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冬天，由于舊軍隊內部派系斗爭的影響，加上日寇的進一步離間政策的奏效，兩支抗日武裝救國軍和自衛軍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化，并不斷發生沖突和摩擦。

根據吉東黨組織的決定，周保中在兩軍之間做了許多團結對敵的工作，結果促成了兩軍在抗日的基礎上聯合起來。

終于制止了他們之間一觸即發的大規模武裝沖突，達成了聯合抗日的協議，

并建立了自衛軍、救國軍聯合總司令部，丁超任總司令，李杜、王德林任副總司令，周保中任總參謀長。

兩軍仍然保持各自的組織系統，在聯合作戰時，由聯合總司令部統一指揮；有關防地劃分、經費籌措及部隊糾紛等問題，由雙方協商解決。

周保中進行的這一兩軍聯合的工作，穩定了吉東地區的局勢，使日本侵略軍不得不推遲向牡丹江東岸的大舉進攻。

但是，自衛軍和救國軍的聯合只維持了兩個月。由于兩軍的領導者各懷鬼胎，不顧大局，再加上日寇從中進一步挑撥離間，又使兩軍的團結破裂，而自相殘殺起來。

自衛軍左路總指揮馬憲章和救.國軍副總司令孔憲榮兩人最反動。而孔憲榮先下手，；.唆.使劉快腿夜間從中東路九站疾速進兵下城子，以索餉算賬為借口，包圍了馬憲章的指揮部，刺死了馬憲章。

這一破壞行動的結果是，很快引起了牡丹江西岸日軍的大舉進攻，使中東鐵路東線最后一段也被日軍占領。

一九三二年末，日本軍隊進攻中東鐵路西線的蘇炳文和呼海路沿線的馬占山抗日隊伍時，蘇、馬因"彈盡糧絕"退入蘇聯境內。一九三三年初，日軍占領中東鐵路東線進而向吉東地區大舉進攻，

李杜、丁超、王德林等，由于內部矛盾重重，在軍事上不統一，在政治上受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影響，不愿接受共產黨提出的積極抗戰的主張，

又由于他們侵害群眾利益，得不到人民特別是農民群眾的擁護，因此，這一數萬人的反日隊伍，在日軍進攻之下潰散了。

丁超投降了日寇，李杜、王德林等在困難的情況下撤退到蘇聯去了。使日軍不到五萬人的兵力得以很快占領了吉東地區。

周保中解決自衛軍、救國軍矛盾，制止了兩軍之間一觸即發的武裝沖突，建立起聯合總司令部之后，就隨救國軍前方總指揮部的隊伍到東寧、汪清等地活動去了。

自衛軍、救國軍潰散時，周保中同吳義成從汪清活動到東寧，當他們率前方總指揮部從東寧向寧安進軍時，聽到了救國軍潰散、上層領導人王德林等撤到蘇聯去的消息。

這個消息，在前方總指揮部引起了震動，對吳義成影響很大，給周保中的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這時隊伍也發生了逃跑、投降現象，吳義成動搖了，他極力主張撤到蘇聯去。于是周保中團結隊內的黨員和進步的軍官、士兵進行了大量的工作。

他首先做吳義成的工作，幾乎天天跟他講民族大義，一定要抗日到底，不能半途而廢，如我們不抗日到底，對不起祖宗，對不起人民，對不起祖國，那不成了民族罪人嗎！

吳義成聽得都有點不耐煩了，經常爭論得面紅耳赤。有時吳義成跟下邊的人說"紅帽子（他知道周保中是共產黨員，所以這樣叫）一天老叨叨！不定哪天我把他趕出去！"

下邊的士兵馬上跑去告訴周保中，讓他注意。但周保中毫不在意，照常天天跟他說，動員他留下來繼續舉起救國軍的旗幟，堅持抗戰到底。

在周保中反復耐心說服下，加上救國軍中的中層領導者積極支持周保中，在下邊說服吳義成，如第四旅旅長柴世榮做吳義成工作。

他對吳說：國難當頭我們應該堅持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抗日到底，甘心情愿把白骨埋在長白山下、鏡泊湖畔，絕不做戰場上的逃兵和他鄉之鬼。

從而使吳義成留下來和周保中一起重整救國軍隊伍，繼續抗日。遂推舉吳義成代理救國軍總司令，周保中任總參謀長，胡澤民任副總參謀長。

并將潰散在寧安、東寧、敦化、額穆、安圖等地的救國軍部隊編為一個游擊軍、四個路軍。由李延祿任游擊軍司令，柴世榮、姚振山等人任各"路"司令。

由于有周保中為主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苦耐心的工作，才使吳義成同意留在東北繼續抗日，使救國軍得以保留了這一成旅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

但是，這時編成的四個"路"，每"路"番號比較雜亂，人數多寡不等，多的可達四、五千人，少的能有一、二千人。

這時的救國軍部隊雖還有幾千人，乃至上萬人，可實際已不聽從吳義成的調遣了，而是各為一個系統，各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其中積極要求抗日救國的隊伍，都聽從周保中的指揮和調遣。他們從救國軍的抗日斗爭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原來救國軍的上層領導人，沒有抗日的決心，不能抗日到底，

只有中國共產黨派來的周保中、胡澤民、李延祿等這些人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和祖國的利益，堅決進行抗日。

他們也逐漸認識到這些人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只有共產黨才能真正領導這場戰爭走向勝利，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中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