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原載于《中國新聞周刊》

轉自：新西部網(2013年9月3日登載)

原題：《紅衛兵就殺人懺悔 死者家屬：佩服但不原諒》

作者：劉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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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 后事之師

一個冬至日，王冀豫給父親燒紙，和往年一樣，他燒的時候多點了一堆，給另一個人——張宏（化名）。

也和往年一樣，父親的紙燒起來了，張宏的卻一直點不著，“不用你原諒，我欠你的！我都認了，你別跟我過不去了！”他急了，跺腳大喊，火一下子躥起來。

那是2009年，王冀豫第一次公開懺悔。他殺過人，叫張宏，文革武斗時打死的，當時他16歲，張宏21歲。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張宏死后，王冀豫多了一個習慣：吃包子。

一頓一斤，一天三頓，從1967年8月5日到9月18日，吃了整整一個半月。包子一斤8毛，多的時候一天10斤。

另一個變化是掉頭發，一抓一把。他夢見自己躺在一塊木板上，木板很窄，下面深不見底。一個女人告訴他：“你要在這兒躺一萬年。”

16歲的少年，聽了這話坐立不安。

這之前王冀豫不信邪、不認命，一張黑臉，什么都不怕。從小在北京部隊長大，父親是部隊高官，他打架斗狠、偷雞摸狗，身邊永遠跟一群小混子。

那一次武斗改變了他。

那天，幾個紅衛兵正把一個男孩打倒在地，一下一下踢他的頭，他們穿著皮靴，踢得王冀豫一陣不安，“別踢了！踢死了！”他上去抱住男孩的頭。

一個紅衛兵一把拎起他：“他是階級敵人！你怎么站在敵人一邊？”

“敵人”兩字一出來，王冀豫沉默了，“我怎么護著敵人？”

他覺得一陣羞恥。1967年，文革正風起云涌，“階級敵人”意味著什么，每個人都很清楚。5秒鐘之后王冀豫伸了第一腳，他也穿著靴子，一腳踢下去，一陣從未有過的快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47年后，王冀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5秒鐘徹底改變了他。

1967年8月5日中午，一個朋友找到王冀豫，“李紅星被四三派捅了3刀，流血過多，暈倒了！”李紅星是自己人，“四三派”是死對頭。

“跟他們拼！”王冀豫拎了一根棍子出門，一起出門的還有二十幾個紅衛兵，他們十五六歲，棍子、木棒、大鎬人手一件。

天很低，一切顯得渾濁，混戰中一個“四三派”男孩掄起一塊磚，劈頭拍向王冀豫，王冀豫左手一攔，磚落下，不偏不倚正中左手關節，一陣劇痛下他惱羞成怒，“我打死你！”

他躥起身子，騰空跳起一米多高，舉起棍子頭上一掄?！昂衾病币魂囷L聲，所有人都怔住了。

男孩卻不敏感，他穿著藍工服，“踏”“踏”“踏”地跑。棍子打在后腦，男孩像一個肉袋子似的飛出去，彈在土坡上又滾下來，又一棍子，打在前額，“你跑不了了！”王冀豫大叫，一種快感讓他大笑出聲。

血流出來，棍子紅了，男孩一口一口吐著氣，只出不進，血沫子從脖子里流出來。

王冀豫一陣眩暈，他殺人了。

一個半月后王冀豫入獄。幾個窩頭一碗菜湯，看不到一個油星兒，可他不掉頭發了。反而逃亡的一個多月里他坐立不安，一直躲，又一直等，怕報應，更怕沒報應。

入獄的10個月里，他想不通一件事兒：一切都按主席說的來，主席說革命他就革命，主席說斗人他就斗人，一切都沒錯，卻把人給弄死了。

思前想后，有一點很肯定：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定是下面的人弄錯了，沒理解主席的意思。

他不是第一次這樣告訴自己。1966年4月，他在清華看到紅衛兵斗王光美，她脖子上掛一串乒乓球，穿著旗袍，臉上涂著紅二團，紅墨水抹了一嘴，“惡心極了”，他不忍心看下去，“我要是她我就自殺。”

他揪住旁邊幾個小嘍揍了一頓，“你們把主席的意思扭曲了?！?/p>

另一次是1966年11月。“你爸完蛋了，打成走資派了！”路上有人告訴他，回到家，他沒見到父親，只知道他去喂豬，母親去干校干活兒?！斑@運動里有壞人”，他想，“主席不會這樣干?！?/p>

“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在回家的路上，滿大街都這樣喊，“我當時喊不出口，覺得有點兒肉麻”。

兩年之后他沒有障礙了，和大家一起大喊出聲：“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同是大院子女，宋小明也崇拜毛澤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看看這個語感，這個節奏，這個遞進關系，這是學問！”

毛主席語錄里許多段落，宋小明背得一字不落。

那時宋小明16歲，不上學，不上課，自由又無聊的日子里，只有打人才給他快感。有時一個卡車過來，拉上三四十個紅衛兵一起去抄家，他坐在車上，無上光榮。

他眼看紅衛兵抄了撒王府蒙古王爺的宅子，出來時一人手上一塊勞力士。還有他的老師崔顯堂，一個總戴著玳瑁眼鏡的老先生，他集郵，西化教育，冬天打網球，褲衩都是亞麻的。

抄家那天，紅衛兵用鋼絲把老人綁在床上，龍票踩了一地，這東西老人的兒子都沒摸過，老師氣得連著床一起站起來。

武器有很多種，一種叫“管叉子”：一根鋼管兒用機床斜著切開，頭兒是尖的，切面嶄新，捅起人來又平又快。再就找一棵梧桐樹，把車胎綁在“丫”字樹枝上，裹上石頭當彈弓。

手法也有講究，砍額頭可以，脖子不行；捅大腿要捅外側，不捅內側，因為“外側是靜脈，內側是動脈”，進了監獄不能招供，這叫“不抬人，不抵人”。

宋小明也受過刑，彎下身子，雙手夠到腳趾，一站12個小時，身上一絲不掛，站著站著看不見腳，眼前一黑，暈倒在地。

可他覺得光榮。蹲水牢，半夜提審，他什么都沒招，出獄后照干不誤，為送哥們兒件軍大衣，他拎把刀子硬從別人身上搶下一件。

“這是一個江湖”，宋小明回憶說，16歲的他看來，打人是一件正義而了不起的事情。

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吳琰說，“沒有受害者，就沒有施暴者，每一個受害者都應該懺悔?！?/strong>

她64歲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時代一聲嘆息。

15歲時，她花3分錢買過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后怎么都不能原諒自己：“我怎么這么糟糕，受不了誘惑，愧對工農群眾”，她給團組織寫思想匯報，一邊寫一邊流下眼淚。

吳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干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個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幾乎一夜之間什么都變了，昨天門庭若市，今天門可羅雀，出門時一群孩子拿石子追著她打：“狗崽子！”

爸爸被關在學校，媽媽關在婦聯，大哥在清華，二哥在北大，一個阿姨被趕回老家，“不許再給走資派干活兒”，只剩她一個。

沒錢吃飯，她拎著袋子到菜市場撿了幾根爛菜葉，批斗會散場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全燒光了火也沒生起來。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幾個同班同學走進門來，“熟人”把家里所有相片扔到地上，七大柜子的書，一部分扔進垃圾堆，一部分幾毛錢一斤賤賣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上幾腳，“資產階級小姐！”

她立在房間一角，眼看母親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個紅衛兵一腳下去，碾了幾碾。

她沒有阻止，只是立在那里一動不動，很多想法一個一個從她腦子里經過，千頭萬緒。

那不是憤怒，卻比憤怒更復雜，混合著羞恥、不忍、猶豫和費解，“我沒想沖上去護著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錯了?！?/p>

對16歲的吳琰來說，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親情。那個年代里，親情是“不提倡”的。

她不恨這些紅衛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讓自己加入進去，想了解他們，跟上他們，接受這個邏輯，而不是站在一邊。

她感到自己站在廣場里，所有人都很亢奮，你打一下，我就要打兩下；我喊一句，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號。那種吶喊像一種脅迫，“只要跟著喊口號揮胳膊，你就是安全的?！?/p>

學校門口，一個同學的媽媽被當街亂打，她是個“地主婆”，掃四舊掃出來的，十三四個學生你一下我一下，就這么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輕易、很常見、動不動就會發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樣，那時的吳琰不覺得這一切有問題。

平庸的惡

1968年末，1969年初，紅衛兵風潮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切慢慢平靜下來。

也有批斗會，但沒那么當真了。陜北余家溝大隊里，批斗是記工分的，批的男人一天記10分，被批的男人也一天記10分，10分相當于一個壯漢一天的勞動量。

批斗會當天，姑娘們穿上花衣服，媳婦們抱上孩子，一路高高興興。“今兒斗爭你？”人們笑著問?！芭堵铮\動嘛！要有個斗上的”，谷志有笑著答。

谷志有當過大隊書記，四清的時候被整下臺，這次大隊必須有一個人被批斗，就方便地選擇了谷志有。

批斗會上，安排角色質問谷志有，無論他怎么回答，角色都作憤怒狀，氣氛越來越好。散會后，谷志有坐到磨盤上休息，社員端水給他喝。

一個青年過來了，他叫王克明，北京人，當年因為親屬中多人是批斗對象，沒能參加紅衛兵，錯過了轟轟烈烈的武斗，一直覺得有些失落。

插隊第一年，他最受不了的農活兒是種蕎麥時的拿糞。把糞從茅缸里淘出來，滿滿兩大桶，用扁擔挑到山上，攙上土和籽種，用手拌勻，“都是‘原漿’，密度比水大多了，又沉又臭，還有蛆，活的，拿完糞又用手拿窩頭。”

農活兒干得不好，政治上不能也落后，他走上前去：“谷志有！”

“哦……”

“你他媽不老實！你他媽反毛主席反革命！”幾個問答后，王克明越說越氣，一拳打中谷志有口鼻，谷志有一聲不吭，鼻子流出血來。

王克明心里一緊，但馬上告訴自己：“他是敵人”。

10年里，王克明從一個知青干到大隊書記，在余家溝修造淤地大壩，拉了電線，用階級斗爭方法抓生產，學大寨，也試驗過高效率的農活兒包干。那時覺得是“做了點兒轟轟烈烈的事”，但再沒打過人。

但有一點，他不進谷志有的窯洞。見了面，總是比別人更冷淡些?！八袉栴}”，王克明一遍一遍告訴自己，理由只有一個：只有他“有問題”，我才是對的。

1978年的一天，王克明從收音機里聽到，階級斗爭結束了。

他突然有種說不出是興奮、松弛，還是別的什么，那感覺就像過電。之前他不覺得緊張，一切習以為常，可直到這一刻才發現，那根弦一直在，這時才算斷了。

懷疑，從對自己開始

王克明26歲時，回北京到《農民日報》當記者，去安徽調查包產到戶。一個農民一把抓住他的手：“王記者，你是中央來的，你可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鄉里人說得謙卑、緊張，戰戰兢兢：“你說包產到戶好，上面才能讓我們搞，我們才有飯吃。”

大別山很窮，一張竹床一米寬，王克明和一個當地干部頭對腳睡，房子四面漏風，沒被子。

農民用樹枝條子編成一片一片的東西，糊上泥就是墻了。一家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被子是一團灰突突的棉絮，一個沒衣服穿的老太太，一冬天蜷在里面。她拉住王克明的手，淚水“嘩嘩”。

王克明開始懷疑自己。10年農村生活了，他信毛澤東，信人民公社，當大隊書記，搞階級斗爭，可人民公社卻讓人窮成這樣，“我做的一切有什么價值？”

他想學習，比任何時候都想，路上、桌上、車里，到處拿著書。有時一件大衣裹著頭，一路卡車在走，風在吹，他在看，手上一本王力的《古代漢語》。

“南去的大雁 / 不要對北國的寒冷發出哀鳴 / 你我觀點如冰炭不能同爐 / 卻沒有爭吵 / 沒有臉紅”1974年，這樣的詩在紅衛兵中廣為流行。

就在那一年，王冀豫開始學吉他、下圍棋、看俄蘇小說。小說里俄國也在革命，他至今清楚地記得一本已模糊了書名的小說的情節：一群大兵沖進農場主家里，見到他美麗的女兒，“請你們出去”，姑娘說，一種美好和莊嚴震攝住了所有人，他們真的掉頭離開了，走到門口想想不對，“這是革命”，回身大兵們強奸了她。

美好的力量，王冀豫也感受過，流亡的日子里他來到瓊崖，住進朋友家，朋友的母親是之前是廣播臺臺長，后被打成右派。

每天下班后，她都干干凈凈地穿上長裙，戴起帽子，一到單位，一切都換掉，掛上牌子拔草，牌子上是侮辱的話。

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吃木瓜，說話，爭吵，一切都剛剛好，“我要是沒殺人就好了”，王冀豫感到一種新的遺憾，這遺憾他之前有過，對張宏，而這次是對自己。

他明白了一件事，殺人之后，他和好的東西之間就永遠有了一種距離。越是好，這距離就越大；反而和惡之間距離是沒有的，而這距離將持續一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什么，之前，他一直以為失去的只是張宏而已。

這種失去吳琰也感到了。

80年代，她回城當了記者。報道一個工人搞出一項個人專利，單位卻壓制他。工人三下揚州，三打官司，爭取他的專利。

吳琰第一次報道后，單位開除了這個工人，他為糊口，只好到大街上擺小攤。吳琰接著報道，工人的境遇更壞了，沒有工作，各方面的壓力都越來越大，母親自殺了。

吳琰第三次報道了他，這次工人連家鄉都呆不下去了，一張車票，跑到廣州。

報道得獎了，工人的一生卻徹底改變，“我一直覺得自己是為了正義，為了社會，可為了什么，就應該這樣嗎？”

她驚覺“為了更大的東西，失去一個生命的幸福，這就是文革思維”，她深深地厭棄自己，“我到現在還是這樣，總覺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為了什么，不惜什么’”。

說出心里的懺悔

從50歲之后，王冀豫突然覺得不安，這不安沒有由頭，幾乎是生理性的。

他已經老了，一只眼睛能用，另一只眼睛瞎了，這一生他當過兵，坐過監獄，開過馬場，當年一起打人的朋友們一個一個死了，只剩下他。

他開始吃不好，睡不著，晚上一個人的時候，他會想起張宏，“他現在干什么呢？”他開始琢磨他。

那之后的46年里，他一直記得張宏，但每次想起他，更多的是自責，有時是不安，現在人老了，想起張宏，心態是另一樣。46年了，他把張宏已想成了熟人。

他跟亡者說話，“我也不比你好哪兒去，我為你這事兒扔出一個眼睛，我也60了，到那邊咱倆都一樣。”

這不安是對張宏，也對張宏的家人。當年他入獄，10個月之后出來，監獄長告訴他“張宏父母保你出來的，他們說這是武斗，你也是一時失手。”

但這對父母不愿見王冀豫，40多年來，也從未向兒女提起，張宏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兩人對王冀豫一無所知。

懺悔的念頭有過，但說出來，對王冀豫來說還是個大事。

他開始算命了，這之前他從來不。一只手伸出來，算命先生看了看“你作過大惡”“沒有”“你打死過人？”“沒有”“記住，一輩子都不要打人，一打就打死”。

坐立不安的感覺又來了，46年前他感受過一次，而這次不一樣，他不會再進監獄，可他害怕起自己。

“我不覺得自己有良心，一直不覺得”，父親葬禮上他意外地哭出來，這一刻他才發現，自己遠沒有之前以為的那么堅強。

是當年一起插隊的吳琰找到他?！昂谧印?，她叫他的小名，“朋友們要出一本書，讓大家共同反思文革中做過的那些壞事，做個懺悔?！?/p>

這想法一下子擊中他，“沒問題！”他一口答應，“但你要催著我，我這人不會寫東西?！?/p>

那是2007年，兩年下來，她打過幾次電話，有時王冀豫說忙，有時含含糊糊，事情就這么耽擱著，她突然覺得不對，“是不是他顧慮什么？”

王冀豫沒有顧慮，但家人不許，“事情已經過去了。你說了會惹來麻煩，畢竟是一條人命！”

吳琰激他，“說了寫不寫，你這也是爺們兒干的事兒？你不是說你一人做事一人當？”

“寫就寫！”一種羞憤讓王冀豫當場答應。一個晚上，他擰開臺燈，坐在桌前，鋪好紙，拿起筆，意外的，眼淚一下子流出來。他老了，第一次面對自己的良心，他比任何時候都更脆弱。

文章寫完，發表，幾個月后，一個律師來到他的辦公室，“認識這個人嗎？”

一張一寸照，一張戶口本內頁，一張死亡后的照片，三樣東西擺在王冀豫面前，他一下子想起張宏，非常具體：男孩一口一口吐著氣，血沫子從脖子里流出來。

他本以為46年，他可以，也已經忘了。

律師告訴王冀豫，他是死者的侄子派來的，王冀豫說讓我見見他。

張宏的侄子已經三十歲了，張宏沒有結婚，沒有孩子，侄子是替父親來的。他告訴王冀豫兩件事：第一，你可以懺悔，但永遠不要提張宏的名字;第二，你能認賬，我們佩服你，但永遠不會原諒你。

王冀豫說他不要求原諒，他不配，也不能，“多大的罪，你一個道歉就完了？太輕了?！?/p>

“道歉之所以難，在于有否定自己的東西在里面”，王克明說，離開余家溝15年，他經常回去，卻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對谷志有。這次他找到谷志有，向他說“對不起”，谷志有笑了：“嗨，運動嘛！你那會兒娃娃家，懂個甚？”

盧曉蓉、吳琰、丁珊、王冀豫、張華、李斌、陸曉婭……32個人，對當年的過錯和作惡一一作了懺悔，關于出賣，關于沉默，也關于人性。

而這些懺悔當中，真正與人命有關的只有王冀豫與楊里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惡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現在也是?！?/strong>吳琰說起王冀豫覺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來一直在調查文革的死難者，她遍訪民間，搜集名單，而殺人者往往一口否認，并從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邏輯。

王友琴在芝加哥講學時，看到美國的中學生模擬文革，他們戴上紅袖標，拿起鞭子，模擬現場，讓每一個人喊口號甚至動手：“我覺得這個教育很好，它讓你親自感受，你在那樣一個現場是什么狀態，會做什么，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樣的?！?/p>

而在中國，關于文革的反思仍然艱難。

2013年，張紅兵公開懺悔，文革時他舉報母親“反革命”，致使母親被槍決。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認！”王冀豫尊重，但也后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親是反革命，我會不會舉報？我想我大概會的。”

“我沒有做更大的惡，只是因為沒有機會”，想到這一點，他感到一種更大的不安：“不是因為你不會，只是因為你運氣更好。”

吳琰也跟朋友談起過說出懺悔，10個人當中，6個人拒絕了，吳琰沒有再強求，“你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強迫，懺悔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情?！?/p>

她理解他們的抗拒。

親身走過，她知道選擇作惡那一刻，人的無奈、軟弱和被動：“人性本來不惡，但在那樣一個廣場里，所有人的生存恐懼都被調動起來，你不舉報，就有人舉報你，在施害和被害中你只能選擇一個，很多人就這樣不得不等而下之?！?/strong>

《我們懺悔》書稿出來，厚厚一摞，“我們只說自己，”宋小明說，“那都不是違心的。”

附：

一位女紅衛兵的懺悔：我親手毆打了我的老師

作者：邱莉文

1966年我14歲，正上初中一年級。剛上中學的時候，我們都非常愛學習，大家互相比看誰的學習拔尖。老師教課也非常認真。當時我是班長還兼任語文課代表。老師很信任我，同學也愿意聽我的，特別是幾個男同學，整天想些稀奇古怪的問題來問我，故意為難我，而我也愿意借機會和同學們搞好關系，使我們班能在全校爭個第一，曾是我們最大的理想。當時還是孩子的我們，根本沒有想到社會上正處于一場暴風雨的前夜。

1966年夏天，也就是我們初一的第二學期末時，那場政治風暴終于爆發了。記得那天我們還在上課，樓道里忽然亂起來。由于天熱，教室的門開著，我們看到許多女學生，在每個教室門前喊著煽動停課鬧“革命”的言論。學生的頭腦極其簡單，又容易沖動，聽著那些誘惑力極強的煽動語言，教室里一下子就亂啦。從那天開始，我們就再也沒上過課。

學校里很快就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我屬于那種苗紅的孩子，學習又好，在同學當中又有號召力，就理所當然地成為第一批紅衛兵。我們很快受到了領袖的接見，更加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社會上、學校里，到處在斗“黑幫”，我青春的罪孽也就由此而來。這些罪孽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痛苦回憶。

開始我們也像那些高年級的女生一樣到處進行煽動，煽動人們的政治和信仰狂熱。我們身穿舊軍服，腰扎武裝帶。我們女學生的頭發都一律梳著兩個小抓鬏（jiū）。當時我們覺得那是我們的驕傲。我們像瘋了一樣，到處亂跑亂竄，到處煽風點火。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弄得亂七八糟。當時的我們，好像已經不是學生，而是一群救世主。我們砸毀了除思想以外的幾乎所有的東西，許多價值連城的珠寶古董，甚至傳世國寶都被我們毀壞了。中國幾千年的古老文明，頃刻之間毀于我們這些混世魔王之手。

當社會上沒有東西可供我們毀壞的時候，我們便把罪惡之手伸向了人的靈魂，甚至伸向了人的肉體?，F在想來，我們所犯罪孽之大，是不可饒恕的。尤其是我，我曾經在那個狂熱的時代，親手打過我的老師。

那是一次萬人批斗大會，教我們語文的馮老師因家庭問題被押上臺。他的爸爸在舊社會曾經當過幾年偽警察，1955年因病去世。當時有人揭發馮老師的爸爸，所以就把馮老師押上了臺。人們高呼口號，讓馮老師交代他爸爸迫害勞苦大眾的問題。馮老師無言以對，他回答不了人們提出的問題，只老老實實地彎著九十度的腰，站在臺上。根據推算，他爸爸當偽警察時，他還不懂事?？僧敃r沒有人管這些，“父債子還”在當時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人們見馮老師拒不交代問題，就高呼口號。有人還找來一個小方凳，強令身材肥胖的馮老師站上去。八月里火熱的太陽光無遮無掩地照在馮老師身上，黃豆大的汗珠順著他的面頰流下來。可他不敢動，只規規矩矩地站在小方凳上。

這時揭發他爸爸的人，越說越具煽動性，他說，馮老師的爸爸當年曾用皮帶抽打過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當時我正在臺邊守衛，聽到這里，不知從哪里來了一股邪勁，好像是懷著“對無產階級深厚的愛”，一下子躥上臺去。我解下系在腰間的皮帶，揮舞著帶領大家喊口號。然后，在上萬人狂熱的支持下，猛地轉過身，掄起手中的皮帶，向馮老師頭上抽去。皮帶的鐵頭剛好打在馮老師的額頭，鮮血一下子就流出來。這時臺下一片歡呼聲。人們嚎叫著：打死他！向他討還血債！……

在狂熱的氛圍里又有幾個學生跳上臺，圍打馮老師。馮老師沒堅持多一會兒，便重重地摔倒在臺上。

當時的我像英雄一樣自豪，也確實受到了同學們的贊揚。

可晚上回到家里，我那純樸老實的蹬三輪的爸爸，用他那滿是老繭的大手，掄圓了，狠狠地抽在我的臉上。他一邊打一邊罵：你個王八蛋！我讓你打老師。我打死你。他狠狠地一連抽了五六下，直到媽媽拼命抱住了他，爸爸才住手。但爸爸對我惡狠狠地破口大罵，并揚言從此不要我這個女兒。幾經勸阻，爸爸才饒過我，但那天家里沒有讓我吃晚飯。

夜里我躺在床上，用手摸著自己火辣辣的臉，想著白天發生的一切，眼淚不由得就流出來。沒搞運動的時候，老師對我有多好，可我卻打老師，老師有什么錯；從沒打過我的爸爸為什么發那么大的脾氣；一定是我錯了。自古以來，哪有學生打老師的？

從那天起，我就再也沒出去參加社會上的運動。而是老老實實地在家里復習功課和幫媽媽做家務。雖說爸爸及時挽救了我，可那一天發生的事情，還是深深印在我的心靈上。30多年過去了，那件事，還在折磨我的靈魂，使我時時刻刻處在痛苦之中。

今天把它說出來，以做我青春的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