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因為開辦“洋務”和推行“新政”的需要，清廷開始大規模往國外派遣留學生。

派遣留學生的本意，是希望這些學生在國外習得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和近代管理理念，以幫助清廷辦理洋務，革新制度，鞏固清廷統治，為風雨飄搖的大清王朝續命。然而事與愿違，這些留學生很多都參加了革命，成了清朝的掘墓人。這是頗值得思量的。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留學生容閎，18歲時隨美國牧師赴美留學，在耶魯大學獲得學士后即歸國投身洋務，促成了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計劃，清廷派遣留學生由此肇始。但就是這么一位留學始祖，洋務先驅，到了花甲之年，居然就成了革命黨，拄著拐杖也要造大清的反。

早期的革命團體，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后來的同盟會，檢視其主要成員，有一個共同的經歷，都是留學生，黃興是東京宏文學院的，宋教仁、胡漢民是東京法政大學的，陳其美是東京警監學校的，蔡鍔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連魯迅這樣與政治毫不相干的醫科生都加入了光復會。

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公派留學生，路費、學費、生活費全部由清廷支出，以1907年為例，僅生活費一項，清廷就要為這些留學生支出十余萬兩白銀。

這些公派留學生花著清廷大把的公帑，既不想著怎么報答清廷的“恩情”，也不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好好學習，提升自身素質，卻整天專想著革清朝的命，以至于想專心學習的留學生不得不遠離東京這個“造反中心”，去其他地方念書。

以黃興為例，清廷本是派他去日本學師范的，結果還不到一年，就棄文從武搞革命了。蔡鍔本是去學商業的，結果又是一年不到，就肄業去讀陸軍士官學校了，要暴力推翻清廷。

造反的風潮到底有多嚴重呢？據當時國內輿論的估計，在日的留學生加入同盟會的至少有十分之一。梁啟超的說法是“萬余留學生從之者過半”。后來孫先生則回憶：“從前在日本組織同盟會，所得的會員不過是一萬名學生”，這里的學生當然是指在日的留學生。最可笑的，清廷通過考試從留學生中選拔的官員中，參加了同盟會的也有49人，《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更是夸張的表示，這些留日學生無一不是造反派。

清廷派遣留學生的政策不僅未能挽救統治危機，為大清王朝續命，還培養了一支推翻其統治的生力軍，這是相當滑稽的。

為什么會這樣呢？

天下并沒有天生的造反者，這些留學生派出去的時候大概是無一不想著學成歸來報效朝廷，然而一旦見識了外面的世界，情勢就不一樣了。

據親歷者的回憶，他們一來到外國，立馬就感受到什么是“天壤之別”。外國的“政治之善，學校之備、風俗之美、人心之一”，都是清朝無法企及的。

凡事最怕比較，一比較，差距就出來了，在魯迅等人組織的紹興同鄉懇親會發出的公函中就有這樣的語句：

身從黯云苦霧中來,而忽睹天地重清,河山有主,顧瞻風光, 非我國土,則愛國愛鄉之心不覺悵然其盆涌。

看到沒，剛一出國，故土就是“黯云苦霧”了，來到了外國，覺得天地都“重清”了。

然而覺得大清不行是否就一定會造反呢？也不一定，中國有句古語說得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清朝再不行也是他們的故土，外國再“善”再“美”也是異國，何況他們花的還都是清朝給的銀子。

關鍵還是清廷的表現讓他們看不到任何改良的希望。

1903年，俄國撕毀中俄《東三省交收條約》，提出7項無理要求，全國嘩然，紛紛反對，拒俄運動爆發，清廷不外爭國權而只知對內鎮壓，這是留學生離心離德的起點，黃興等人就是這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06年，清廷頒布《仿行立憲上諭》，新政推行了五年終于要“仿行立憲”，仔細一看，居然還只是預備立憲，且不知要預備到何時。

1908年，眾人翹首期盼的二十三條《欽定憲法大綱》終于出臺，君上大權14條基本照搬了《明治憲法》，而且還有所擴大，臣民權利義務卻較《明治憲法》大大減省，還放在了附錄里。

至此，留學生群體基本已不對清廷抱有希望，在日的保皇黨都開始大量加入同盟會了。徐錫麟解釋為何要恩將仇報刺殺恩銘時的一段話就部分揭示了當時留學生的心態：

“恩銘厚我，系屬個人私恩；我殺恩銘，乃是排滿公理！”

造反已成為留學生心中的公理了。

對這一情勢變化，梁啟超先生有段話可謂一語中的：

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可見，與其說是這些留學生要革清朝的命，不如說清廷自己就是滅亡清朝的最大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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