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萊里婭·路易塞利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習比較文學與翻譯——都是穿越“邊界”的學問。在她的西班牙語和英語寫作中，她也著迷于穿越邊界——不僅是國家的邊界，也包括語言的邊界、身份的邊界、文學體裁的邊界。

她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來回穿梭，其成名作《假證件》是散文作品，后來的《我牙齒的故事》是小說，再后來，《告訴我結局是什么》（其西班牙語版書名為《失蹤的孩子們》）回歸非虛構——盡管這個書名看起來更像小說，《失蹤孩子檔案》可以視為《告訴我結局是什么》的延續(xù)，卻又回到了虛構體裁——盡管這個書名看起來更像非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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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

《告訴我結局是什么》源于作家在紐約市移民法庭為數(shù)名面臨被遣返命運的中美洲兒童擔任志愿譯者的經歷。同為身在美國的“拉丁裔”，路易塞利和這些兒童的境遇天差地別。她是生活相對優(yōu)越、每天遵紀守法等待獲得綠卡的中產人士，而這些經歷了千難萬險僥幸活著穿越了美墨邊境的孩子，則是“非法移民”，或者用一個看起來更仁慈的詞來說，“無證移民”。

如果用一個更精確的法律術語來說，他們是nonresident aliens（外籍非居民）。在英語里，alien并不等同于foreigner，而是特指在一國之中沒有合法公民身份的居住者，另外，這個詞也可以指外星人。在翻譯工作中，路易塞利了解到，這些兒童之所以選擇來到美國，是因為別無選擇，用她的話說，“不是為了追逐人們口中常說的‘美國夢’，這些孩子所尋求的僅僅是逃離舊日噩夢的一條生路”。他們不得不逃離法治崩壞、黑幫橫行的故土，要與在美國的親人團聚。在途經墨西哥、穿越美墨邊境大片沙漠的漫長旅途中，他們要面對饑渴、迷路、搶劫、強奸、虐殺等各種危險。在對待移民越來越嚴苛的美國司法體系中，他們成了沒有根、沒有保障、沒有未來的孤兒。路易塞利決定把他們的故事寫下來。

“我知道，如果我不把他們每個人的故事寫下來，我再寫別的什么，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她的這句話，有點像阿多諾的那個名句（“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她選擇了非虛構的書寫方式，仿佛只有這么寫，才能有效展現(xiàn)這些令人不適而又無法回避的事實。不過，在《失蹤孩子檔案》中，雖然涉及同樣的題材，她又做出了新的嘗試，似乎要證明，虛構體裁同樣可以為這些殘酷的事實做見證，可以喚起人們的行動。

《失蹤孩子檔案》

作者：（墨西哥）瓦萊里婭·路易塞利

譯者：鄭楠、趙祎麟

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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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失蹤孩子檔案》可以說是一部“偽非虛構”。文本的形式是對檔案的模仿，有文字，有地圖，有法醫(yī)報告，有呈堂證供式的照片。故事也是圍繞檔案/記錄展開的：一對從事聲音記錄工作的半路夫妻，帶著各自的孩子，從紐約出發(fā)，展開了一段穿越美國腹地、最終抵達北美大陸西南部美墨邊境地區(qū)的旅程，沿途不斷記錄著他們能捕捉到的聲音，用文中人物的話來說，“‘記錄’意味著為后世收集現(xiàn)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破敗景象，埋葬著被西進運動吞噬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來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的難民兒童的經歷……這些聲音景觀或人類經驗都成了他們努力收集的對象。

圖/IC photo

聲音會消失嗎？或者說，回聲是聲音持久存在的形式？他們也記錄回聲——樹葉的回聲、昆蟲的回聲、高速公路的回聲、電視的回聲……以及回聲的回聲。從比喻的意義上說，這本多聲部的小說充滿了回聲——在21世紀美國西南部的空曠原野中，回蕩著19世紀抗擊美國軍隊入侵的最后的印第安人被遺忘的聲音，小說如同回聲一般重建這些歷史；夫婦倆的兩個孩子像制造回聲一般重述印第安人的故事，也像回聲一般映射難民兒童的歷險記，到最后他們的歷險與難民兒童的歷險奇妙地交匯在一起；作為這本書的書中之書的，如同回聲一般斷斷續(xù)續(xù)地反映難民兒童的遭遇的，是一本名為《失蹤兒童挽歌》的紅色封皮的小書，作者叫埃拉·坎波桑托——書和作者都是虛構的，“坎波桑托”（Camposanto）在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里都是“墓地”的意思，正與“挽歌”的意蘊相應。

小說中那兩個孩子心心念念要去參觀的“不明飛行物博物館”，也與難民兒童之間存在著隱秘的對應，因為都涉及aliens——外星人，或是沒有合法身份的異邦人。當夫婦倆的孩子們的經歷與難民兒童的經歷漸漸重合時，也許可以說，小說意欲發(fā)出這樣的聲音：這些難民兒童不是“外星人”，而是和普通美國家庭的孩子一樣的純真孩童，他們也有權利擁有和美國兒童一樣的幸福童年。

書名中作為定語的Lost一詞，有著比“失蹤”更多的含義。這些兒童不僅可能在路途中失蹤或者迷路，他們的人生更是處在一種迷失的狀態(tài)，如書中所說，“他們坐火車或者徒步旅行，孤身一人；沒有父親，沒有母親，沒有行李，沒有護照。一直沒有地圖。他們不得不穿越國境、大河與沙漠，歷盡艱險。那些最終抵達的，會被困在懸而未決的境地，有人會命令他們等待。”他們的身份和命運都被懸置，等待冰冷的司法體系的判決，如同身處讓人上天不得也暫時入地不能的靈薄獄（limbo）中。他們的遭遇、他們的聲音也被美國主流媒體無視，他們就和那些抵抗到最后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一樣，成了這個超級大國中被棄置、被遺忘的幽靈一般的存在——這也是一種lost的狀態(tài)。路易塞利要通過寫作為這些孩子建立“檔案”，將他們從lost的狀態(tài)中拯救出來，讓美國社會看到他們、聽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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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

需要被質疑的，不僅僅是美國針對難民兒童的司法制度。也許，這一整個現(xiàn)代生產制度和價值體系都是有問題的。在小說中，公路沿途的景觀是這樣被呈現(xiàn)的：“經歷了幾十年甚至數(shù)百年系統(tǒng)性農業(yè)侵蝕的地貌：規(guī)劃成四邊形格子的田野被重型機械輪奸，因改良過的作物種子而腫脹，充滿了殺蟲劑，田野里的果樹長出肥碩但索然無味的果實以供出口；如穿緊身胸衣般被強塞入一塊蔥郁的層疊莊稼地的田野形似但丁的九層地獄，被中心樞軸灌溉系統(tǒng)澆灌；還有被改造得不再是田野的田野，承載著水泥、太陽能板、水箱和巨型風車的重量。

”如果說現(xiàn)代性意味著對野性自然的暴力開發(fā)、改造和馴服，意味著絕對實用主義導向的設計與規(guī)劃，那么一個被現(xiàn)代政治體系定義為非人或異類的人群，就可以同樣被殘酷無情地迫害乃至抹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齊格蒙·鮑曼看到了在現(xiàn)代社會潛藏的巨大危險。他在《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指出，“園藝和醫(yī)學是典型的建設性立場，而常態(tài)、健康或衛(wèi)生則是人類自我管理的任務和策略的主線。人類生存和共居成為設計和管理的對象；就像園中蔬菜或一個活的生物體一樣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們會受到野草的滋擾或被癌組織吞噬。園藝和醫(yī)學就其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動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這個活動將注定要將生存并繁榮的元素與應當被消滅的有害或病態(tài)的元素進行隔離和區(qū)分。”正是在這種帶有園藝學或醫(yī)學精神的疏離/區(qū)隔政策的作用下，發(fā)生了納粹屠猶的世紀悲劇。

被懸置在移民法庭的這些難民兒童，不也面臨類似的迫害嗎？在法律體系的話語里，他們是外星人/異邦人，被與正常兒童區(qū)隔開；他們被關押在名為ICE（“美國移民和海關執(zhí)法局”的縮寫）的機構中，這個機構如同它的名字一樣冰冷（西裔移民把該機構的拘留室稱為hielera，冰箱），難民們就像凍肉一樣在這些冰箱中被隔離，被分類，被暫時存放；在特朗普主義的話語中，他們就是攜帶危險因素的病菌，為了保持美國的干凈衛(wèi)生，需要將他們統(tǒng)統(tǒng)掃除出境……在《失蹤孩子檔案》中，小說人物也目睹了一隊難民兒童是如何被押送上一架小飛機，從美國西南邊境的萬里凈空中消失的，“他們被抓住了，從此就要被移走、遷置、抹除，因為這個廣大空曠的國家里沒有他們的一席之地。”

與此同時，小說中的這四口之家也漸漸走到了他們共同生活的盡頭。在這趟旅途的終點，這對半路夫妻即將分道揚鑣，帶著各自的孩子重新開始單親家庭的生活，盡管這兩個孩子并不情愿分開。或許，作者在這里暗示的，是更為廣大的共同體的危機，共同生活的危機。美國人愿意接納這些難民兒童，和他們共同生活嗎？講英語的美國居民愿意和講西班牙語的移民結為共同體嗎？在這個全球化的美好愿景不再明朗的時代，與“異邦人”建立共同體是可能的嗎？路易塞利曾在一次訪談中感嘆道：“我們居住在一個共同體觀念正在消失或者已經消失的大陸上。”無論如何，《失蹤孩子檔案》表現(xiàn)出了重建共同體的努力。對這些看似與己無關的難民兒童保持關注，并呼喚道德責任，就是建立共同體的第一步。用齊格蒙·鮑曼的話說，“道德意味著‘對他人負責’，由此也‘對不是我的事，甚或與我不相關的事’負責。”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能意識到道德的責任，克服“異類恐懼癥”，行動起來，打破現(xiàn)代社會制度豎起的人與人之間的藩籬，那么現(xiàn)在或許還來得及避免更大的人間悲劇的發(fā)生。

撰文/張偉劼

編輯/劉亞光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