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記者斯諾寫下《紅星照耀中國》在西方世界掀起巨大反響之前，其實早就出現了長征紀實，陳云同志為了還原歷史本來面目所寫下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就已經較全面地向西方國家介紹紅軍的英勇事跡和敢打敢拼的紅色精神，并且還系統的介紹了長征的經歷，深入宣傳了紅軍感人故事。所以說世界上第一本講述紅軍長征路上的書，其實來自東方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同志所寫《隨軍西行見聞錄》。

陳云同志的早期革命生涯

陳云生于江蘇青浦縣章練塘鎮的一個農民家庭，幼時喪父，又接連喪母，與自己的姐姐由外祖母撫養，后來又被過繼給自己的舅父，改姓廖，名陳云，1916年，陳云進入延安高等小學讀書，卻因家庭貧困，沒有足夠的錢來供他繼續求學，經老師的介紹輾轉去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在此期間，他利用商務印書館圖書資源，開始廢寢忘食地學習，接收了許多新的知識，在1925年五四運動時期，陳云同志又被推選為商務印書館罷工臨時委員會委員長，開始領導全館職工大罷工，并且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又連續三次組織參加上海工人起義。1934年出席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陳云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任國統區工作部部長，并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成員。隨后以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身份參加長征，開啟了他的隨軍長征之路。

寫書前的革命歷程

陳云同志能夠寫出這樣的真實使人震撼的著作與親自參加長征并且擔任重要任務密不可分，1934年10月18日，陳云同志同紅軍五軍團從江西曲利出發，踏上了兩萬五千里的長征之路，出發前，中央考慮到需要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了，就安排陳云擔任紅軍第五軍團的中央代表，整個紅軍第五軍團走在所有部隊的后方，掩護其他部隊的任務非常艱巨，陳云同志回憶說“長征的時候五軍團打后衛，天天都有仗打，沒有好好睡過覺，我作為部隊的政委，有責任設法保證后衛部隊不落后，有的時候六天六夜都沒辦法閉上眼睛休息。”

陳云親身經歷了長征中許多重大事件還讓重要戰斗，博古、李德的“左”傾錯誤導致軍隊重大損失，革命開始出現偏差，作為強烈的愛國主義革命家的陳云在遵義會議上義無反顧的支持毛澤東與這些錯誤傾向做堅決的斗爭，遵義會議取得勝利之后，中國共產黨便開始走向成熟，這些都與陳云同志的努力不可分割，之后的長征路上，我軍為了能夠搶渡金沙江，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并且為了部隊都能順利渡河，上級決定任命陳云為司令部政委，作為政委的陳云始終在戰爭一線，用自己的生命去保證戰士們能夠順利渡河，陳云的這一親身經歷，也為他之后完成長征著作積累了寫作素材和第一視角的真情實感。

1935年五月紅軍到達天全縣之后，為了保護全黨的利益和最終的大局，中共中央交給陳云一項絕密的任務:讓陳云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恢復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組織，并且就紅軍長征路上發生的重大事件，特別是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生死攸關轉折點的遵義會議的具體情況向共產國際詳細匯報，設法尋求共產國際的理解，支持和幫助。

陳云就這樣依依不舍地告別戰友離開長征的隊伍，只身前往白區，途中冒著巨大的風險，輾轉成都，重慶等多個地方，最后順江而下終于抵達了上海，但是當時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陳云想要開展工作就受到了阻礙，但是陳云同志為了恢復地下黨組織，清除叛徒敗類，還是開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后來陳云接到了中央的指示，準備離開上海，去往蘇聯首都莫斯科，在上海尋找地下黨關系和等候去蘇聯的一個多月里，陳云雖然身處于上海白色恐怖時期的緊張危險的環境當中，但是還是鎮定的抓緊這段時間，開始寫《隨軍西行見聞錄》，想以自己的真實經歷，鮮活真實的描述出紅軍長征路上的所見所聞和所經歷的困難險阻，但是時間緊迫一個月的時間并不夠用。

陳云在來到莫斯科之后，首先圓滿地完成黨中央為他安排的任務，陳云先是代表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恢復了聯系，緊接著全面詳細的講述紅軍長征路上的主要情況，并且還細致的講述了遵義會議，還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從幼年走向成熟，并且確定了以毛澤東思想為主要指導思想，開始不斷的取得各方面的勝利，陳云也對共產國際較為關心的問題做出了詳細的解答，共產國際也完整詳細的了解到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并且對中國革命的精神表示充分的肯定。

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聯系完全恢復之后，陳云暫時留在了莫斯科工作，并且還進入了列寧學院學習進修，即使身處他鄉，沒有國內戰火紛飛和艱苦環境，陳云還是絲毫不敢懈怠，他時刻想著千里之外的中國和正在轉戰山區的戰友們，心里掛念著中國的未來，即使自己身處異鄉，不能與戰友們并肩戰斗，也不能奮戰在一線，但是也要用其他方法去盡自己的那份力，于是陳云想到了寫書，他想要以筆為槍，讓全世界的人了解到意志堅定，戰斗不止的戰友們，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思想和品格，了解中國共產黨在危急存亡之際，采取的偉大變革和方針，想讓愛好和平，呼吁解放的人民能夠去了解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

用“隨軍醫生”第一視角鮮活真實講述

在當時混亂動蕩的環境下，各地組織也只能暫時在“地下活動”因此陳云考慮到，如果自己就這樣貿然去寫書可能會被限制發行，所以陳云想為了方便公開發行就去虛構成書的基本過程，用“廉臣”為筆名，假稱自己是國民黨的一名隨軍醫生，在1933年3月參加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作戰的過程中，因為所在的軍隊被紅軍殲滅，后自己又被紅軍俘虜。

隨南京軍五十九師于江西東黃陂之役，被俘于赤軍”。被俘以后本來以為生還無望，但紅軍當中缺少醫生，“他們要我在赤軍醫院服務，并稱愿照五十九師之月薪，且每月還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費。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軍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費，亦曾得著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幾次被遣至石城之赤軍預備醫院，時而調回瑞金之衛生部”這是后來成書后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所提到的“廉臣”為什么隨著紅軍西行的原因。

后來的“廉臣”因為看到了真實的紅軍和感受到了共產黨人的熱情，決定加入紅軍，愿意用自己的一技之長為當時醫務人員短缺的紅軍服務，就這樣陳云同志就巧妙地借這個軍醫的視角來真實鮮活生動的描述紅軍偉大的長征。“廉臣”隨軍之后發現一直以來長期被國民黨當局污蔑刻意丑化的紅軍領導人形象與真實的形象大相徑庭，“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為之診病時，仍在執筆批閱軍報。見我到，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時之想象，完全不可。”

并且這些赤軍領袖對待老百姓十分關心，一次毛澤東在路邊看到了一個老婦人因為饑餓倒在路邊，立即對這個老婦人開展救助。“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單一條，授于老婦，并命人給以白米一斗。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這是《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廉臣”真實所見。

并且后來加入紅軍的“廉臣”還跟隨部隊出發，經過一路的奔波和艱苦奮斗，具體而微的記錄描述了紅軍長征的行軍路上的艱難和精神，前面有江河大山的阻擋，又加上后面步步緊逼的敵人，真的是一路艱難險阻都沒有阻斷紅軍革命解放那顆熾熱的心，陳云在成書的過程中有意將國共兩黨進行對比，想要通過這樣的方式能夠更直觀，更鮮明的向人們展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軍隊，嚴守組織紀律，信仰堅定，不畏艱險的真實形象。

其實在考慮以“廉臣”所見所聞的第一視角為線索貫穿整本書的時候，陳云還考慮到這樣一來可以讓書中的“廉臣”在紅軍后方區域活動，他的記錄就更加具有了一定的全局性，因為從一個軍醫的角度來描述紅軍長征的過程遠遠要比普通士兵來描述更加使人信服，并且軍醫的活動有限，了解的前線戰爭有限，這樣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敏感的詞匯，也不會出現戰術調整之類，具體人員傷亡的情況。

況且在中間立場上來描述紅軍長征的歷程，介紹紅軍戰士的精神和言談舉止，能反映共產黨人的風采，品格和精神面貌，使整本書在國民黨統治區傳播，向思想觀點不同的人士進行宣傳，更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國民黨強加給紅軍的各種污蔑和對人民的各種謊言不攻自破，并且“廉臣”在書中也表達希望國共兩黨在民族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能夠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一致對外的強烈愿望，宣傳力度增大。

成書后掀起的巨大反響

經過陳云深思熟慮之后，1936年春天陳云同志以第三者的敘述口吻完成的《隨軍西行見聞錄》首先在法國巴黎的《救國時報》上刊發。《救國時報》是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以巴黎反帝救國大同盟機關報的名義設在法國巴黎注冊的一份中文進步報紙，為了重點宣傳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后，這本書很快就被傳回了國內，1937年4月《隨軍西行見聞錄》被作為附錄，收入上海丁丑編譯社在北平秘密發行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此書是根據陳云同志的親身經歷，再加上他細膩鮮活又通俗易懂的語言描寫，所以發行之后流傳很廣，并且不斷的宣傳紅軍真實的情況，打破了國民黨想要抹黑共產黨，封鎖共產黨革命的企圖，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共鳴，增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紅軍的認識和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