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生，叱咤風云、冠冕古今。然而，他革命的生涯，卻不是一帆風順，相反，卻是飽受磨難，九死一生。尤其以他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三次親身遇險，更是充滿了血雨腥風，驚心動魄。

那時候的井岡山根據地，還正處于發展的初期，亟待破局，發展壯大。所以，無論是革命首長，還是黨的負責人，既要能運籌帷幄，又要會獨擋一面，實際參與到斗爭中去。

所以，此時的毛澤東，既是井岡山革命隊伍的精神領袖，又是一名名副其實的“大兵”。常常參與一線指揮工作，去了解民情、敵情，以至差點三次身陷囹圄，遭遇不測。三次遇險經歷分別是：大汾劫難、夏幽遇險、圳下遇險。

一、大汾劫難

1927年10月，秋收起義失敗后的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余部在向井岡山進軍的過程中，真心感化當地進步武裝首領袁文才、王佐后，于寧岡的茅坪“安家”、建立了革命的后方大本營，開啟了他“工農武裝割據”時代的到來。

為了解決部隊的給養和擴大政治影響，毛澤東決定部隊沿湘贛邊界開展游擊活動，但一次意外遭遇，差點使毛澤東涉險，險象環生。那時，正當工農革命軍在水口開展群眾工作之際，酃縣黨組織周里前往酃城偵察回來報告：茶陵敵軍兩個團向水口撲來。

毛澤東聞訊，當即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一營黨代表宛希先率二、三連插向茶(陵)安(仁)邊境，襲擾敵后，迫敵回撤，然后即返茅坪；一路毛澤東則親率團部和三營、一營一連、特務連折入遂川縣境，繼續游擊，發動群眾。

10月22日，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主力到達遂川西部的大汾鎮，卻遭到了遂川縣反動武裝頭目、靖衛團團總蕭家壁的突然襲擊。

蕭家璧，人稱“蕭屠夫”，一貫心狠手毒，殺人不眨眼。

蕭家壁糾集了三四百團丁，在午夜時分發動了突然襲擊，打了工農革命軍一個措手不及。

關鍵時刻，鎮定自若的毛澤東，當即命令三營營長張子清、副營長伍中豪向敵人進行回擊，搶奪圩外被敵人占領的制高點，他自己則率領團部和一營一連、特務連，沿山溝繞到敵后，欲與三營呈夾擊之勢， 消滅來犯敵匪。

戰斗越來越激烈，革命軍鞍馬遠征，十分勞累，加之人生地疏，倉促應戰，難以抗敵，同時團部與三營因敵阻隔，夾擊敵人的計劃落空，毛澤東不得不下令撤退。

此戰潰不成軍，三營也不知去向，后來才得知三營在匆忙中退出戰斗，因崇山峻嶺，不明方向，向南轉到桂東去了，后與朱德、陳毅的部隊取得了聯系，直到12月離開朱德部，轉輾到茶陵歸還建制。

此戰，可以說是工農革命軍自三灣改編以來最慘的時刻。開國大將譚政在他《三灣改編前后》記述說：“第一營的一連以及團部、特務連由毛澤東同志帶領，部隊雖然沒有損失好多，但每一個人都很狼狽，毛澤東同志也只穿了件長袍子。大家吃了飯，他還沒有吃飯，后來搞到了飯又沒有東西盛，就用衣服兜，用兩根樹枝當筷子。”

后來，隊伍走走停停，盼望能與三營會合，但三營始終未能出現。部隊來到黃坳時收集失散人員，這時毛澤東身邊只有30多人，戰士們卻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愁眼相對。這時毛澤東毅然站了起來，挺直身子，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頭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

說罷雙足并攏，身子筆直，頭一個站好。毛澤東的舉動感染了戰士們，陡然生出戰斗的勇氣，大家從地上一躍而起，按照連長曾士峨的口令入列。接著，后面的隊伍也趕了上來，陸續聚集了不少人馬。

大汾劫難，是毛澤東自三灣改編后上山遇到的第一次險況，但他不慌張，沉著應戰，即使在大家信心低落的時候，他仍然能鼓舞士氣，凝聚力量。大汾劫難后，毛澤東率領著這支“艱難奮戰而不潰散”的革命隊伍，踏著茫茫夜色，繼續新的征途。

“善惡終有報”。1949年秋天，井岡山獲得解放。負責清剿匪徒的解放軍正是由當年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紅三十一團衍變而來，人民解放軍發動群眾，將蕭家壁捉拿歸案，終逃脫不了被人民公審、被槍決的命運。　

二、毛澤東夏幽遇險

在井岡山創建根據地的革命斗爭時期，毛澤東不僅注重軍事斗爭，也非常注重政治，常常親自組織社會調查，為了更好的分配土地，他總是走進鄉村深入群眾中與農民們交朋友，并與農民促膝談心。

他除了在茨坪、茅坪進行調查研究外，還多次去永新縣西鄉夏幽區塘邊村進行調查研究。1928年早春的一天，毛澤東帶著一部分戰士第二次來到塘邊村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為了協助毛澤東的調查，賀子珍根據黨的安排，被派到毛澤東身邊擔任秘書，隨毛澤東帶領工作隊來塘邊村領導群眾打土豪、分田地。

有一天，毛澤東正在家里和賀子珍分析探討調查材料，突然，一聲清脆的槍響劃破天空，打破了山村的寧靜。這時，一支地主保安隊正向唐邊村襲來。保安隊長邊跑邊喊：“活捉毛澤東，到蔣委員長面前領重賞去。”

緊接著槍聲四起，幾十個保安與毛澤東帶來的戰士交上了火，這時毛澤東的一個警衛員氣急地跑來說：“毛委員，不好啦，保安團進村了。”

賀子珍心里更是十分緊張，她在為毛委員的安危擔憂。敵人攻進村來的目的就是要活捉毛委員。而且駐在附近的連隊和毛澤東的警衛班都分散到各個村子做群眾工作去了，一時根本無法集中。她焦急地抬頭看著毛澤東問：“怎么辦?”

可毛澤東坐著一動不動，慢條斯理仍舊抽著他的煙。此時的他，雖遇險境，但卻是格外鎮定。他考慮了幾分鐘后對賀子珍說：“在不知敵人底細的情況下，冒險的仗不能打，馬上通知群眾撤離。”

于是，群眾在幾個紅軍戰士的掩護下，在毛澤東、賀子珍和工作隊的帶領下，很快撤到了山里。之后，毛澤東派隨身警衛員通知與敵交火的紅軍戰士撤退。

當紅軍戰士撤到山里后，敵人進村后看不到一個人，便以為這里已經有了準備，他們怕被紅軍包圍伏擊，在村里搶劫了一些沒有被轉移的東西后，便匆匆撤走了。

據黨史資料所載，毛澤東曾三到永新夏幽塘邊村，前后呆了40余天，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領導當地的分田斗爭，并親自制定了《分田綱領十七條》。經過1928年4月至7月三個月的群眾土地斗爭，湘贛邊界各縣的土地分配基本完成。

1928年12月，毛澤東總結了井岡山一年來土地革命的經驗，親自起草和主持制定了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土地革命的深入開展，使廣大貧苦農民得到了實際利益，因而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革命熱情，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支援了革命戰爭。

三、圳下遇險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率紅四軍主力3600余人，從小行洲出發，風雪下井岡，向贛南出擊，目的是打破湘贛兩省敵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但紅軍主力下山，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免不了一番苦戰。

而其中的尋烏縣吉潭鎮的圳下村，也成為了毛澤東井岡山第三次臨危之地。

2月1日，毛澤東、朱德率領部隊夜宿在尋烏縣吉潭鎮的圳下村。圳下村，四面環山，中間是個東西走向的狹長地段和一條小河，紅四軍進村后，軍部駐扎在村中心的文昌閣和一個較大的土圍子里面，二十八團和三十一團被安排在村前和村后守衛著軍部。

2月2日拂曉，二十八團先于軍部開拔，特務營也未及時察覺敵情，敵劉士毅部的先頭部隊，突然向駐在圳下村中的紅四軍軍部襲擊，一時，四面槍聲大作，毛澤東與賀子珍由警衛員掩護，涉水過河，突圍上山。

軍長朱德手提沖鋒槍與警衛員殺出一條血路，但跟隨他一起突圍的，還有結婚不到一年已有身孕的妻子伍若蘭。

為掩護朱德和軍部其他首長，危急時刻，伍若蘭毅然率領一部分戰士向另一個方向襲擊敵人，把敵人的火力引向自己。至此，朱德和軍部領導在天亮前安全突圍，伍若蘭卻因重傷被俘。

伍若蘭被俘后，受到了嚴刑拷打，她不但沒有屈服，更是留下了響徹古今的豪言壯語：“若要我低頭，除非贛江水倒流！”爾后壯烈犧牲。

陳毅也在突圍中，被突然沖上來的敵人一把抓住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一脫，往敵人頭上罩去，才得以逃脫。

軍中首腦，個個如此不堪，可見軍情已是萬分緊急，生死難料。圳下村的遇險，是紅四軍下山所遇到的第一個也是最嚴重的一次困難。毛澤東在3月20日給中央報告中稱當時：“是我軍最困難的時候”。

當然劉士毅的報應也來的很快，一周以后，決心一雪其恥的紅四軍，在瑞金縣北大柏地， 利用大柏地的有力地形，對劉士毅部給予猛烈打擊，使其損失慘重，不敢再行追擊。大柏地首戰告捷，一時軍威大振，士氣高漲。

后來，在1933年的夏天，已遭排擠的毛澤東，在路經大柏地時，目睹當年戰地遺跡，他觸景生情，欣然寫了《菩薩蠻·大柏地》的感概詞章：

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雨后復斜陽，關山陣陣蒼。

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四、從毛澤東親身臨險看中國革命的變化

從以上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三次親身涉險的經歷，我們應該看到了革命斗爭的艱險與殘酷，也應該看到了工農革命武裝力量初期的薄弱與無助。以至于革命隊伍的任何一員，從領袖到士兵，從干部到基層，都幾乎無一例外地，參與到了實際的斗爭與根據地的建設中去了。

這是堪難的征程歲月，這是風雨飄搖的崢嶸歷程。

如在我們所熟知革命典故里，在井岡山時期，諸如“毛主席在花山”、“朱德的扁擔”、“軍神”等等官兵同“樂”的故事，舉不勝舉。

這是中國土地革命時期，革命領袖們高尚情操的一種寫照，領袖、將帥與士兵同甘共苦，自然會得到士兵的愛戴，是體恤士兵的表現，贏得上下同氣、眾志成誠的士氣。

但事事都有度，在革命大局未穩，時局難安的情況下，這種同甘共苦，與兵同樂，不畏危險，深入戰爭一線的工作作風，在取得民心、士氣的同時，有時卻也會給革命帶來意想不到的巨大損失。如王爾琢追逃兵導致叛將殺害的事件等等，也時有發生。

即使在后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已經勝券在握，在延安、西柏坡等中樞機關也會有國民黨特務進行滲透，一度還差點使毛澤東食物中毒，以至于后來發生了“延安鋤奸行動”。

由此可見，領袖的親身涉險是應該有原則的，有度的，在時局未穩的情況下，革命領袖應根據革命斗爭的需要，與隊伍發展的現狀，兩相評估下，做出合作的領袖行為準則。

這也是后來，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除了在延安，可以無可顧忌外，但隨著革命斗爭時局的發展，如在保衛延安過程中，中央明確幾大領袖隱姓埋名外，還必須服從黨組織的領導的決議。

當然，后來隨著時局的變化，毛澤東因為堅持不過黃河，顯然有違中央會議精神，也給自己帶來了一定風險，但卻給中國革命贏得了勝利的空間與時空，贏得了民心，兩相對比，利還是大于弊的，可作例外。

即便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危險重重，但對于共產黨的領袖而言，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與命運，他作為革命領袖，又不得不的親身涉險，別無他法，權當例外。

除此以外，在革命斗爭時代，我們再無難以見到，毛澤東以革命領袖身份，隨意出現了危險一線戰情之中，再無沒有看到像他在井岡山三次親臨險境一樣，窘困危艱。

這說明了：中國革命力量的變化，已從弱到強，從小到大，從前的殘兵敗將，已在革命的風摧雨打之中，茁壯成長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勁旅。而這支勁旅的革命領袖，也已經告別了以個人之軀親臨險地，指揮戰爭的苦難經歷；取而代之的是位居“中軍帳”，排兵布陣，運籌帷幄，指揮著各條路線上的千軍萬馬，與敵人廝殺疆場，并最終奪取革命的勝利，打造了一個嶄新的新中國，使得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這是中國革命的幸事！也是我們所應該永遠緬懷毛澤東等革命領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