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烏素沙地到科爾沁沙地，從騰格里到塔克拉瑪干，中國的沙漠化問題長期困擾著生態治理。

然而，在新疆墨玉縣，一家農業合作社的負責人趙明用四年的探索證明了一件事：在沙漠邊種小麥，不僅能收糧食，還能固沙改土，為荒漠化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長久以來困擾農民的秸稈處理，如今也找到了新出路？

小麥，不只是糧食，更是治沙先鋒

長期以來，治沙的主要方式以植樹造林和草方格固沙為主，但這些方法往往需要較長的見效時間，并且無法提供直接的經濟回報。而“種小麥-留秸稈”的方式，則是一種將農業生產與生態修復結合的新思路。

趙明的方法并不是簡單地把小麥種到沙漠里，而是通過糞肥發酵液改良土壤，利用高效節水技術精確灌溉，使得沙地逐漸具備農作物生長的條件。這種方式相比傳統的防風林和草方格，不僅可以在短時間內實現植被覆蓋，還能帶來糧食收益。

小麥的生長期一般為六到八個月，相較于樹木動輒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成長時間，小麥種植能夠在短時間內形成植被覆蓋，減少風沙對地表的侵蝕。即使第一年種植失敗，也可以在下一個季節迅速調整策略，提高治理效率。

此外，小麥的根系雖不如大樹深厚，但其密集的纖細根須能夠幫助固定沙土，減少風蝕和水土流失。據《土壤學報》的一項研究，在風速12m/s的條件下，小麥種植地的土壤流失率比裸地降低了60%以上，這意味著，即便是普通的麥田，也能在短時間內對抗風沙。

更重要的是，收割后的小麥秸稈并不是廢物，而是天然的生態保護層。傳統的麥收后處理方式，往往是焚燒秸稈或將其直接清理，但在沙漠邊緣，秸稈覆蓋地表后可以減少風沙對土壤的侵蝕，同時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使土地逐漸恢復生機。

趙明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四年的種植過程中，墨玉縣沙漠地表的耕作層逐漸增厚，從最初的全是沙子，到如今形成了30厘米的土壤層。

農業不僅能豐收糧食，也能阻擋黃沙

趙明的成功并非偶然，在國內外，都有類似的農業治沙探索，證明了小麥等農作物在沙漠生態治理中的巨大潛力。

在中國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原本是荒漠化嚴重的地區，但近年來，當地通過農業種植實現了生態與經濟的雙贏。紅寺堡區采用“糧草輪作”模式，在沙漠邊緣種植小麥、苜蓿等作物，不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還改善了土壤質量。

2018年，《人民日報》曾報道，紅寺堡區的耕地面積已超過50萬畝，而30年前這里還是一片荒灘。當地政府通過推廣秸稈還田、滴灌節水等技術，使農業在防沙治沙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不僅是中國，以色列也探索出了一條類似的路徑。以色列地處中東，國土面積60%以上是沙漠，卻依靠先進的農業技術，在沙漠中成功種植了小麥、玉米、番茄等作物。他們采用“滴灌+秸稈覆蓋”模式，不僅提高了作物產量，還減少了水分蒸發，改善了土壤環境。

以色列的內蓋夫沙漠如今已成為全球知名的農業示范區，其成功經驗表明，農業與治沙并非對立，而是可以互相促進。這些案例證明，在適宜的條件下，農業種植完全可以成為防沙治沙的重要手段?！胺N小麥-留秸稈”的模式，具有很大的推廣價值。

沙漠小麥為何獨特？

與普通農田里生長的小麥不同，沙地小麥必須適應更加惡劣的環境。晝夜溫差大，土壤貧瘠，水分蒸發快，這些因素使得沙地小麥的生長周期比普通小麥更具挑戰性。然而，正是這種環境，造就了它獨特的品質。

由于昆侖山的冰川融水富含礦物質，加之沙地的透氣性較強，沙地小麥往往具有更高的蛋白質含量，面筋含量也較高，因此更適合用于制作高筋面粉類食品，比如新疆特色的烤馕、拉條子等。

類似的研究在寧夏、甘肅的部分沙漠邊緣地區也得到了證實，沙漠邊緣種植的小麥，盡管產量可能不及傳統農田，但其品質往往更勝一籌。

然而，沙地小麥的種植難度也比普通小麥更高。剛開始，趙明種下的第一批小麥，畝產只有180斤，遠低于傳統農田。但經過四年的改良，畝產逐步提升到1200斤，這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對土壤的改造與水資源的合理利用。

秸稈還田，低成本卻高效的固沙策略

在傳統觀念中，秸稈往往被視為農業廢棄物，甚至在部分地區仍然存在露天焚燒的問題。然而，在沙漠治理中，秸稈實際上是一種寶貴的生態資源。

首先，秸稈可以直接在地表覆蓋，減少風蝕。根據《中國農業科學》的一項研究，在風速為10米/秒的情況下，裸露沙地的土壤流失量是秸稈覆蓋地的3倍以上。這意味著，在沙漠邊種植小麥，并將秸稈保留下來，相當于在田間修建了一道“防風墻”，既能防止流沙侵蝕綠洲，也能為后續的土壤改良提供有機質。

其次，秸稈還田能夠提高土壤肥力。沙漠土壤普遍有機質含量低，而小麥的根系和秸稈腐解后，可以逐步改善土壤結構，增加保水性。趙明在新疆的實驗結果也表明，經過四年的種植，土地表層已經由原來的流沙變成了30厘米厚的耕作層，這就是秸稈覆蓋和土壤有機質積累的效果。

并非所有沙漠都適用

盡管趙明的嘗試獲得了成功，但這種模式并不適用于所有的沙漠化地區。一個關鍵的前提條件，就是穩定的水資源供應。

新疆墨玉縣之所以能種小麥，主要得益于昆侖山的冰川融水。而在一些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的極端干旱地區，比如塔克拉瑪干沙漠深處或內蒙古部分流動沙地，沒有可靠的水源，農業治沙的可行性就會大大降低。

此外，沙地的土壤改良能力也決定了這種模式的可推廣性。在趙明的案例中，他使用了糞肥發酵液來增加有機質，并通過秸稈還田逐步改善土壤條件。但如果是在完全貧瘠、毫無有機質的流動沙丘上，這種方法的見效速度可能會大大降低，甚至無法取得有效的成果。

因此，在推廣這一模式時，必須考慮到沙地的基礎條件，并配合相應的土壤改良技術。政策支持也是農業治沙能否推廣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寧夏、內蒙古等地，政府已經在探索類似的“農牧結合”生態治理模式，如寧夏紅寺堡的節水農業項目，成功將部分荒漠變成了可耕地。

如果未來各地能夠出臺類似的支持政策，比如提供節水灌溉設備、補貼土壤改良項目等，那么“種小麥-留秸稈”的模式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這種模式或許能夠在更多干旱地區推廣，成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