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3點30分，張家口地區某高炮部隊突然接到命令：“雷達開機，部隊進入一等戰備。”高炮師副師長以為是演習，心里有點疑惑，命令怎么沒有交代演習背景？他讓參謀打電話再請示一次。還沒等接通，上級的第二個電話卻先追了過來：“我是空軍一分隊，你那里發現什么情況沒有?”

“按照演習命令，部隊已進入一等！”副師長回答。

“什么‘演習’？！發現敵情及時上報！”

副師長這才知道，這是要打仗了。

4點55分該師某團報告：“雷達發現一架空中慢速目標，請示炮彈是否裝填?”

“裝填！嚴密跟蹤敵機！”副師長下了命令。他又補充了一句：“這是打仗，不是演習！你們作戰空域無我機，空軍首長命令打掉它！”

這架“敵機”，是一個多小時前從北京沙河機場起飛的一架直-5型直升機，除了地面高炮部隊正嚴陣以待，漆黑的夜空中還有幾架殲擊機也在搜索這架直-5。

與此同時，空軍指揮所也不停的對直升機喊話：“3685！3685！淮海呼叫，請回答！周總理命令你們飛回來。”但直升機卻始終沒有應答。期間只有張家口一個機場的調度室抄收到了一句直-5飛行員的回答：“油量不夠，要下去加油!”。

這句話，是后來給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定烈士和功臣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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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我來到昌平的航空博物館，找到了這架編號為3685的直升機。它涂著白色涂裝，靜靜地停在地面，沒有銘牌也沒有介紹，好像幾十年前的那場生死搏斗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3685號直升機所在的航空博物館，距沙河機場直線距離不到10公里。我在附近住過三年，經常有從沙河機場起飛的直升機和運輸機在頭頂盤旋，周圍居民早已司空見慣。

1971年9月13日深夜，隸屬空軍專機師直升機團的3685號直升機，從沙河機場起飛后徑直向西北內蒙方向飛去，引發了一場空地大圍捕。

當時3685號上一共有5個人，駕駛艙3人客艙2人。駕駛艙里是飛行員陳修文、副駕駛陳士印和空軍黨辦副主任周宇馳；客艙里是空軍干部于新野和李偉信，還有他們攜帶的4個沉甸甸的大皮箱。

實際上，3685號是被周宇馳、于新野和李偉信這三人挾持的，他們都是林立果的親信。

幾小時前，副統帥的那架256號三叉戟剛剛飛出國境，空軍指揮所的標圖板上不停跟蹤著三叉戟的航跡，氣氛非常緊張。沒想到凌晨3:22又收到沙河機場的報告：起飛了一架直升機。瞬間讓情況更加復雜。

空軍指揮所問：“直升機上是什么人？”

沙河機場回答：“是黨辦副主任周宇馳和秘書處副處長于新野等3人。”

正在空軍指揮所坐鎮的李德生將軍問：“為什么接到禁空令還讓飛機上天？”

機場回答：“周主任出示了林副主席手令，調度室就讓直升機起飛了。”

指揮所問：“什么時候起飛的？”

機場：“十分鐘以前。”

指揮所：“為什么不馬上報告？”

機場：“周副主任讓推遲十分鐘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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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3685號起飛后不久，沙河機場就已經發現異常，因為無線電聯系不上，機場就打了一枚信號彈，要求直升機返回機場。但為時太晚，直-5已經消失在了漆黑的夜色之中。

直-5是哈爾濱飛機制造廠仿制的蘇聯米-4通用直升機，1958年首飛。由于質量一直不穩定，一直拖到1963年才定型，一共生產了500多架，1979年直-5停產。上世紀8、90年代很多城市的公園都有退役的直-5供游客參觀。

直-5在米-4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改進，主要是把旋翼的木質部分換成了全金屬、尾槳改成了玻璃鋼。改進后直-5的最大速度是每小時200公里，最大升限6000米，續航時間為3小時40分。

1971年9月13日半夜，周宇馳接到林立果的電話，讓他“北上”。這是事先約好的暗語，意思是外逃蘇聯，接到指令的周宇馳決定用利用自己比較熟悉的直升機外逃。

周宇馳曾憑借和林立果的關系，在沙河機場學過三個月直升機駕駛。雖然他只學會了云雀這一個機型，但也算是個內行。他知道云雀太小，飛不遠，外逃必須想辦法弄到一架航程稍遠一些的直-5，先飛出國境再做打算。

1971年9月13日0點剛過，周宇馳派車從西郊機場，把專機團直升機三大隊副大隊長陳士印接到空軍學院的一棟小樓里，向他出示了一張副統帥手令。這是一張16開的白紙，用紅色鉛筆歪歪斜斜的寫著一行字：“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當時副統帥的題詞很常見，他的筆跡人們并不陌生。

周宇馳欺騙陳士印說有緊急任務要去北戴河，還特意交代：“小陳，這次我們帶的東西多，云雀裝不下，你得找一架直-5。任務緊急，要特別保密。你只找一個機長，你來當副駕駛，其他人不要驚動。”陳士印是周宇馳學云雀時的陪練，和他比較熟。陳知道周是個有來頭的人，因此對手令沒有任何懷疑，就跟隨周宇馳等人駕駛吉普車于半夜2:30趕到昌平的沙河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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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印先到飛行員宿舍叫醒了八中隊中隊長陳修文，對他說：“大陳，有緊急任務！”陳修文聽說有任務，穿好衣服抓起圖囊就往外走，臨出門對同宿舍的陳國棟說：“小陳，起床后幫我把被子疊好。”這是他留給同宿舍戰友的最后一句話。

在吉普車里，周宇馳打開車廂燈讓陳修文看手令。陳修文問：“緊急任務到哪兒？”陳士印替周宇馳回答：“北戴河。首長要去向林副主席匯報工作。”陳修文也沒有任何懷疑，作為專機飛行員，他們經常執行保密任務，不該問的從不多問。

騙取了兩位飛行員的信任之后，周宇馳又用這張手令連續混過了機械師、汽車連和調度室三個環節，半小時內完成了從加油到調度室放飛等一系列起飛前的準備工作。

起飛時，心懷鬼胎的周宇馳和于新野兩人都想進駕駛艙，但直-5的駕駛艙只有3個座位，除了正、副駕駛，就剩一個領航員的座位。最后周宇馳坐在了領航員的位置，于新野和李偉信兩人只好去客艙。這里要強調一下，直-5的客艙和駕駛艙是隔開的，艙內互相無法通行。

周宇馳坐的領航員座位，是為了保證專機的飛行安全加裝的，在副駕駛的后邊，緊貼著副駕駛座椅，位置還高出來一大截。坐在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飛行員的操作。周宇馳登機后，立刻和飛行員一樣也戴上了耳機。

陳修文是專機團飛直-5技術最好的飛行員，起飛準備完成后，他啟動發動機，然后習慣性的又打開了電臺開關。周宇馳馬上從后邊伸手關掉電臺，說任務十分機密，不能和地面聯絡。

凌晨3時15分，3685號直升機轟鳴著離開地面，逐漸隱入茫茫夜色。地面發射的那顆信號彈，由于視野遮擋，兩名飛行員都沒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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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巡航高度后，3685號按北京飛山海關的航向進入航線。周宇馳卻糾正說：“航向320度，高度2600米。”副駕駛陳士印有點疑惑，他問：“不是去北戴河嗎？320是去張家口、包頭方向。”周宇馳說：“任務機密，不能直飛。你們不要多問，按我給的航向飛。”

在此之前，飛行員們沒有對周宇馳起過疑心，但此時這個向西北飛的航向卻引起了他們的懷疑。飛行一段時間后，陳修文趁周宇馳不注意，悄悄打開了無線電，耳機中立刻傳來地面的呼叫：“3685，3685！往回飛，周總理命令你們往回飛。”陳修文馬上按下通話按鈕說：“油量不夠，要下去加油！”后座周宇馳急忙關掉電臺，但陳修文的這句回復已經被地面接收。

這時飛機已經快到張家口，周宇馳也兇相畢露，他拿出一支五四式手槍頂住陳修文的后腰，厲聲喊道：“不能落！落下去誰也別想活。現在有人要謀害林副主席，他已經坐你們師的三叉戟飛到烏蘭巴托了，我們要去會合，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

然后他掏出一張早已準備好的航行圖，對兩個飛行員大聲說：“去烏蘭巴托！”聽到“烏蘭巴托”四個字，陳修文和陳士印都大吃一驚！

那個年代的飛行員對靠近國境的航線都有很強的警惕性，從不輕易接近邊境線，更不要說飛出國境。當他們親眼看到地圖上那條，用紅色標出的從北京途經烏蘭巴托，最后指向蘇聯伊爾庫茲克的航線時，終于明白：這是一次叛逃！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兩名飛行員互相掩護，開始反制周宇馳一伙的劫持。

從起飛到現在，3685已經飛了快兩個小時，天色逐漸變亮。突然有一架殲擊機從他們高處飛過，陳修文大喊：“殲擊機！”周宇馳連忙向外張望，趁此機會陳修文迅速把磁羅盤撥了180度。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動作，讓直升機在周宇馳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慢慢掉頭向北京飛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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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同樣會駕駛直升機的周宇馳沒有發覺飛機已經轉向？事后直升機專家分析認為：周宇馳只會飛云雀，云雀的羅盤和直-5不太一樣。如果沒有看到飛行員的動作，很難發覺羅盤已經被調了180度，因為它會始終顯示為航向320；而且，陳修文轉彎時采用側滑和傾斜相結合的動作，讓飛機轉了一個非常大的彎，但坡度卻很小，加上副駕駛陳士印暗中配合，不停分散周宇馳的注意力，所以這個空中轉向的動作才沒被察覺。

一直到在空中看見北京市密集的燈光，周宇馳才氣急敗壞的吼叫：“你怎么飛回來了？你騙我！”

但這時的周宇馳心存僥幸還不想死，所以沒有采取激烈的行為。

他知道直-5剩下的燃油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再飛出國境，只能找地方降落。但他看到飛行員想飛回沙河機場時，卻開始瘋狂阻止，因為他很清楚，在機場降落就等于自投羅網。

在燃料馬上就要耗盡的情況下，3685號卻被迫放棄在機場降落，由陳士印和陳修文輪流駕駛，飛向北京懷柔縣尋找迫降場地。懷柔在沙河機場北邊，轄區內有大量山地，直升機團曾在這里搞過野外迫降訓練，兩名飛行員對地形比較熟，迫降時技術上有把握；周宇馳看到飛機進入山區，認為在這里迫降還有逃跑的機會，所以也沒有阻止。

為了在降落后能及時得到支援，兩名飛行員把迫降場地選在了一處靠近村莊的河灘地，但降落時卻差點側翻，因為駕駛艙內發生了搏斗。

在直升機下降到距地面還有1000米的時候，左側駕駛位的陳修文突然轉身，試圖奪下手槍，但周宇馳開槍了，陳修文當場犧牲。1978年陳修文被定為烈士，中央軍委授予他“忠誠戰士”的榮譽稱號。

正在操縱直升機迫降的陳士印聽到槍聲后大喊：“為什么要動槍?！”同時本能地回身阻止，這個動作導致直升機瞬間失控，姿態改變。陳士印急忙采取緊急措施才勉強控制住直升機，于清晨6:47分歪歪斜斜地落在地面，頭部翹起，尾輪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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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機還沒熄火，在客艙聽到槍響的于新野和李偉信就持槍沖出機艙，繞到駕駛艙外邊。于新野拿著手槍，順登機把手爬到了駕駛艙的玻璃旁，舉槍向艙內射擊。當時副駕駛陳士印的雙肩正被周宇馳緊緊按住，他感覺到左側艙外有人影晃動，就迅速向右前方附身躲避，幾乎同時，于新野的槍響了。

因為陳士印這一躲，子彈沒打到他的要害，卻先打穿了周宇馳的手腕再打進他的飛行夾克，停在這里。雖然陳士印身上和臉上都是周宇馳的鮮血，但他自己卻沒有受傷。“為什么亂開槍？打著我了！”周宇馳握著受傷的手腕，一邊埋怨于新野一邊跳下飛機，慌亂中三人都沒有對陳士印補槍，而是一起逃進了一片玉米地。

陳士印就此躲過一劫。

玉米地里，窮途末路的三人相約一起自殺，但只有周宇馳和于新野飲彈身亡，李偉信卻放了空槍，后來自首。

從3685號深夜3點15分起飛開始，到早晨6點47分它迫降在懷柔沙峪公社為止，一共飛行大約3個半小時，繞了一個大圈又飛回了北京。在航程最遠處的張家口附近，殲擊機和高炮部隊都接到了將其擊落的命令，為什么它卻能全身而退？其中的確有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

先來看殲擊機。張家口附近的機場于凌晨三時左右，先后起飛了兩批數架有雷達的殲-5甲型戰斗機，這是當時為數不多具備全天候作戰能力的殲擊機。殲-5甲在地面雷達引導下，航線幾次和直升機重合，但由于直升機當時的飛行高度和速度都遠低于殲擊機，殲-5甲的雷達又不具備向下觀測能力，而且直升機也沒有開夜航燈，所以不管是雷達和飛行員目視，都沒能發現目標。

再來看高炮部隊。視頻開始時我們就提到，張家口高炮部隊的雷達很早就發現了3685號，但在那個天天喊口號的年代，這支部隊戰備廢弛，導致戰機被貽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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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點59分，3685號徑直飛進了高炮部隊的火力范圍。該部副師長果斷下令：“可以射擊！”但關鍵時刻高炮陣地的射擊指揮儀卻出了故障，無法引導射擊。在整整4分鐘的火力窗口期內，該部沒有一門高炮發射出哪怕一發炮彈，眼睜睜看著目標于5點03分脫離。

戰斗失利后，該部2名指揮員被調離指揮崗位。

幾十年風雨過去，當年的驚心動魄如今已成過往。如果有機會去昌平小湯山的航博參觀，你可以室外展區東側找到3685號。據說幸存的飛行員陳士印曾專程來尋找過3685，并和這架見證過歷史的直升機留下了一張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