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不僅是中國文學領域的經典之作，也映照出中國人千百年來對命運、情感和存在的思維邏輯與精神探索，串聯起傳統智慧與現代生活，讓書中諸人的故事成為啟迪現實、療愈人生的鑰匙。

《紅樓夢》對當代人遭遇的精神困境能夠起到紓解和撫慰作用，離不開其中所蘊含的生命哲學。生命哲學，通俗講叫“生死觀”，指的是人們對生命過程與結局的認知。從哲學層面說，生命觀念主要包含生命本體觀和生命價值觀兩部分。前者主要指人們對生命本身性質的體會與理解，后者則指的是對生命應有價值的把握與判斷，后者以前者為生成基礎。在《紅樓夢》中，涉及生命觀念之處眾多，從整體結構意蘊到具體人物命運，從小說創作主旨到小說家生命歷程，小說內外各個層面都浸潤著小說敘述者乃至傳統社會普遍性的生命哲學。

從小說文本層面講，《紅樓夢》中人物的病根或許是眾生的病根。疾患之于人物的象征意義存在無窮盡種可能，然而對于身體疾患的結局，歸根結底只有三種情況：好轉、遷延、惡化。遷延其實也只有兩種可能：痊愈或者惡化，最終仍聯結著死亡。因此，生命意識或者生命哲學，很大程度上是如何看待死亡。《紅樓夢》第四十五回里，黛玉秋日又犯了嗽疾，寶釵前來探望，“因說起這病癥來”。寶釵勸黛玉不如“再請一個高明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么？不是個常法”。黛玉深知自己的身心狀況，說：“不中用。我知道我這樣病是不能好的了。”寶釵沒有反駁。黛玉嘆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接著，寶釵就開出了平肝健胃、滋陰補氣的藥方燕窩粥。

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出自《論語·顏淵》，原文作：“子夏曰：‘商聞之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表面上看，這是一種樸素的自然主義生命觀，表達了接受生死是自然規律、聽天由命的消極生活態度。實則不然，黛玉也好，今天的每位讀者也罷，當講出這八個字時，其實并不拒絕醫療的積極介入與干預。黛玉所說，只不過是將疾病與生命本體聯結起來的一種哲學思考。

《紅樓夢》的神話套層結構中也蘊含著豐厚扎實的生命哲學。比如，《紅樓夢》第一回的《好了歌》及注中躍動著生命意識，關涉到小說眾多具體人物的性格、氣質與結局命運，開拓了小說的療愈價值；在小說藝術構思之初就已出現的風月寶鑒，不僅映射出小說主要人物如寶玉、黛玉對生命的深刻思考，也指向大觀園內外的人物網絡，拓展到更為深廣的歷史與社會維度。細讀《紅樓夢》中的美人之死，讓讀者反躬自省，照見心性。美人們的臨終遺言里，其實也包含深刻的生命觀念，像秦可卿的“樹倒猢猻散”論，表明逝者對生命的體悟由家庭（個人）擴展到家族綿延（群體）。對家族零落的歸因與反思，更是對傳統社會生命存續范型的深刻理解與藝術表達。

從小說與歷史關聯的視角看，曹雪芹著意表達的“千紅一窟”“萬艷同杯”理念，在《好了歌》解注中表達非常徹底，正所謂“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 今宵紅綃帳里臥鴛鴦”。對此，清代評點家姚燮曾寫過眉批：“本來今日之紅綃帳底即他日之黃土隴頭，今反以黃土句裝在前，覺尤進一層，以見白骨自堆，鴛鴦自臥也。請于熱鬧時讀一過。”《好了歌》及其解注的藝術表達獨樹一幟：不斷重復的“笏滿床”“歌舞場”“黃土隴頭送白骨”“紅燈帳底臥鴛鴦”，意象驚人，適合在人生順境特別是有些得意、飄飄然時閱讀。這種超然的生命觀念，觸動著兩百多年來無數讀者的心。當然，在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悠久傳統里，這種觀念并不是曹雪芹的獨得之妙，而是一種士人心靈深處的情感沉淀。明清之際的余懷在《板橋雜記》中就曾有類似追憶：“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棲身黃土。河山渺矣，能不悲哉！”

文學經典在當代社會有什么作用？不久前，在《大觀園的病根》新書發布會上，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研究員石中琪就這一問題概括作答為：“苦難人生的溫馨撫慰，典雅之美的詩意享受，剩余情感的有益消耗，人生視野的無限拓展。”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的價值，關涉著人的創造性與生命意義。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大觀園的病根》，關注的話題正是《紅樓夢》中的生命哲學，是探討《紅樓夢》人物身體與心理困局的落腳點。醫藥文化也好，祛病之法也罷，其終極關懷與文學的根本關切其實是一致的。它們都聚焦于生命，聚焦于生命意義感的產生與安放。

一部《紅樓夢》，百代眾生相。看疾患如何落筆，草木如何療愈，知身心何以破局，生命何處安放。

◎本文原載于《中國文化報》（作者：李遠達），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