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讓更多人看到“開盒”對受害者的傷害，宣導正確的網絡精神文明價值觀，才能營造出更理想的大環境。

近日，新京報刊發報道《被“開盒”的她：為安全被迫跨省搬家，簽完和解協議3天后又收到威脅》，聚焦“開盒”亂象的現狀與治理，引發社會關注。報道詳盡記錄了多位女性受害者被“開盒”的遭遇，以及她們在維權過程中面對的重重阻礙。其中，有人惶惶不可終日、有人因焦慮而自殘，也有人長時間奔波于派出所和法院之間，卻一直等不來明確的處理結果。

在互聯網上，“開盒”早已不是新詞，是當下網絡暴力最具破壞力的表現形式之一。它的“殺傷力”來自三重疊加：一是對受害者個人隱私的深度暴露，二是伴隨而來的騷擾、誹謗、辱罵、嘲諷等言論，三則是現實生活中難以預期的安全威脅。正如報道中所述，有人因為一通“要上門滅你全家”的留言跨省搬家，有人因1歲的兒子被網暴者點名威脅而不敢出門。在這些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幅圖景——網暴者只需敲敲鍵盤，就能將他人拉入持續數月甚至數年的噩夢，而被“開盒”的受害者，卻要用盡力氣才能保住自己的現實生活。就此而言，治理“開盒”亂象，無疑已是一項迫在眉睫的社會任務。

在這件事上，有一個問題是繞不過去的：受害者維權為何如此艱難？在報道中，上海正策（杭州）律師事務所謝靜提到，她每年接觸到上千名“開盒”受害者，然而真正進入司法程序的不過30多人。對此，這名律師表示：訴訟不僅要考慮時間和經濟成本，很多當事人被“開盒”后，還可能承受很大的精神壓力，而訴訟過程較為漫長，面對這種等待和煎熬的過程，很多人就會選擇放棄。此外，基層執法者在處理此類案件時也往往抱有謹慎的態度，不敢輕易立案和處罰。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來，國家層面對“開盒”亂象的治理力度持續加強，已初步構建起一套從立法、執法、司法到平臺責任，涵蓋多個環節的治理框架。

在立法層面，作為我國首部專門針對網絡暴力信息的基礎性立法文件，2024年施行的《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首次從法律層面對網絡暴力的定義、類型、責任分工作出明確界定，將“集中發布侮辱謾罵、造謠誹謗、威逼脅迫、侵犯隱私等信息”納入監管視野，為執法提供了清晰依據。

在司法層面，2024年，北京市檢方對兩名“開盒”者提起公訴。今年3月19日，法院最終以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判處被告人趙某、成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以罰金。經央視新聞報道，這一判決引發廣泛關注，社交媒體上，許多網友表示“開盒現在要判刑了”，認為本案具有標志性意義。這一判決不僅捍衛了被害人的權益，也打破了“開盒”亂象難以追責的慣性認知，為各地司法實踐提供了參考。

就在上個月，中央網信辦出臺專項通知，從阻斷“開盒”信息傳播、完善預警機制、加大懲治力度、優化保護措施、加強宣傳引導等多個維度明確工作要求。有關部門還督促互聯網平臺對組織煽動“開盒”、提供“開盒”服務等賬號、群組，一律予以關閉或者解散，并在前期治理網絡暴力的基礎上，進一步升級完善防護措施，加大“開盒”風險提示力度，設置涉“開盒”舉報快速入口，及時核實網民投訴舉報，最大限度幫助網民防范和處置“開盒”問題風險。平臺治理與行政監管的聯動，也能為打擊“開盒”亂象提供更有力的技術支撐。

不過，要將相關規范與政策更好地轉化為實際成效，還需在兩方面有更多作為。其一，是補齊法律實踐的落地環節。眼下，相關維權的重要困境之一，就是前文提到的執法和司法機關面對類似事件時較為謹慎的問題。報道中，多位受害者在提供了詳實證據的前提下仍被勸調解，難獲立案，反映出一線執法在對此類違法行為的認定中仍存在模糊地帶。對此，上級主管部門需要對基層民警、檢察官、法官加強專項培訓，使其具備識別、界定網絡暴力類型與責任的專業能力，進而讓更多“開盒”者受到法律制裁，使相關立法的初衷得到充分實現。

其二，社會各界還需形成合力，推動公眾轉變對網絡暴力嚴重性的認知。長期以來，網絡空間中普遍存在“對罵幾句沒什么大不了”“只是展示信息不算犯法”等錯誤認識。從本質上看，正是這種觀念為“開盒”行為創造了心理溫床。此前有研究顯示，在未成年人群體中，這種認知錯位尤為嚴重。部分施害者將泄露他人隱私視為一種普通的網絡互動，而非嚴重的侵權行為。此外，輿論對某些網暴受害者的質疑和嘲諷，也使不少人選擇沉默和退讓，不敢、不愿站出來維權。對此，唯有讓更多人看到“開盒”對受害者的傷害，宣導正確的網絡精神文明價值觀，才能營造出更理想的大環境，使受害者得到更多保護，讓施暴者沒有生存空間。（楊鑫宇）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