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軍隊系統很復雜，由于“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奪取政權的”的過程相對溫和，這導致了其沒有摧毀舊政權的體系，而是作為繼承者接收了伊朗王朝時期的軍事遺產，所以伊朗同時擁有來自于狂熱信徒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和沿襲自巴列維王朝皇家軍隊的“伊朗國防軍”！

所以，簡單來說，伊朗的軍事系統是“雙體制”模式，兩個班子、兩套人馬、一個協調機構，同尊一名領袖！既是戰友，也是互相提防的對象！

具體而言：

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由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直接掌控，負責國內安全、對外輸出革命及戰略威懾，下轄陸海空三軍及海外行動的圣城旅。

正規軍（國防軍）：負責常規國防任務，受政府名義管轄，但實際決策權仍歸最高領袖。

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最高軍事決策機構，成員包括總統、國防部長、武裝部隊總參謀長、革命衛隊總司令及領袖代表，由哈梅內伊最終拍板。

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總參謀長穆罕默德·巴蓋里，其即是實際的指揮者，也是最重要的協調者、溝通者！

因此，巴蓋里自 2016 年起擔任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長，主要負責協調正規軍與革命衛隊的日常行動，制定作戰計劃，并向最高領袖匯報軍事戰略。

但其實際角色是伊朗的戰略協調者！其作為兩支部隊的 “橋梁”，他需平衡革命衛隊的獨立性與正規軍的專業性，并在對敘利亞、黎巴嫩的代理人戰爭中統籌資源，其作用類似當年俄軍的“紹伊古+格拉西莫夫”。

同時，他還代替國防部長角色，頻繁參與國際軍事交流（如 2017 年訪土耳其、2023 年與沙特國防大臣通話），代表著伊朗軍方的公開立場。而因其出身革命衛隊情報系統（曾負責地面部隊情報工作，屬于正統領袖派系），所以，他對跨境作戰、無人機與導彈部署有直接影響力，是可以直接下達境外作戰任務的實權軍事領導人。

從伊朗當下的權力結構來看，也是如此，我們看到，在伊朗的軍事體系里：

第一層級：是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其是伊朗武裝力量總司令！掌握軍隊高層任免、戰略決策及戰爭發動權，凌駕于所有軍事職位之上。

第二層級：是革命衛隊總司令（侯賽因?薩拉米）與國防部長（阿齊茲?納西爾扎德）分掌實權，前者控制核心戰略力量（如導彈、圣城旅），后者負責軍隊后勤與外事，但他們主要是命令發布者。

第三層級：就是作為總參謀長的巴蓋里，他是具體負責日常指揮協調和指揮作戰，但重大行動（如核設施防御、代理人戰爭升級）仍需哈梅內伊及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

巴蓋里的突然離世可能導致國防軍短期調整，尤其是作戰計劃的執行與跨軍種協調。

盡管伊朗憲法規定總參謀長缺位時由副職代理（目前副總參謀長職位空缺，納西爾扎德已調任國防部長），但新任命需哈梅內伊親自批準，可能引發權力交接期的決策延遲。

但革命衛隊通過獨立指揮鏈（總司令——各軍種司令——圣城旅）運作，日常行動可能不受顯著影響，但戰略層面依然需最高領袖重新授權，并委派新的協調人，以免國防軍和革命衛隊產生因信息不暢引發的軍事誤傷！

同時，巴蓋里作為安全委員會核心成員，代表的是正規軍利益，其缺席可能進一步削弱正規軍在決策中的話語權，革命衛隊或將主導對以報復方案，這讓本就很奇怪存在的伊朗國防軍，未來的地位可能更加尷尬！

而且，巴蓋里本人就是伊朗最著名的特種作戰專家、非對稱對抗的實踐者，其長期負責跨軍種情報共享（如無人機偵察、跨境滲透），其遇刺可能導致短期內信息流通不暢，影響對以色列目標精準反擊能力。

也就是說，伊朗的大規模報復可能會延遲，伊朗可能會優先先強化關鍵設施（如核工廠、革命衛隊總部）的安保，并加速部署新型防空系統（如 “巴瓦爾 - 373”）以應對后續襲擊！

前期反擊，估計主要是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在革命衛隊直接指揮下，加大對以色列及紅海航運的攻擊力度，以彌補巴蓋里協調角色的缺失。

插播最新消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剛被證實侯賽因·薩拉米遇襲身亡。這意味著伊朗革命衛隊和伊朗國防軍的最高軍事指揮領導均已遭受重創，伊朗目前政局恐遭重大變化！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侯賽因·薩拉米遇襲身亡。

不過，伊朗當下經濟危機嚴重，哈梅內伊年事已高，在其左膀右臂紛紛遭到“定點清除”后，其政權更關注國內控制（如防范 “顏色革命”、鎮壓庫爾德分離主義），大規模戰爭可能引發經濟崩潰與社會動蕩，這迫使伊朗選擇 “有限報復”（如代理人攻擊 + 象征性導彈襲擊）而非全面戰爭，所以，基于這種特性，除美國外，其他大國對介入伊朗事務興趣不大！

而與伊朗關系密切的阿曼、卡塔爾等第三方，也可能推動停火，伊朗或提出 “以停止代理人襲擊換取以色列克制”，而美國也可能默許部分制裁解凍以換取局勢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