一雙筷子”的事情，撫養一個新生兒成長也遠不如現在這么高的成本；建房這件事可就不一樣了，磚瓦這些建筑材料和農產品價格對比完全是一種“碾壓”，至少也得兩三斤稻谷才能換一塊磚。

水泥和鋼材的價格就更高了，在心中有執念的情況下，這把“剪刀”也剪掉了許多農民一點一滴積累下來的收入。

“剪刀差”并不是為了讓農民富不起來，而是時代背景下只能如此；國家從來沒有忘記農民，可發展總是得有側重點，農產品價格若是上漲過快，對于全國發展都會造成負擔，農民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歷史上，第一次的“剪刀差”概念就出現在上世紀20年代的蘇聯，并在30年代傳入中國。

結合時代發展脈絡，當時的“剪刀差”是指在工農產品進行交換的過程中，農產品價格低于其價值、工業品的價格高于其價值，在工業并不發達的情況下，只能依靠農業剩余來支持工業剩余。

一項令人震驚的數據顯示，從1952年到1997年這45年中，農民以“剪刀差”的方式為國家工業化建設提供了12641億元資金，平均下來每年都提供了274.8億。

細細看來，更是能看到農民為國家工業建設的突出貢獻。

1952年以來，工農產品比值剪刀差總共有三次波動，第一次高峰是在1960年，它與農業生產的暴跌相伴隨；第二次高峰則是在1978年，與農業生產的停滯相伴隨；第三次則是發生在1992年左右，與城鄉經濟改革、工農產業間的利益重新分配密切相關。

“剪刀差”的絕對量則反映出國家政策所造成的實際結果，它的存在和擴大，更是直接表現出“貢獻”這個關鍵詞。

農業收入形式所體現的是“明貢獻”，而“剪刀差”則體現的是“暗貢獻”；1952年時“暗貢獻”為全部貢獻的38%，1962年這個數字就飆升至69%，再到1970年抵達84%。

進入上世紀60年代以后，“剪刀差”就成為我國農業向國民經濟作出貢獻的主要形式，農業始終是我國國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部門，且長期以來都根據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以“暗貢獻”的模式參與國民經濟的發展，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組織運行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

有這樣的歷史脈絡，更是農民扛起了沉甸甸的國家責任，他們是國家的主人。

新中國成立之初，結合國家的國防、發展需要，就制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指導思想，中國需要加速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

世界化的浪潮已經開啟，但新生的中國卻遭到了西方的封鎖和禁運政策，輕重工業都無法憑借自身能力完成積累，讓農業部門為工業化提供資本積累成為唯一的選項。

最初的“剪刀差”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當時的政策還包括全國性戶籍管理、農村的高級合作化與人民公社、城市票證制度，這一整套制度才為“剪刀差”提供了保障。

有得就有失，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剪刀差”的出現對中國經濟發展、城市居民生活保障都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對農業來說卻是有損失的，因為農業無法依靠自身的積累而獲得正常發展，農民生活水平也難以得到提高。

為了新中國，這正是農民的歷史使命。

農民的貢獻，依然在持續

在新中國的前幾十年，農業始終是國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部門，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最大。

然而，幾十年的發展同樣伴隨著工業突飛猛進，許多組織關系、運行機制已經硬化，逐漸形成一種定勢；“剪刀差”就漸漸成為了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子，不可能在短期內被消除。

1979年，改革開放已經來到了明面上，整個中國都將發生一次重大的變革，農副產品的價格調整有了成績，并有效遏制了惡性膨脹的比值剪刀差的上升勢頭。

此后的1982年至1987年的數據來看，這6年農業總產值平均年遞增速度為6.5%，農業凈產值年遞增速度達到了6.3%，而“剪刀差”絕對量年遞增速度卻是6.6%，這種“超速”一定會威脅到農業發展。

“剪刀差”是計劃經濟體制時代的特殊產物，本身就涵蓋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

1993年11月，由于統購統銷制度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使得“剪刀差”也隨之消亡。

很多網友則在多年后回憶起了那段充滿“剪刀差”的歲月，不過說懷念的絕大多數都是工人家庭子女，他們享受著工業產品高價格的紅利，每年的收入也要遠高于同時期的農民。

在他們寫下的段落中，總是能看到“生活幸福”等字眼，雖然不能單純批判這種行為，但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沒有意識到那個時代農民群體為中國經濟增長、工業發展所作出的犧牲。

很多吃上時代紅利家庭所呈現出的表面光鮮，一定程度上卻反映出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因此，更應該重視社會上每一個階層的付出，追求更加平等的資源配置。

過去的改革開放走得就是這條路，任何一次改革都會遭到一定的反對，但這條路還是堅定地走出去了，這樣才能讓更多人都享受到應有的回報。

刻意的“剪刀差”成為了過去，卻并不代表著“剪刀差”就不存在。

從1993年開始，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正在逐漸下降，到1997年已經降低至2.3%，這是進步。

過去的農民群體仍然還在奉獻當中，只不過是具體表現形式發生了轉變；自1978年之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進城的農民根本不是去生活的，而是處于城市就業的最末端。

他們的工資水平普遍較低，并且增長速度還非常乏力，這個群體就是書中常說的“廉價勞動力”，在于多付出和少索取。

1983年外出就業的農民數量只有200萬，到了2008年這個數字就飆升至1.3億人，年增長高達18%。

除了提供了豐富的勞動人口外，農民的貢獻還表現在為國家工業化、城鎮化提供了大量土地；1950年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全國耕地面積還有10035公頃，到了1995年已經減少了5.36%。

21世紀之后，每年實際新增的建設用地規模都能達到600萬畝左右，國家征地面積也在不斷提升；從農民群體實際獲得的賠償來看，農民在出讓土地過程中獲得的補償都是很低的。

土地用途的改變一般都伴隨著巨額增益，地方政府能從中獲取絕大多數，還有村集體組織、開發商的增益部分，落到農民手中的已經不足10%。

地價“剪刀差”同樣是推動中國城市化建設的重要途徑，沒有農民讓利，城鎮化建設速度絕不可能有如今這么快。

即便農民的利益并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但站在國家角度協調的資源分配也惠及了最大人口，從小崗村的紅手印開始、再到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所體現的內核都是廣大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樸素追求。

短缺到充裕、溫飽到小康，有7.4億農民靠著政策紅利成功脫貧，這段歷史是偉大的，在人類發展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

過去曾有人把改革開放的成功簡單歸因為市場的作用，這并不正確，世界上有太多國家早都形成了自由市場經濟，但經濟總量卻長期停滯不前，并非所有國家都能依靠改革取得了成功，但中國做到了。

農民是個偉大的群體，他們一路都在付出汗水、出讓利潤，用雙手將國家托起。

過去的“剪刀差”是時代不可獲取的一個部分，若是沒有這部分出讓的利益，發展的一切命題都將是偽命題；不得不說，在農產品價格放開之前，工農產品的“剪刀差”一直是極為鋒利的，究竟“剪”去了多少本該屬于農民的利益，恐怕也難以說清。

走在新的時代道路中，自然要從過去的歷史中汲取經驗與教訓，盡可能反思社會中曾存在的不公平現象，讓發展更多地惠及每一個群體。

參考資料

1.貨幣供給沖擊、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與城鄉收入差距——基于VAR模型的實證分析 李姍 何博 財經界

2.新中國成立60年農民對國家建設的貢獻 中國鄉村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