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馬兵（評論家，山東大學文學院常務副院長）

對談嘉賓：

李浩（作家，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劉玉棟（作家，山東作協副主席）

來穎燕（評論家，《上海文學》副主編）

顏煉軍（評論家，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趙月斌（評論家，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王蘇辛（作家）

我們仍要重視故事，重視故事的講述方法

馬兵：我們在談論文學經典時，總在稱頌經典的審美光芒、精神力量和雋永價值，故事似乎并不構成經典的核心維度，尤其經受現代主義的洗禮之后更是如此。就像喬治·斯坦納說的那樣，最能代表現代模式的小說，它們的說服力已經沒有多少來自故事，來自那“且聽下回分解”的古老魅力了。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關于故事的，如何理解經典之作的故事性？哪一部經典的故事讓您經久不忘？

劉玉棟：何為經典之作？我的理解就是能夠經得住時間檢驗的、被不同時代的人反復閱讀的作品。作為一部經典小說，它的故事性肯定也要經得住時間的檢驗。確實，經歷現代主義洗禮之后，經典小說的評判標準發生了很大變化，僅靠故事很難再成為經典，但并不是說小說的故事性不重要了，而是圍繞著故事需要做更多，書寫故事的方式更為復雜，講述故事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因此，有些經典小說的復雜多義會讓普通讀者望而卻步。比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經典之作，故事的框架和核心還是相對清晰的，但并不是一般讀者讀上幾遍就能夠理解悟透的。但對于投入的讀者來說，它們的故事性呈現出誘人的氣息，即便是一些片段，也可能會抵達人心和人性的深處，讓人產生瞬間的震顫。

哪一部經典小說的故事讓我經久不忘？我想到格雷厄姆·格林的長篇小說《問題的核心》。小說展示了主人公斯考比——英屬非洲殖民地官員所遭受的種種人生困境，他的內心始終處于人性、道德和宗教的巨大矛盾沖突中，難以擺脫，最后服毒自殺。這部小說我至少讀過三遍，圍繞著故事，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斯考比身上所呈現出來的同情、憐憫、恐懼、責任和失望，以及面對愛情的復雜心理。他內心深處的情感沖突和糾纏準確而真實，具有普遍性。

李浩：喬治·斯坦納所說的有一定道理，但我們也必須看到，現代小說也有一個“螺旋上升”。在二十世紀的中后葉，偉大的作家們已經意識到（或者重新意識到）故事的魅力和它的有效。于是，在后現代主義浪潮式微之后，現代小說又有了汲取故事魅力、重新建構故事講述方式的“新變”。我們看伊塔洛·卡爾維諾、奧爾罕·帕慕克、君特·格拉斯或者薩爾曼·魯西迪的小說，故事的魅力顯然是豐盈的。即使像胡安·魯爾福、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在重視現代意識的同時，也從未放棄過故事介入。只是，此時的故事可能已非“古老”的故事，而是注入了象征和寓意的現代故事。對于小說（尤其是現代小說）而言，它要包含四重推動力：故事的、語言的、情感的、智識的，而這四重推動力中最不可取消和忽略的就是故事的推動力。作為一個對現代模式極度迷戀的小說家，我越來越意識到故事在文本中的重要性，越來越意識到它對于小說的支撐作用——故事是骨骼，而我們試圖對世界的真誠表達（智識的、思考的）則是骨髓。必須承認，因為對故事的刻意取消，后現代主義文本能成為經典的可謂鳳毛麟角，現在被反復言說的一些文本也會在下個世代中被“溶解”掉，不再被提及。所以，我建議作家朋友們要重視故事，重視故事的講述方法，盡管這些方法必須與時俱進，必須要有“螺旋上升”的更變。

來穎燕：既寫小說又寫評論的埃科曾說：“我們不會停止閱讀小說，因為正是在那些虛構的故事中，我們試圖找到賦予生命意義的普遍法則。我們終生都在尋找一個屬于自己的故事，告訴我們為何而生，為何而活。”這明白無誤地提醒我們，我們每個人閱讀并理解經典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故事，講述的是身為讀者的我們如何與作者“分享同一種天性，擺脫時間的獨裁”（哈羅德·布魯姆語）。

喬治·斯坦納總結出這個觀點，但或許我們忽略了一點，故事是早于小說的存在。故事身上集結的力量來自人類對于秩序和協作發展的渴求，這是赫拉利在《人類簡史》里表達的觀點——虛構故事的力量，讓智人能夠集結大批人力，靈活合作，發展出種種前所未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本雅明早已總結過故事的要義——古老的故事由遠方的人帶來，并且需要交流和聽眾。所以，對故事而言，異質性和共情力才是刻在屬性里的要義。并且，更要緊的是，故事并不止于傳達一個關于生活的明晰洞見，而是涌動著持久的生命力，滲透著關乎人世萬物的“感覺”。

但喬治·斯坦納的判斷依然是有原因的，它的有效性并不在于故事于經典不再重要，而是這種觀點提醒著我們傳統價值的共同體已經破裂，如果我們不再修復對于經典所持有的精確的、敬畏的閱讀態度，那么生之意義將更加遁入一地碎片之中。好在我們每個人閱讀經典的故事，是一種鏡像，重新聚合成了一個后撤的、更龐大的情節，那是埃科所體悟到的閱讀小說的意義所在，也是赫拉利論點的支撐——有了對于故事的依戀，自我和眾生的歷史才會得以延續。如本雅明所說：講故事的人是一個能讓他生命的燈芯被他口中故事的微弱火焰徹底吞噬的人。

趙月斌：故事性從來不是經典的對立面。作為“有靈的活人”，要是離開了故事，大概也就不靈了，甚至也沒法活了。所以，哪怕是最具現代模式的小說，也不可能完全剔除敘事的骨架。所謂經典，往往是那些能夠穿越時空的“好故事”。它不必完全靠情節取勝，但一定蘊含著虛構的力量，它讓我們知道世界總無盡頭，重要的是講一個怎樣的故事。

如果要舉一個例子，我想談一下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這部被馬爾克斯“倒背如流”的中篇小說，譯成中文的字數不過六七萬字，卻被許多中國讀者視為“天書”。因為它不僅顛覆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線性敘事模式，而且通篇碎片，幾乎沒有那種線索分明、全須全尾的“故事”，乍讀起來確實難以下咽。我硬著頭皮通讀一遍后，才發現這部小說之所以難讀，并不是因為它沒有講故事，更不是因為它的故事不夠好。中文讀者的主要障礙在于譯文中有錯誤。可就算如此，也未妨礙《佩德羅·巴拉莫》成為許多讀者眼里的“神作”。為什么？因為，就像大海可以容納濁流一樣，《佩德羅·巴拉莫》也擁有一個顛撲不破的好故事。正因如此，它才經得起那種無傷大體的曲解、錯譯。我在重譯此書的過程中，通過一遍遍的斟酌、考訂、校正，更是發現它的魅力不在炫技，而是它發明了自己的故事——這部作品就像老掉牙的民間故事，不過是用最質樸的方式發出了令人著迷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