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情報組織和中央保衛組織是怎么建立起來的，我黨的情報是如何從國民黨高層獲取的，這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也關系到黨中央的安全問題。

建立情報、保衛組織迫在眉睫

上個世紀20年代，上海完全籠罩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之中。國民黨特務、地方流氓、軍警機構、幫會勢力以及帝國主義巡捕房，從未停止過捕殺共產黨人，報紙上幾乎天天都有“捕獲共產黨”、“處決共匪”的消息，這些消息的傳播，極大的說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黨中央和共產黨人的威脅至深、迫害之重。

此外，更有個別經受不住考驗的共產黨人，可恥的背叛自己的信仰，成為叛徒，與上述那些反動組織沆瀣一氣，充當敵人的鷹犬，給黨組織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危害。

在這種情況下，保衛黨中央的安全，使黨的事業穩步前進是當時各項事務的重中之重。而要想保證黨組織的安全，就必須及時準確地掌握敵人的各種動向。中央決定組建黨的情報和保衛組織，保證黨中央安全的同時，打擊國民黨特務和黨內叛徒的囂張氣焰。

于是中央特科——中共中央的安全組織——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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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的組織架構和分工

建立黨的情報、保衛組織——中央特科的任務落在了周恩來身上。

中央特科主要分為三個科：

總務科——總務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

情報科——情報科負責收集情報，建立情報網；

保衛科——保衛科(也稱紅隊)負責保衛機關，鎮壓叛徒、特務等。

特科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黨中央的安全。每個科分工不同，關系卻極其密切。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1928年又增設了無線電通訊科。無線電通訊科主要負責設立電臺，培訓報務員，開展與各地的秘密通訊聯絡工作。

無線電通訊科是后來組建的。當時隨著各地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不斷發展，中共中央繼續與各地保持通訊聯絡。因此決定在上海建立秘密電臺。然而，中共中央的電臺所用技術和設備是無法從市面上買到的，別說現成的成品收發報機，就是零件都受到封鎖。因此，周恩來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派人研制無線電收發報機，最終研制成功，后來周恩來還親自編制過一本密碼，稱為“豪密”。我黨的無線電通訊工作是從上海起步，從無到有，這與周恩來的重視是分不開的。

1928年11月，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與向忠發、顧順章（后叛變革命）組成特務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周恩來實際負責，是特委的核心。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環境雖然險惡，但特科隊伍逐步健全，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后來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斗爭歷史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周恩來

敵人的情報，要從敵人那里獲取，虎穴必入

特科的情報工作主要運用兩種方式，一是把敵人陣營里的可用之人（或者說可用的關系）拉過來為我所用，從而獲得重要情報；二是把我們的人安插進去，獲得重要職位的同時，利用便利竊取情報。周恩來強調要在用人方面廣為選擇，大膽使用，各盡其才，在工作中培養考驗。

為了及時了解敵人動向，必須深入敵人內部，特別是偵探、特務機關等要害部門開展工作，設法利用一些可以為我所用的關系。

把可用之人拉過來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果敢。1928年春，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中央特科建立了第一個反間諜關系楊登瀛。

大特務 楊登瀛（實為秘密黨員）

當時，楊登瀛負責籌建國民黨上海特務組織，以后又成為國民黨上海特務機關的負責人。他與國民黨的一些頭面人物、租界巡捕房等都有來往。因此，通過這條途徑，特科往往能事先得知敵人的謀劃和行動，及時采取有效預防措施，保證中央機關的安全。

特科的情報關系中，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昔日“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當時海青幫大亨杜月笙的座上客——楊度。楊度早年擁護袁世凱復辟帝制，晚年卻逐漸傾向革命，于1929年秋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與周恩來單線聯系）。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黨提供了許多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戰略情報。他的黨員身份鮮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來病危時才公之于世。

楊度

楊度功不可沒。40多年后的1975年冬，周恩來在病榻上還特意關照秘書，《辭海》中若有楊度的條目，要寫上他加入共產黨的事，他為黨做了有益的工作。他特別提到了楊度晚年參加共產黨一事：“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

另外，除了“拉過來”的方式，還有“安插進去”的方式。為了獲得有效情報，1929年底，周恩來果斷地派遣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打入國民黨黨務調查科，三人成立一個特別黨小組，組長李克農，由情報科科長陳賡負責與這個小組保持聯系。

李克農

當時，錢壯飛在南京擔任國民黨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李克農和胡底分別打入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和天津長城通訊社，搜集國民黨特務機構在上海和天津的情報。三人互相配合、逐步掌握了敵特的核心機密，成為我黨插人敵特機關的“三把利刃”。他們在極為險惡的環境中為黨做出了特殊貢獻，被周恩來稱之為我黨情報工作的“三杰”。

獲得情報的同時，營救戰友，懲治叛徒

周恩來在《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一文中指出，敵人可以在幾分鐘內毀滅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鐘內鍛煉出我們新的領袖，因此，營救被捕戰友特別是黨的重要領導人，是特科的一項重要工作。其中，關向應被捕后被特科利用巧妙的方式成功救出就是一個例子。

另外保護戰友的同時，特科對叛徒絕不手軟。

白鑫原是中央軍委秘書，由于他的告密導致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中央軍事部長楊殷等5人于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新閘路經遠里12號被捕。30日，彭湃、楊殷等4人在龍華英勇就義。1929年11月，特科在上海霞飛路(今準海中路)一條弄堂內成功地處決了叛徒白鑫，使敵人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然而，令人防不勝防的是，由于經受不住考驗，特科內部也出現過叛徒，他就是顧順章。

1931年4月25日深夜，南京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大院內靜悄悄的。這天正是周末,特務們大多已離去，只有錢壯飛還坐在辦公室內值班。就在這時，接連6封從武漢發來的特急絕密電報送到，每封都注明“徐恩曾親譯”。這不同尋常的電報，使錢壯飛預感到有非常事件發生。他偷偷把電報譯出來，獲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顧順章是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他長期負責中央機關的保衛工作，對領導人的住處都了如指掌，如果這些情況被敵人得知，給黨帶來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情況萬分危急，錢壯飛立即派人連夜乘火車從南京趕到上海報告。26日清晨，李克農得到消息，但這天不是預定接頭的日子，李克農又想方設法找到江蘇省委，由省委再找到陳康，迅速報告周恩來。

錢壯飛

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周恩來臨危不懼，當機立斷，有條不紊地安排轉移和撤離：銷毀機密文件；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迅速轉移，采取嚴密的保衛措施；凡顧順章所熟悉、可能成為其偵察目標的干部盡快轉移到安全地區或調離上海；切斷顧順章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關系；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號。

27日下午，顧順章被押至南京。緊接著，國民黨出動大批軍警特務，根據顧順章所提供的地址，進行了大搜捕。警車來往不絕，打門聲、吆喝聲此起彼伏，周恩來的住處也被搜查。由于中共機關早已轉移，敵人處處撲空，企圖一網打盡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陰謀被徹底粉碎了。

1935年6月，顧順章被國民政府秘密處死于蘇州監獄。

1931年12月，周恩來根據中央決定前往中共蘇區。在蒼茫的夜色中，周恩來乘船離開了上海，告別了4年的白區地下斗爭生活，也告別了特科。正如陳云所說:“特科是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的黨的戰斗堡壘，特科是一個有戰斗力的白區黨的地下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