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時年68歲的顧維鈞從國外返臺，特意回來述職。次月，他就提交了辭職報告，申請退休，也很快獲得了批準。只是他沒想到，退休后的生活竟然如此無趣，他也因此流連牌桌。

被軟禁20年的張學良得知后，特意邀請他來一起打牌，消磨時光。不過很快，張學良就發現了這位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的老友，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有外遇了！

雖然顧維鈞從未正面承認過，但是每次打牌，他從來不邀請自己的妻子，而且還經常邀請同一位女子。原本，張學良還沒發現不對勁。

畢竟，顧維鈞帶來的這個女人也在聯合國任職，嚴格來算，兩人是同事關系，對方嫁的還是顧維鈞的下屬，生了3個女兒。張學良自認不會對下屬的老婆產生不軌的想法，名聲太不好聽了。他也沒亂想。

帶個人來一起打牌嘛！能有什么事呢？只是，在牌桌上，兩人眉來眼去，曖昧的氛圍簡直撲面而來，仿佛老樹開花。

張學良年輕時經常流連女人堆，要是還猜不出來，他干脆干脆自戳雙目算了。

一、顧維鈞的婚變風波

那天，最讓張學良震驚的，是后來發生的事。

當時，他正一邊出牌，一邊饒有興致看著68歲老友，如何在牌桌上和另一個女人曖昧互動。突然，門被踹開，一位氣勢洶洶的女人闖了進來，抄起手邊的一盅熱茶，對著顧維鈞潑了過去。

顧維鈞被當頭澆了一杯開水！最令張學良佩服的是，這樣浪費的情況下，顧維鈞愣是眼神都沒變一下，神情自若地繼續出牌。

來人是他聲勢浩大求娶而來的妻子黃蕙蘭。

兩人結婚36年，黃蕙蘭陪著顧維鈞出席了很多重要場合，包括一些宮廷舞會，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魯門總統的就職典禮等等。她的大名隨著顧維鈞的聲望而水漲船高。

張學良也認識她，在她進門的一剎那就頓感不妙，可一切發生太快了，他甚至連勸說的機會都沒有，只能任由事情發生。

黃蕙蘭謾罵得很難聽，可無論是顧維鈞，還是他那相好的女人，都沒有半點反應。他們仿佛當這個女人不存在，任由她獨自發瘋。

兩人都在出牌，張學良也不得不繼續跟著打，沉默地當了一次施暴者。或許，這種被無視的屈辱難以承受，沒多久，作為妻子的黃蕙蘭就離開了房間。

張學良不知道她離開時有多絕望，但沒多久，他就得知了顧維鈞離婚的消息。幾個月后，68歲顧維鈞迎娶51歲嚴幼韻的消息，傳遍了大街小巷。

二、顧維鈞的婚姻算計

顧維鈞的一生，娶過4位妻子。在《中國外交官風云錄》一書中提及，顧維鈞在92歲時，曾提及自己的四段婚姻，他用了四個詞來分別形容：主命、主貴、主富、主愛。

（一）主命，是形容他和第一任妻子張潤娥的婚姻。

這是一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娃娃親，訂婚時，顧維鈞才10歲，他的岳父張衡山醫術高明，有一定家產。

兩人訂婚后，岳父出資供他求學，后來還送他去美國完成學業。然而，在美國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顧維鈞，一心想要解除婚約，遭到父親強烈反對，最后舉行了“形式婚姻”，實則兩人井水不犯河水。

對于這一切不公待遇，張潤娥都忍了下來，沒有怨懟，也沒有包袱，甚至連后來顧維鈞提出離婚，她都爽快順從地辦了。

晚年回憶錄中，顧維鈞都感慨稱贊張潤娥，是個非常寬容、天真純樸的好人。

（二）主貴，形容的是他和第二任妻子唐寶玥的婚姻。

這場婚姻起因于女方的父親非常賞識顧維鈞，給他介紹了不少資源，而顧維鈞在結識女方后，產生好感，自由戀愛后步入婚姻。

因為岳父的關系，顧維鈞得以在外交事業上如魚得水，步步高升，故而，這段婚姻被他形容為“主貴”。

只可惜，妻子紅顏薄命，生下一兒一女后，就因流感撒手人寰。

（三）主富，形容的是他和第三任妻子黃蕙蘭的婚姻。

黃蕙蘭是個出身優渥的富家千金，她她的父親是印尼有名的“糖王”，家財萬貫，堪稱首富。

相傳，黃蕙蘭3歲時，母親就給她的金項鏈上，送了一枚80克拉的鉆石。母親還為女兒安排了音樂、舞蹈、美術和外語的課程，讓她小小年紀就精通6國語言。

她和顧維鈞的婚姻，是后者主動追求的結果。

那是1920年，顧維鈞32歲，因為巴黎和會的緣故，聲望與日俱增。黃家是商人，有意結交，就在自家別墅里宴請了當時的中國代表團。顧維鈞前來做客時，在鋼琴旁邊看見了黃蕙蘭的照片，表示非常喜歡，想要結識。

黃蕙蘭的父母自然樂見其成，就專門安排了晚宴，想讓女兒和顧先生認識一下，如果能夠結成佳偶，更是一樁美事。

這一年，黃蕙蘭26歲，正是風華絕代的時候。她不明白父母為什么要自己見一個陌生男人，但還是出于孝順應了約。可初次見面，她對這個男人沒有半點好感。

回家后，黃蕙蘭悄悄和母親抱怨：“那個男人，不會跳舞，也不會騎馬，還是兩個孩子的鰥夫，為什么要嫁給他？”

母親卻笑了，向女兒保證：“他一定能給你別人給不了的東西。”這個東西的名字，叫做權力和體面。

聽了母親的話，黃蕙蘭也沒再抵抗，而是接受了顧維鈞的追求。顧維鈞也非常懂女人，特意用自己有外交特權牌照的汽車，帶著黃蕙蘭出門郊游，還帶她去專門的國事包廂聽歌劇，一點點打動了她。

不久，兩人就舉行了盛大的婚禮。

婚后，她對顧維鈞的外交事業非常支持，經常自掏腰包，為使館出錢出力。

比如，她覺得使館太破舊會影響國家形象，便自掏腰包為其翻新。顧維鈞回國工作時，她豪擲花20萬美元買下陳圓圓的故居，給丈夫作為公館使用。

她還經常把手上的錢，全部交給丈夫打理，父親給她寄了大把大把的錢，她都交給了丈夫顧維鈞，再從他手里拿錢用。

可黃蕙蘭沒想到，多年付出，竟然在晚年要遭遇丈夫情感的背叛，實在可惜可嘆。

三、不可為人言道的小心思

顧維鈞為何放著有錢、有顏、有品位的妻子不要，轉而愛上了下屬的遺孀嚴幼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離婚來娶她呢？這件事，還要從他不可為人言道的小心思說起。

在外交事業上，顧維鈞春風得意、八面玲瓏，認識他的人沒有說他不好的，甚至連離婚后的黃蕙蘭都承認顧維鈞在外交上為國家所付出的心血。

黃蕙蘭曾在離婚時，鄭重地對顧維鈞說：“你是所有人眼中的英雄，是可敬的人，卻不是我想要的丈夫。”

她以為她的丈夫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實則，顧維鈞是個典型有大男子主義的人，最偏愛小鳥依人的女子。

當年，他求娶黃蕙蘭，看中的就是她的家世。可隨著自己的地位逐漸升高，他越來越看不慣黃蕙蘭大手大腳的行為，他覺得這叫鋪張浪費。每次，黃蕙蘭帶著自己的珍貴珠寶出席宴會后，顧維鈞都會在家里大發雷霆。

在他的心中，妻子應該帶著自己給買的珠寶出席，而不是老用她父親給買的昂貴珠寶。

黃蕙蘭也很委屈。

因為丈夫帶她參加的宴會，大多是外交場合，需要顧及國家的面子。她不想失了分寸，更希望在這樣的場合，用自己的財力掙回一些面子。兩人多次因為小事爭吵，黃蕙蘭雖然生氣，但也從未想過，丈夫竟然會另有所愛。

至于涉嫌插足婚姻的嚴幼韻，是標準的溫婉婦人，最擅長打理家事、照顧家人。

四、顧維鈞的“主愛”婚姻

主愛，是顧維鈞92歲時，形容他和嚴幼韻的婚姻。此時，兩人已經攜手走過了24年，雙方和前妻前夫所生的子女都相處融洽。但若是你以為顧維鈞口中的“主愛”是真愛的話，那可能就要大跌眼鏡了。

1956年，恰恰是顧維鈞辭職退休的年紀，雖然后來他又在次年受聘為海牙國家法院的法官，但在當時那個時間節點來看，他已經是個沒有外交官身份的老頭子了。

他知道，妻子黃蕙蘭很享受外交中的社交宴會，不管他用什么理由離婚，后者都可能不會放手。兩人吵了這么多年都沒有成功離婚，就說明了這一點。而當他已經退休，沒了外交官身份，妻子接受離婚這件事就變得更簡單了。

更別說，他還加上了很多冷暴力、無視的羞辱，養尊處優長大的黃蕙蘭不可能受得住這樣的羞辱。

果然如他所料，一直被冷待的妻子終于當眾發了瘋，而他也抓住了離婚的切入點，順利跟婚姻做了分隔。

至于和嚴幼韻結婚，他或許真的很喜歡嚴幼韻的性格、習慣，但更多的，還是看中了嚴幼韻細致入微、照顧人的能力。婚后，他被嚴幼韻照顧得很好，連他兒子都說，嚴幼韻的存在至少讓他多活了20年。

他所做出的每個決定，都是長期有利于自己的，至于對方如何，根本不在考慮之內。

在大事上，我們需要這樣的人為國家利益爭取空間，而在婚姻中，和這樣的人相處，不免也有些毛骨悚然。

五、寫在最后

顧維鈞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他幾乎參與了那個時期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還留下了超級詳細的口述回憶資料，為外交事業做出卓越貢獻。

但他也一直有靠岳父起家、靠妻子起家的名聲。

確實，他的每一次婚姻決策，都占盡了好處，而有所損傷的，總是女子。

值得慶幸的是，無論是黃蕙蘭，還是嚴幼韻，她們都是有著頂級智慧的女子。

黃蕙蘭自然不必說了，在得知有人插足婚姻時，她全部的攻擊手段，都是對著自己丈夫去的，晚年寫回憶錄時，她甚至都沒有提及嚴幼韻的名字。

晚年，她選擇了隱居，財產因為幾次遭遇搶劫而流失殆盡，最后只能靠父親留給她的五十萬美元的利息生活。

而嚴幼韻呢？

她是復旦校花，當時少有的女大學生，后來嫁給外交官楊光泩，跟著他在各個國家出差，還生下了3個女兒。

可惜，1942年，日軍殺害了她的丈夫，因為楊光泩拒絕交出籌集到的抗戰資金。

嚴幼韻也因此陷入危險之中，她還帶著三個女兒，身邊又有好幾位丈夫失蹤的外交官太太。

她表現出了驚人智慧，以一己之力穩住情況，還帶著這群養尊處優的太太們，自己養雞養豬種菜，還自學做醬油，一直堅持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

此后，從未工作過的她，在朋友的介紹下，找到了聯合國任職的機會。

朋友不擔心她的能力，只覺得她從來沒有上過班，很擔心她沒有辦法在九點準時上班。然而，嚴幼韻上了整整11年的班，從未有過任何一次遲到。

直到1956年，她嫁給了顧維鈞之后，才再次洗手做羹湯，回歸了家庭生活。

顧維鈞先她一步離世，享年97歲，而嚴幼韻一直長壽，活到了2017年，享年112歲。

參考資料：

（1）《張學良口述歷史》，2007年出版，張學良口述、唐德剛撰寫，中國檔案出版社。
（2）《往事不寂寞（口述）精選集》，楊雪蘭口述部分，口述時間：2006年12月11日。
（3）《沒有不散的筵席》，黃蕙蘭著，1988年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