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會拍“大唐”的導演又回來了！

劇版《長安的荔枝》已開播兩天，依然是曹盾+馬伯庸+雷佳音的黃金搭檔，應該讓不少人吃了顆定心丸。

它可能是馬伯庸作品最“輕量化”的一次影視改編——

不僅在于全劇鮮活的嶺南風情與輕喜劇的敘事基調，也在于它精準地將鏡頭對準了構成大唐基石的“職場牛馬”。

李善德的絕境求生與鄭平安的左右逢源，兩條并行又交織的“牛馬線”，用一場跨越五千里的鮮荔枝速遞，撕開了古今職場共通的荒誕與掙扎。

對于現實的犀利關照，也讓這部古裝劇擁有了直擊當下的普適力量。

牛馬雙生花——李善德與鄭平安的職場困局

《長安的荔枝》的犀利之處，在于它借由李善德與鄭平安這對“冤種郎舅”，精準地解剖了職場生態的兩極困境。

男主角李善德，展現的是牛馬的“做事派”困境。

他是一心埋頭算賬的“老實人”，能力過硬卻不懂鉆營，房貸壓身仍難逃“天降死鍋”——淪為無人看好的“荔枝使”。

整個事情的大前提是這樣的：圣人想吃鮮荔枝，誰都知道這事辦不成，只好一層層地往下推。

推到上林署這個基層機構，實在沒得推了，同僚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怎么辦怎么辦？

正好今天有人請假去看房子，太好了，那就他吧！

于是，男主角李善德作為一個平平無奇的、打工十幾年都買不起房子的倒霉蛋，就這樣被選中了。

雷佳音在本劇里再闖小人物賽道。不僅渺小，還渺小得很絕望。

一上來面臨的就是必死局：運不成荔枝，他就得死。

可是這荔枝，就是運不來的啊！

從打工人的視角，李善德簡直百思不得其解：但凡稍有常識，都知道鮮荔枝不可能從嶺南運過來。

圣人異想天開，圣人身邊的大聰明官員呢？也沒人提醒他？

這時，深諳為官之道的好友點醒了他：確實沒人敢提醒，也不可能有人提醒。

正因為這些官員都聰明，所以才學會了裝傻：勸諫圣人，就是給自己找麻煩。

而他這個荔枝使之所以被設立，也并沒有人指望他真的去運荔枝，他們是在等著他死。等他死了，這個任務就結了。

但凡上過班的人，對這出戲都太有共鳴了。

它解釋了一個非常經典的職場現象：為什么身為打工人的你，總是能接到一些非常離譜可笑荒唐的指令。難道除了你，就沒人發現領導派活有多不靠譜嗎？

答案是，其實所有人都發現了。也正是因為他們都發現了，所以這事才輪到你頭上了。

在中式職場里，無論領導的需求有多么不合理，都必須設法滿足。如果沒法滿足，那就先口頭迎合，再設法把責任推到別人頭上去。

所以有句老話叫“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但在我們老中的職場就反過來了，能力越大，責任越輕。

另一方面，為什么背鍋的是“你”呢？

這事表面上是看運氣，其實是一種必然。

李善德不僅是趕在最不該請假的日子請了假；他還是一個老實人，一個做實事的人，一個很有工作能力的人。

正因為平時悶頭做事、不喜鉆營，所以同僚關系搞得不好，出了事都想找他背鍋。

換言之，就算這天他不請假，最后這個荔枝使多半也是他當。

所以，這個系統的另一荒謬之處就在于，它所建立的整個員工選拔和培育機制都是不合理的。

領導拍腦袋，中層拍馬屁，層層向下加碼盤剝，留下的是小人，剝削的則是能者。

回歸到現在的職場，是不是又很有共鳴了呢？

當一個大公司被裁員的時候，誰會是那個被最先“優化”的人？

多半是那個真的在做事的人。

從這個層面上，劇版《長安的荔枝》之所以好看又好懂，正因為它雖然是古裝劇，但其實講的就是現代職場的事。

短短幾集里，從李善德這個小人物的困境出發，所呈現出的這種職場上下、官僚體系的諷刺和荒謬之處，絕對是古今普適，上過班的人都能懂。

而它之所以如此讓人共鳴，也因為李善德其實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哪個牛馬在職場沒吃過虧、沒受過委屈、沒踩過坑呢？明明為公司創造了那么多價值，為什么最后被PUA的總是自己呢？

最終，它指向一個很尖銳的問題，身在職場，到底該做事還是做戲呢？

李善德是“做事”的人，所以他倒了大霉。

不過，“做戲”的人，也沒好到哪里去。

他的小舅子鄭平安，承擔的就是“做戲”這條線。

鄭平安是劇版《長安的荔枝》原創的一個人物。

看之前我其實也捏了一把汗，擔心原創人物會是畫蛇添足。看之后卻忍不住拍案叫絕，鄭平安這個人簡直就是點睛之筆，非常絕妙。

從表面上看，鄭平安和李善德這對郎舅，完全是兩個反面：

李善德是老實人，鄭平安則是滑頭。

前者性格耿直內向，后者則八面玲瓏、深諳阿諛奉承之道。

作為陪酒侍郎，鄭平安每天的工作就是陪權貴喝酒、為權貴逗樂。

甚至于，他還出身高門，曾是滎陽鄭氏的名門子弟。這就讓他天然地更懂得如何去迎合和適應那些官場的潛規則。

截然相反的性格使得這對郎舅的互動天然地具有張力：兩人一靜一動，一直一圓，誰也看不慣誰，但偏偏又被死死地綁在了一起，成為一對命運的共同體。

李善德當然也會覺得，鄭平安是他做不成的那種人，鄭平安在長安應該混得很開吧？

很可惜，也并沒有。

李善德被迫接了荔枝使的同時，鄭平安也在汗流浹背地面臨著另一個死局：左相派他前往嶺南，假扮右相使者，去尋找扳倒右相的斂財罪證。

卷在兩位大人物之間，差事辦得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辦不好，那肯定又是要以死謝罪了。

所以，鄭平安這條線之所以好看，正因為他從另一個視角，更深刻地體現了職場的殘酷：

某種程度上，他其實也是個“能者”。他會跟人打交道，積極地適應這個職場的規則，更能在其中如魚得水。

但這些都是虛的，都只是表象。

打工人的野心，在權貴眼里只是個笑話。

鄭平安這條線的另一個深意在于，也很直白地點出了“運荔枝”的真相。

在李善德這個老實人的眼里，圣人要鮮荔枝給貴妃慶生，這件事就是荒唐可笑、沒邏輯。

但鄭平安的視角會讓觀眾明白，這件事其實不可笑，很有邏輯。

因為荔枝本來就只是一個由頭，一個引子。

它所牽扯出的，是一盤更大的棋局，是朝堂上左相和右相暗流涌動的斗爭，是長安與嶺南貌合神離的關系，是皇權、世家與各地刺史之間的盤根錯節、互相牽制……

荔枝很重要，它牽一發而動全身。

它珍貴、易腐、難以保存，就像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性命，像當時搖搖欲墜的王朝。

但荔枝也并不重要，它可以是任何奇珍異寶、任何水果。

除了李善德，沒有人真的在意它能否被鮮活地運到長安。

而這，便是大唐的時局：官場上下看似和氣，其實人人自危、動輒以死謝罪。

看似太平盛世，其實一顆荔枝活不過三日，一對郎舅活不過六月。

輕量化改編——以“群像敘事”為骨，以“輕喜劇”為翼

劇版《長安的荔枝》“輕量化”改編的一大妙筆，在于其自然融入的輕喜劇風格與巧妙拓寬的敘事視角。

一方面，用“職場敘事”打通古今語境，讓觀眾覺得古人的故事也與自己息息相關，加強觀眾的代入感。

另一方面，無論臺詞還是演員的表現，都刻意地選擇了較為輕喜和夸張的風格，來巧妙地化解了人物的悲劇性和歷史的沉重感。

豐富的群像戲，也很好地彌補了原著受限于李善德單一視角的遺憾。

比如看到現在，嶺南刺史何有光和掌書記趙辛民這一對“心腹CP”，就貢獻了不少笑點。

和長安城里那些文縐縐、假惺惺的高官不同，嶺南刺史何有光穿拖鞋、啃甘蔗、還愛斗雞，活脫脫的一個喜劇人。

掌書記趙辛民則像是他的秘書，每天忙于給上司擦屁股。

兩人看似一個抖包袱一個捧哏，一個沒頭腦一個心眼多，你以為他們是臥龍鳳雛吧，實則每到關鍵時刻，總能跟鄭平安打個來回。

看他們幾人斗智斗勇，簡直像在看古代版職場無間道。

好笑之余，也會覺得這兩個人真是越看越深不可測，完全摸不清楚底細。所以，也更好奇后續他們會有怎樣的發展了。

我相信和鄭平安一樣，劇中的許多角色都有著一個“扒洋蔥”的過程。他們藏得很深，但隨著故事的一步步深化，必定會展現出內心最深沉的一面。

原著小說只有七萬余字，不得不有所取舍。而在電視劇里，每一個角色都有了更加完整的故事線，交織組合到一起，使得劇集更豐滿更具可看性。

將更多的篇幅給到群戲，放大人物之間的互補和博弈、沖突和合作，也讓整個故事都充滿了“活人感”。

劇集刻意采用市井化、生活化的輕喜劇手法，并沒有削弱人物和表達的內核，反而以舉重若輕的方式，讓觀眾在會心一笑中，更能承受并反思其下的悲劇底色，也更能讀懂那些嚴肅的職場批判與歷史洞察。

群像戲極大地提升了劇集的可看性與社會剖面深度，因為每一個人是整個大唐職場的有機組成，每一顆“螺絲釘”的視角、動機、利益和選擇，對于整個大唐官僚機器的運作，都有著看似微小實則巨大的影響。

這其中每一個人，對于男主角李善德而言，更是舉足輕重。小到當地種荔枝的峒人、果農、做生意的胡商，大到嶺南刺史、乃至于遠在長安的高官……

所有人都站在了李善德回長安的路上。無論幫助還是阻撓，每個人都對他很重要。他要救活自己、盤活荔枝，就需要看透時局，向人借力，順勢而為。

小人物的盛唐史詩——在碾壓中尋找微光

這也是看到現在，劇版《長安的荔枝》最打動我的地方。

它將敘事的重點放在每一個具體而微小的人身上，沒有任何一個角色被簡化為宏大的“背景板”，沒有npc、沒有工具人，每個角色都被塑造得活靈活現。

這樣的做法是與其主題相結合的——從長安到嶺南的微觀職場生態，是真正的“小人物史詩”照進現實。

普通人不應該淪為大時代的犧牲品，無論政局還是官場，都是由一個活生生的“人”來組成的。他們并不是工具，他們才是目的本身。

這一次，故事所講述的不僅是顯微鏡下的大唐，更是顯微鏡下的小人物。

李善德的絕地求生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大部分人在職場上都踩過他的坑、走過他的路。

當觀眾在為“荔枝能不能送到”揪心時，或許我們真正共情的，也是自己能否在命運的碾壓中幸存。

這不僅僅是一個古人的冒險，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共振。

看似笨拙甚至絕望的反抗，因其底色中的純粹而顯得格外真實，也因其在龐大體制前的渺小與不屈而迸發出驚人的“燃”力——

它點燃的，是我們內心那份不甘被碾壓、不甘被舍棄的共同火種。

無論是在開元盛世的錦繡長安，還是在科技發達的現代，“打工人”最底層的渴望始終未變——不過是想憑本事干好一份工，爭一份看得見的前途，過一份有尊嚴的生活。

這份對“安身立命”的執著追求，也是《長安的荔枝》打破古今界限，以樸素情感引起觀眾共鳴的關鍵。

李善德絕非孤例。

劇中每一個被時局裹挾的小人物，每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掙扎、妥協、算計，甚至那一閃而過的良知或狡黠，都蘊含著對抗命運的雷霆萬鈞之力。

《長安的荔枝》讓這些無名者重新獲得了主體性，讓千萬個“李善德”重新回到鏡頭前。他們的每一次“不認命”，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