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日，中央網信辦通報，“清朗·網絡平臺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開展以來，重點平臺進一步優化信息推薦算法功能、調整信息推薦算法規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還存在相關功能使用效果不顯著、推薦內容質量不夠高等問題。算法治理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網信部門將開展常態化巡查，督導信息推薦算法平臺持續優化算法運行機制和管理規則，不斷提升推薦內容質量，創新用戶賦權功能，切實維護網民合法權益。為探索算法治理路徑，本報開設“數字法治·算法治理”欄目，邀請專家學者就此進行探討。

武丹/制圖

作者|舒靜怡

責編|薛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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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作為人工智能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其應用已深度滲透到金融、醫療、就業、司法等社會領域。然而，伴隨而來的算法偏見、決策失真、平臺壟斷、數據污染等問題日益突出，對個人權利、市場公平競爭、社會治理效能等構成了嚴峻挑戰。面對技術迭代加速的挑戰，我國積極構建相關法律法規，已形成了以網絡安全法確立的“網絡運營者信息內容管理義務”為基礎，融合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對個人信息權益保護和數據安全的核心保障要求，并經由《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等專門性規章，形成了針對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規制體系。同時，我國明確提出“算法向善”、消除歧視、提高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質量、增強透明度等具體治理目標。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基礎理論研究，支持科學家勇闖人工智能科技前沿的“無人區”，努力在人工智能發展方向和理論、方法、工具、系統等方面取得變革性、顛覆性突破，確保我國在人工智能這個重要領域的理論研究走在前面、關鍵核心技術占領制高點。這為算法治理指明了方向。要構建符合我國人工智能發展需求的敏捷治理體系，保持政策靈活性，留足制度發展空間，以保障技術的長遠健康發展。2025年中央網信辦開展的“清朗·網絡平臺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積極踐行該理念，聚焦平臺主體自我約束，要求平臺通過主動規范內容推送機制、保障用戶選擇權、提升算法透明度等措施，引導行業自律、推動標準制定，探索算法治理的有效路徑。

算法治理的現實困境與行業自治的正當性

當前，算法治理主要面臨三重核心困境：一是算法模型高度復雜且急速演進，監管部門難以實時、精準掌握所有前沿技術及應用邏輯。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DeepSeek）的快速發展為例，其已帶來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著作權歸屬、人工智能幻覺、意識形態安全等新型挑戰。二是應用場景的多元性與規則普適性之間存在天然矛盾。通用型人工智能的發展催生了高度細分的應用場景，如醫療診斷、金融風控、定向推送、內容生成等，其底層技術雖同源，但因數據輸入、訓練目標、優化策略的差異，導致輸出的結果、應用影響范圍和程度、倫理要求迥異。如果以單一規則進行“全鏈條治理”，既缺乏合理性亦很難具有操作性。因此，歐盟頒布的《人工智能法案》、英國出臺的《促進創新的人工智能管理方法》及我國的《暫行辦法》等廣泛認可“基于風險”的分級分類監管模式，強調治理的場景適配性。三是創新激勵與風險規制相悖，過于嚴苛或模糊的監管可能扼殺技術創新活力，而放任其野蠻生長則可能放大算法技術的缺陷，最終損害技術的可信度與發展潛力。因此，我國《暫行辦法》第一條將“促進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發展”與“規范應用”并列為立法宗旨。由此可見，平衡之道成為算法治理的關鍵。

基于此，筆者認為，行業自治路徑的引入具備正當性，也契合當前的“敏捷治理”的內在要求。首先，行業主體尤其是頭部科技企業，具備信息優勢和專業能力。擁有算法技術的科技型公司，往往匯集了頂尖技術專家、法律人才以及相關業務運營者，具備對復雜算法進行專業性評估、風險預判及制定市場適配規則的能力，且對算法研發、部署、運行、持續性監管和最佳實踐等方面擁有更及時和精準的認知。其次，行業自治規則的制定與修訂機制相對靈活高效，能快速響應技術演進與市場變化。其規則內容更貼合算法治理的具體場景，可以運用“通用語言”而非抽象法條，提升其治理可操作性。例如OpenAI公示在其算法運行中應遵守的基本原則、我國重點平臺簽署“算法向善”南寧宣言，體現出企業和行業制定規則的能力和適應性正逐步提升，且這些規則不僅可以促進行業發展，獲得社會和公眾的廣泛認可，還可以為高層級的規范提供經驗。最后，行業自治是“協同治理”的關鍵環節。2021年9月印發的《關于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提出，打造形成政府監管、企業履責、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的算法安全多元共治局面。可見，行業自治與政府監管并非替代關系，而是承擔著承上啟下的關鍵樞紐作用。

算法治理中的行業自治面臨的挑戰與出路

中央網信辦通報的“清朗·網絡平臺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成果顯示，抖音、小紅書、微博等平臺圍繞正能量內容加權推薦、用戶自主選擇權保障、推薦內容多樣性優化、提升算法透明度等核心環節，系統性優化完善多項功能，展現出行業自治在專業性、靈活性層面的優勢，但仍存在算法治理上的應用缺陷。

其一，行業自治模式的內生缺陷。從行業自治的本源角度看，行業自治是市場主體主導的治理機制，其制定的技術標準、倫理準則等，可能傾向于降低合法成本或回避敏感問題，易陷入“既當裁判又當選手”的角色沖突，或者陷入“自治惰性”而怠于執行。甚至部分企業充當技術標準主導者時，可能抬高競爭者的成本，如OpenAI的O1安全項目內包含用“部分開源”換取“數據回流”的機制，即變相強化其技術生態，形成新型技術競爭壁壘。

其二，算法治理中的行業自治可能帶來合法性危機問題。首先，現行行業標準大多依據《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等規范對平臺自治行為進行“鼓勵性或促進性”規定，或者源于各級政府的委托獲得自治權力，但無法律法規的直接授權規定等，這導致行業自治權限的范圍與限度存在一定爭議。換句話說，行業自治究竟是以授權為限還是法無禁止皆可為、行業規則的制定主體與制定程序如何、違反企業與行業規則的后果又當如何？這些問題不僅造成企業制定規則時的困惑，更削弱其“主動”進行算法治理的意愿。

為破解上述困境，有效回應自我規制的內生性缺陷，可以借鑒角色規范理論，通過明晰行業協會、企業等在算法治理中的權利與義務，并保障其運作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構建清晰的問責框架。在主體協同層面，我國算法治理應堅持“政府主導監管、行業自律協同”的基本原則。對于算法透明度、倫理嵌入、風險分類等具有普遍性的核心問題，應側重制定基礎性、原則性的監管框架，為行業自治劃清底線。行業組織在此框架下，發揮其專業與場景適配優勢，制定細化的規則與標準予以落實。同時，監管機構應識別并提煉行業實踐中形成的有效、可行的共性規則，通過法定程序將其上升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范，以此發揮政府與行業之間的有機協調與聯動治理作用。

未來人工智能立法應合理配置行政監管權與行業自治權，并細化自律機制的全流程規則，包括規則的制定程序、執行監督、責任承擔規則。此外，還應強化監督機制的設計，明確監管機構和第三方監督的方式，保證監管效能與監督手段的可行性。同時，聚合用戶參與的力量形成多元共治格局，通過社會公眾的參與與監督，提升并維系公眾信任，從“企業自律”轉化為“可信人工智能”。

行業自治作為算法治理體系形成的關鍵環節，其能否真正發揮作用，還需推動行業自治從“宣示性承諾”轉化為“實質性多元共治”，唯有如此，方能在人工智能與算法快速發展之時，達成創新發展與安全可控的動態均衡。

（作者單位：上海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