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會拍“大唐”的導(dǎo)演又回來了!
劇版《長安的荔枝》已開播兩天,依然是曹盾+馬伯庸+雷佳音的黃金搭檔,應(yīng)該讓不少人吃了顆定心丸。
它可能是馬伯庸作品最“輕量化”的一次影視改編——
不僅在于全劇鮮活的嶺南風(fēng)情與輕喜劇的敘事基調(diào),也在于它精準(zhǔn)地將鏡頭對準(zhǔn)了構(gòu)成大唐基石的“職場牛馬”。
李善德的絕境求生與鄭平安的左右逢源,兩條并行又交織的“牛馬線”,用一場跨越五千里的鮮荔枝速遞,撕開了古今職場共通的荒誕與掙扎。
對于現(xiàn)實的犀利關(guān)照,也讓這部古裝劇擁有了直擊當(dāng)下的普適力量。
牛馬雙生花——李善德與鄭平安的職場困局
《長安的荔枝》的犀利之處,在于它借由李善德與鄭平安這對“冤種郎舅”,精準(zhǔn)地解剖了職場生態(tài)的兩極困境。
男主角李善德,展現(xiàn)的是牛馬的“做事派”困境。
他是一心埋頭算賬的“老實人”,能力過硬卻不懂鉆營,房貸壓身仍難逃“天降死鍋”——淪為無人看好的“荔枝使”。
整個事情的大前提是這樣的:圣人想吃鮮荔枝,誰都知道這事辦不成,只好一層層地往下推。
推到上林署這個基層機(jī)構(gòu),實在沒得推了,同僚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怎么辦怎么辦?
正好今天有人請假去看房子,太好了,那就他吧!
于是,男主角李善德作為一個平平無奇的、打工十幾年都買不起房子的倒霉蛋,就這樣被選中了。
雷佳音在本劇里再闖小人物賽道。不僅渺小,還渺小得很絕望。
一上來面臨的就是必死局:運不成荔枝,他就得死。
可是這荔枝,就是運不來的啊!
從打工人的視角,李善德簡直百思不得其解:但凡稍有常識,都知道鮮荔枝不可能從嶺南運過來。
圣人異想天開,圣人身邊的大聰明官員呢?也沒人提醒他?
這時,深諳為官之道的好友點醒了他:確實沒人敢提醒,也不可能有人提醒。
正因為這些官員都聰明,所以才學(xué)會了裝傻:勸諫圣人,就是給自己找麻煩。
而他這個荔枝使之所以被設(shè)立,也并沒有人指望他真的去運荔枝,他們是在等著他死。等他死了,這個任務(wù)就結(jié)了。
但凡上過班的人,對這出戲都太有共鳴了。
它解釋了一個非常經(jīng)典的職場現(xiàn)象:為什么身為打工人的你,總是能接到一些非常離譜可笑荒唐的指令。難道除了你,就沒人發(fā)現(xiàn)領(lǐng)導(dǎo)派活有多不靠譜嗎?
答案是,其實所有人都發(fā)現(xiàn)了。也正是因為他們都發(fā)現(xiàn)了,所以這事才輪到你頭上了。
在中式職場里,無論領(lǐng)導(dǎo)的需求有多么不合理,都必須設(shè)法滿足。如果沒法滿足,那就先口頭迎合,再設(shè)法把責(zé)任推到別人頭上去。
所以有句老話叫“能力越大,責(zé)任越大”,但在我們老中的職場就反過來了,能力越大,責(zé)任越輕。
另一方面,為什么背鍋的是“你”呢?
這事表面上是看運氣,其實是一種必然。
李善德不僅是趕在最不該請假的日子請了假;他還是一個老實人,一個做實事的人,一個很有工作能力的人。
正因為平時悶頭做事、不喜鉆營,所以同僚關(guān)系搞得不好,出了事都想找他背鍋。
換言之,就算這天他不請假,最后這個荔枝使多半也是他當(dāng)。
所以,這個系統(tǒng)的另一荒謬之處就在于,它所建立的整個員工選拔和培育機(jī)制都是不合理的。
領(lǐng)導(dǎo)拍腦袋,中層拍馬屁,層層向下加碼盤剝,留下的是小人,剝削的則是能者。
回歸到現(xiàn)在的職場,是不是又很有共鳴了呢?
當(dāng)一個大公司被裁員的時候,誰會是那個被最先“優(yōu)化”的人?
多半是那個真的在做事的人。
從這個層面上,劇版《長安的荔枝》之所以好看又好懂,正因為它雖然是古裝劇,但其實講的就是現(xiàn)代職場的事。
短短幾集里,從李善德這個小人物的困境出發(fā),所呈現(xiàn)出的這種職場上下、官僚體系的諷刺和荒謬之處,絕對是古今普適,上過班的人都能懂。
而它之所以如此讓人共鳴,也因為李善德其實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哪個牛馬在職場沒吃過虧、沒受過委屈、沒踩過坑呢?明明為公司創(chuàng)造了那么多價值,為什么最后被PUA的總是自己呢?
最終,它指向一個很尖銳的問題,身在職場,到底該做事還是做戲呢?
李善德是“做事”的人,所以他倒了大霉。
不過,“做戲”的人,也沒好到哪里去。
他的小舅子鄭平安,承擔(dān)的就是“做戲”這條線。
鄭平安是劇版《長安的荔枝》原創(chuàng)的一個人物。
看之前我其實也捏了一把汗,擔(dān)心原創(chuàng)人物會是畫蛇添足。看之后卻忍不住拍案叫絕,鄭平安這個人簡直就是點睛之筆,非常絕妙。
從表面上看,鄭平安和李善德這對郎舅,完全是兩個反面:
李善德是老實人,鄭平安則是滑頭。
前者性格耿直內(nèi)向,后者則八面玲瓏、深諳阿諛奉承之道。
作為陪酒侍郎,鄭平安每天的工作就是陪權(quán)貴喝酒、為權(quán)貴逗樂。
甚至于,他還出身高門,曾是滎陽鄭氏的名門子弟。這就讓他天然地更懂得如何去迎合和適應(yīng)那些官場的潛規(guī)則。
截然相反的性格使得這對郎舅的互動天然地具有張力:兩人一靜一動,一直一圓,誰也看不慣誰,但偏偏又被死死地綁在了一起,成為一對命運的共同體。
李善德當(dāng)然也會覺得,鄭平安是他做不成的那種人,鄭平安在長安應(yīng)該混得很開吧?
很可惜,也并沒有。
李善德被迫接了荔枝使的同時,鄭平安也在汗流浹背地面臨著另一個死局:左相派他前往嶺南,假扮右相使者,去尋找扳倒右相的斂財罪證。
卷在兩位大人物之間,差事辦得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辦不好,那肯定又是要以死謝罪了。
所以,鄭平安這條線之所以好看,正因為他從另一個視角,更深刻地體現(xiàn)了職場的殘酷:
某種程度上,他其實也是個“能者”。他會跟人打交道,積極地適應(yīng)這個職場的規(guī)則,更能在其中如魚得水。
但這些都是虛的,都只是表象。
打工人的野心,在權(quán)貴眼里只是個笑話。
鄭平安這條線的另一個深意在于,也很直白地點出了“運荔枝”的真相。
在李善德這個老實人的眼里,圣人要鮮荔枝給貴妃慶生,這件事就是荒唐可笑、沒邏輯。
但鄭平安的視角會讓觀眾明白,這件事其實不可笑,很有邏輯。
因為荔枝本來就只是一個由頭,一個引子。
它所牽扯出的,是一盤更大的棋局,是朝堂上左相和右相暗流涌動的斗爭,是長安與嶺南貌合神離的關(guān)系,是皇權(quán)、世家與各地刺史之間的盤根錯節(jié)、互相牽制……
荔枝很重要,它牽一發(fā)而動全身。
它珍貴、易腐、難以保存,就像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性命,像當(dāng)時搖搖欲墜的王朝。
但荔枝也并不重要,它可以是任何奇珍異寶、任何水果。
除了李善德,沒有人真的在意它能否被鮮活地運到長安。
而這,便是大唐的時局:官場上下看似和氣,其實人人自危、動輒以死謝罪。
看似太平盛世,其實一顆荔枝活不過三日,一對郎舅活不過六月。
輕量化改編——以“群像敘事”為骨,以“輕喜劇”為翼
劇版《長安的荔枝》“輕量化”改編的一大妙筆,在于其自然融入的輕喜劇風(fēng)格與巧妙拓寬的敘事視角。
一方面,用“職場敘事”打通古今語境,讓觀眾覺得古人的故事也與自己息息相關(guān),加強(qiáng)觀眾的代入感。
另一方面,無論臺詞還是演員的表現(xiàn),都刻意地選擇了較為輕喜和夸張的風(fēng)格,來巧妙地化解了人物的悲劇性和歷史的沉重感。
豐富的群像戲,也很好地彌補(bǔ)了原著受限于李善德單一視角的遺憾。
比如看到現(xiàn)在,嶺南刺史何有光和掌書記趙辛民這一對“心腹CP”,就貢獻(xiàn)了不少笑點。
和長安城里那些文縐縐、假惺惺的高官不同,嶺南刺史何有光穿拖鞋、啃甘蔗、還愛斗雞,活脫脫的一個喜劇人。
掌書記趙辛民則像是他的秘書,每天忙于給上司擦屁股。
兩人看似一個抖包袱一個捧哏,一個沒頭腦一個心眼多,你以為他們是臥龍鳳雛吧,實則每到關(guān)鍵時刻,總能跟鄭平安打個來回。
看他們幾人斗智斗勇,簡直像在看古代版職場無間道。
好笑之余,也會覺得這兩個人真是越看越深不可測,完全摸不清楚底細(xì)。所以,也更好奇后續(xù)他們會有怎樣的發(fā)展了。
我相信和鄭平安一樣,劇中的許多角色都有著一個“扒洋蔥”的過程。他們藏得很深,但隨著故事的一步步深化,必定會展現(xiàn)出內(nèi)心最深沉的一面。
原著小說只有七萬余字,不得不有所取舍。而在電視劇里,每一個角色都有了更加完整的故事線,交織組合到一起,使得劇集更豐滿更具可看性。
將更多的篇幅給到群戲,放大人物之間的互補(bǔ)和博弈、沖突和合作,也讓整個故事都充滿了“活人感”。
劇集刻意采用市井化、生活化的輕喜劇手法,并沒有削弱人物和表達(dá)的內(nèi)核,反而以舉重若輕的方式,讓觀眾在會心一笑中,更能承受并反思其下的悲劇底色,也更能讀懂那些嚴(yán)肅的職場批判與歷史洞察。
群像戲極大地提升了劇集的可看性與社會剖面深度,因為每一個人是整個大唐職場的有機(jī)組成,每一顆“螺絲釘”的視角、動機(jī)、利益和選擇,對于整個大唐官僚機(jī)器的運作,都有著看似微小實則巨大的影響。
這其中每一個人,對于男主角李善德而言,更是舉足輕重。小到當(dāng)?shù)胤N荔枝的峒人、果農(nóng)、做生意的胡商,大到嶺南刺史、乃至于遠(yuǎn)在長安的高官……
所有人都站在了李善德回長安的路上。無論幫助還是阻撓,每個人都對他很重要。他要救活自己、盤活荔枝,就需要看透時局,向人借力,順勢而為。
小人物的盛唐史詩——在碾壓中尋找微光
這也是看到現(xiàn)在,劇版《長安的荔枝》最打動我的地方。
它將敘事的重點放在每一個具體而微小的人身上,沒有任何一個角色被簡化為宏大的“背景板”,沒有npc、沒有工具人,每個角色都被塑造得活靈活現(xiàn)。
這樣的做法是與其主題相結(jié)合的——從長安到嶺南的微觀職場生態(tài),是真正的“小人物史詩”照進(jìn)現(xiàn)實。
普通人不應(yīng)該淪為大時代的犧牲品,無論政局還是官場,都是由一個活生生的“人”來組成的。他們并不是工具,他們才是目的本身。
這一次,故事所講述的不僅是顯微鏡下的大唐,更是顯微鏡下的小人物。
李善德的絕地求生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大部分人在職場上都踩過他的坑、走過他的路。
當(dāng)觀眾在為“荔枝能不能送到”揪心時,或許我們真正共情的,也是自己能否在命運的碾壓中幸存。
這不僅僅是一個古人的冒險,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共振。
看似笨拙甚至絕望的反抗,因其底色中的純粹而顯得格外真實,也因其在龐大體制前的渺小與不屈而迸發(fā)出驚人的“燃”力——
它點燃的,是我們內(nèi)心那份不甘被碾壓、不甘被舍棄的共同火種。
無論是在開元盛世的錦繡長安,還是在科技發(fā)達(dá)的現(xiàn)代,“打工人”最底層的渴望始終未變——不過是想憑本事干好一份工,爭一份看得見的前途,過一份有尊嚴(yán)的生活。
這份對“安身立命”的執(zhí)著追求,也是《長安的荔枝》打破古今界限,以樸素情感引起觀眾共鳴的關(guān)鍵。
李善德絕非孤例。
劇中每一個被時局裹挾的小人物,每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掙扎、妥協(xié)、算計,甚至那一閃而過的良知或狡黠,都蘊含著對抗命運的雷霆萬鈞之力。
《長安的荔枝》讓這些無名者重新獲得了主體性,讓千萬個“李善德”重新回到鏡頭前。他們的每一次“不認(rèn)命”,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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