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陳云同志誕辰120周年。青年陳云的快速成長與上海這座城市有著不解之緣。

「建立黨報發行網」

20世紀初的上海是各種思潮展示、競爭、交流、融合的大舞臺。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學徒、店員的陳云，利用有限的業余時間，早起晚睡，廣泛涉獵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學科的知識，并利用職工教育機會，參加館里舉辦的夜校，學習英語和俄語，接觸到各種社會政治學說。他還經常到進步文化人士應修人、樓適夷等創辦的上海通訊圖書館讀書，研讀《馬克思主義淺說》《資本制度淺說》《共產主義ABC》等著作，意識到只有改造社會才能解放人類的道理。

五卅慘案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總工會宣告成立，舉行總同盟罷工，上海學界、商界宣布總罷課、總罷市，全國各地各界紛紛聲援。陳云積極參加商務印書館舉行的罷市、募捐、義賣等活動。這一親身實踐使他感受到工人階級和廣大民眾的偉大力量，堅定了改造社會以解放人類的信念。

這一時期，陳云在商務印書館職工會刊物《職工》上陸續發表《職工在現社會的地位》《總工會是什么》《罷工后職工應有的覺悟》《中國民族運動之過去與將來》《自治與民眾》等文章，探討工人階級的地位、工會組織的性質和作用、工人運動的意義、中國民族運動的道路等問題。這表明，經過工人運動洗禮的陳云，其關注視野已由工人運動拓展至民族解放，開始結合實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1925年八九月間，經商務印書館董亦湘、惲雨棠兩位黨員介紹，陳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陳云后來說，自己的“入黨動機顯然由于罷工運動和階級斗爭之影響”。談到入黨之后思想的轉變，他回憶：“我自覺入黨時經過考慮，而且入黨以后，自己覺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業’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這個人生觀的改革，對于我以后有極大的幫助。”

在白色恐怖時期，面對反動勢力的思想禁錮和文化封鎖，如何及時向上海數十萬工人宣傳黨的政策方針，有效發揮報刊的宣傳、鼓動、組織作用，顯得尤為迫切。

陳云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積累了豐富的報刊經銷實踐經驗。他響應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蘇省委號召，發揮業務特長，為《布爾塞維克》《紅旗》《紅旗日報》《上海報》等建立秘密的發行網和通訊網。其中，《上海報》是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也是上海工會聯合會機關報。陳云在指導上海法南區工人運動時，曾將100多份《上海報》送進美亞綢廠，受到工友的歡迎。他還十分重視《紅旗日報》的發行工作，并進行了專門調查。

陳云認為，黨報不僅是政治宣傳工具，還是群眾的組織者。基于調查和實踐經驗，他提出建立和完善報刊發行網和通訊網的具體措施，包括在上海建立總發行部，在重要城市設立發行分部，在工廠、學校、機關、街道建立代派處，在工廠、農村、軍營、勞苦群眾聚集地等設立采訪員。按照這一決議，上海各區及產業工人集中的地方乃至江蘇全省很快建起黨報黨刊發行網和通訊網。

一·二八事變爆發后，上海各界抗日救亡浪潮不斷高漲。在黨的領導下，滬西17家日商紗廠工人舉行大罷工，抗議日軍侵略上海，聲援十九路軍抗戰。在陳云等人領導下，大罷工持續了四個月。

這一時期，陳云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他深入工人群眾中間，組織南洋煙草公司、時事新報館等工人的罷工斗爭，指導造船、市政、電話等行業開展工人運動。通過開展工人運動，黨團組織進一步壯大。僅在1932年3月至7月，黨員和團員數量就增加一倍。

在領導上海工人運動中，陳云先后撰寫《時事新報館工人罷工斗爭中反黃色工會的工作》《怎樣鞏固赤色小組》《全總改組以后的工作》等文章，及時總結工人運動經驗。針對當時一些工會既與資本家、國民黨政府關系密切，又維護工人合法利益、主張武裝抗日的特點，陳云決定改變以往的“關門主義”政策，運用統一戰線策略，推動上海工人抗日救亡運動發展。、

陳云撰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首次向世界介紹了中國紅軍的長征”，成功地打通了世界人民通往紅色中國的大門。這是《隨軍西行見聞錄》中關于遵義的記述。

「領導隱蔽戰線斗爭」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后，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共產黨員錢壯飛設法將此消息通知李克農。在陳云協助下，周恩來采取緊急措施，將中共中央機關安全轉移。

6月10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改組中央特別委員會。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等人組成新的中央特別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工作。陳云作為中央特科負責人，化名李介生，黨內別稱“先生”。

6月21日，向忠發被捕，供出周恩來在小沙渡的住址。中共中央決定處于險境中的周恩來暫停工作，等候轉移中央蘇區。值此危急時刻，在陳云的領導下，中央特科安排中央機關及身份暴露的人員轉移，調整特科內部各科組織及其職能，優化完善特科人員工作方式，恢復了一度陷于停頓的情報工作，建立起新的秘密情報關系，甚至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警備司令部都發展了情報聯系。

在嚴酷的環境中，陳云時常裝扮成商人，千方百計利用各種社會關系，接待來滬尋找黨組織的外地同志，向前往外地工作的同志布置任務。為了以合法的營業掩護特科工作，陳云在上海多個地區開設了20余家商鋪，包括南貨店、木器店、印刷所等。運用“開鋪子做買賣”的辦法，既使同志們有了合法的身份，又使特科擁有了更多開展工作的秘密機關。

為了使新建的特科總部更加隱蔽，陳云還在中山路設立煤球廠，購買機器設備，生產煤球。他以“合伙人”的身份，經常在煤球廠召開特科會議并部署日常工作。設在山海關路肇慶里十七號的新生印刷所，不僅是黨在上海的秘密聯絡機關，還曾負責印刷黨內緊急機密文件。當時擔任特科保衛工作的李士英，以這家印刷所的校對作為公開職業。據李士英回憶，那時的陳云“穿一件長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頂紅帽頭，儼然一個賬房先生”。在陳云的領導下，中央特科靈活機智地與敵人開展斗爭，有力地保衛了黨中央安全。

1932年12月，陳云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到位于上海虹口的魯迅寓所，將隱蔽在那里養病的瞿秋白及其夫人楊之華安全轉移。由于國民黨特務正在加緊對魯迅的監視，這次轉移不僅保證了瞿秋白夫婦的安全，也是對魯迅的保護。魯迅逝世后，陳云撰寫《一個深晚》，記述了這次經歷。文章以史平為筆名，在《救國時報》發表。他在文中詳細描述了與魯迅相見的情景，贊揚魯迅的“堅決，不妥協的反抗”精神，將引領中國青年走上解放中國民族與解放勞動大眾的光明大道，并深切懷念這位“愛護我們革命戰士的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朋友”，號召人們勇敢堅決地去完成魯迅一生奮斗的事業。

1933年1月，陳云離開上海，前往蘇區。1935年，在長征途中的陳云接到新的任務。5月31日，在瀘定縣城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派陳云前往上海恢復白區黨組織，并設法重建與共產國際中斷的聯系。按照中央的安排，陳云秘密離開長征隊伍，一路輾轉，于7月到達上海，先后居住在霞飛路、山西北路等地的友人家中。他想方設法找到上海中央特科組織，并與曾經在上海臨時中央局機關工作的楊之華等人取得聯系。一個多月后，按照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部署，陳云再度離開上海，轉赴莫斯科。

此次在上海短暫開展工作期間，陳云開始撰寫《隨軍西行見聞錄》，最后在莫斯科完成著述，署名廉臣。這本書以一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的口吻描述紅軍長征歷程，稱贊紅軍領袖對共產主義有堅定的信仰及犧牲精神。1937年4月，它作為《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附錄，由上海丁丑編譯社出版發行。一些國統區的青年閱讀這本書后，受到書中所述紅軍英勇事跡的感召，陸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總之，上海之于青年陳云，是一個學習、成長、戰斗的地方，是在革命洪流中不斷起航的地方。他掛念與熱愛這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也為上海的解放與發展貢獻了力量。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黨史黨建研究院研究員董建波）

原標題：《學林隨筆｜青年陳云與上海二三事》

欄目主編：王珍 圖片來源：新華社

來源：作者：董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