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evika Girish

譯者：覃天

校對：易二三

來源：Film Comment

（2025年5月27日）

今年戛納電影節最具意義的時刻，既不是湯姆·克魯斯踏上紅毯，也不是丹澤爾·華盛頓意外獲得榮譽金棕櫚獎，而是賈法·帕納西時隔 22 年后的回歸。

帕納西的新片《普通事故》在主競賽單元首映，這也是這位伊朗導演 15 年來首次能親自出席自己電影的公開放映。

《普通事故》

在經歷了二十余年的審查與迫害——包括入獄、軟禁、禁止拍片與出國旅行之后，他終于在 2023 年 2 月獲得轉機：因「反體制宣傳罪」被定罪的判決被撤銷，他得以出獄，并恢復了相對自由的生活與旅行。這也使他得以擺脫自 2011 年《這不是一部電影》以來每部作品所面臨的復雜而危險的秘密拍攝，重新以更自由的方式執導電影。

這些影片，包括2015年的《出租車》、2018年的《三張面孔》和2022年的《無熊之境》，以自反的方式探討了在禁令之下拍電影所面臨的現實與倫理問題。

《無熊之境》

而《普通事故》則偏離了這一敘事模式，采用更直接的新浪潮式寫實風格：這部令人揪心又不乏黑色幽默的電影聚焦于一群昔日的政治犯綁架了一名男子，因為他們認為他就是曾在獄中拷問和審訊他們的情報官。他們在德黑蘭及其周邊駕車游走的過程中，陷入了復仇欲、悲痛、不確定與恐懼等復雜情緒的糾葛之中。盡管帕納西不像他以往的作品那樣親自出現在片中，這部電影依然顯然是一部極具個人色彩的作品，描繪了在經歷國家暴力的恐怖之后，試圖繼續生活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普通事故》在戛納首映的第二天，我采訪了帕納西，我們聊了聊這部影片的創作過程。一位口譯員協助我們在波斯語與英語之間進行翻譯。兩天后，帕納西的這部作品獲得了金棕櫚獎。

問：時隔多年，您終于得以重返戛納。此刻您有什么感受？參加首映式時的經歷又是怎樣的？

賈法·帕納西：這是我15年來第一次能夠與觀眾一同觀看自己的電影。我曾一度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再和觀眾、與電影之間建立那種聯系。這種感覺就像第一次一樣。某種程度上，我已經忘記了過去與觀眾共同觀影的體驗。所以這次對我來說非常動人——不僅對我個人而言，電影結束時，我看到和我一起坐在觀眾席的演員們都哭了，那一刻的感受非常特別。

賈法·帕納西

問：您近幾部作品都是在限制重重的情況下拍攝的，因此具有很強的自反性。這些電影不僅關于電影本身，也關乎在各種限制之下的電影創作。您在審查制度下發展出一種非常強烈的電影語言。如今，經歷了這么多年，重新回到相對自由的創作環境，對您而言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賈法·帕納西：這種變化更多體現在心理層面。畢竟，我被禁止拍電影長達20年，這自然讓我變得更加內省，不斷思考自己的處境。無論我試圖思考什么，最終總會回到「我」這個問題上。即便我想拍一部關于出租車司機的電影，我也會將那個司機看作是我自己——一個無法靠電影謀生、只能去開車的人，通過這份工作傾聽他人、觀察世界。我無法逃離自己的現實處境。

但一旦禁令解除，我就回到了一個普通導演的狀態——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工作，可以自由出行。不過這在現實層面并沒有帶來太大改變。因為我能做什么呢？我可以去申請拍這部電影的許可嗎？當然不可能獲批。但至少在心理上，我不再覺得自己仍受禁令束縛，不再困于自我、不再執著于過去的處境。我能夠敞開心扉，把我的創作、我的電影，獻給那些曾和我在獄中共度時光的人們。

問：汽車一直是伊朗電影的重要元素——無論是在您的作品中，還是在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電影里，甚至包括您兒子帕納·帕納西在2021年執導的《同車異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您這部新片的故事也主要發生在一輛行駛中的車內。

《同車異路》

賈法·帕納西：我也說不清這是什么原因。我記得有一陣子，伊朗導演拍了很多關于孩子的電影，人們就會問：「你們為什么總拍孩子？」現在又變成了汽車：「你們為什么總在車里拍電影？」不管我們換什么題材或場景，總會有人問為什么。但我想，對于地下電影來說，在車里至少能提供一種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更容易躲避情報人員的監控。不過，我并不是為了拍「車」才拍這部電影的。其實只有大約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戲份發生在車里，它只是連接不同段落的一種方式。那我還能讓人物怎么移動？我總不能把故事設定在19世紀，讓他們騎駱駝或坐牛車吧（笑）。

問：您提到「孩子」讓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我本來確實想問這個問題（笑），不好意思！雖然這部電影并不是關于兒童的，但它的開場就將整部作品奠基在一種「兒童式的道德觀」之上：一個孩子提出一個問題——一場意外究竟是上帝的安排，還是人為造成的？而這一想法在影片結尾以更深刻的方式再次回歸。

賈法·帕納西：也許這么說聽起來有些老套，但這確實關乎對新一代的希望。在「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中，正是年輕一代挺身而出，打破了一切規則——以至于今天的伊朗已經被劃分為「瑪莎·阿米尼之前」和「瑪莎·阿米尼之后」兩個時代。（譯者注：瑪莎·阿米尼因未規范佩戴頭巾，在拘留期間疑似遭到警方的暴力執法，最終在德黑蘭身亡。阿米尼的死在伊朗引發一系列大規模抗議活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問：我聽說您在拍攝過程中曾遭到警方的阻攔，但由于當時正值選舉，他們害怕負面輿論，所以并未過多干涉。您能否多談一些在那段時間里拍攝時所面臨的政治環境？

賈法·帕納西：一般來說，拍地下電影必須非常迅速，因為隨時都有可能被叫停。所以我們的工作節奏很快，警察來的時候，拍攝其實已經接近尾聲。他們沒能拿到我們的素材或任何拍攝資料，因此只能作罷。不過他們威脅了很多劇組成員，警告他們必須停止參與這個項目。他們不知道我們其實已經快拍完了，還以為我們還有很多工作沒做。

問：很多關于政治犯的電影往往聚焦于被捕、拷打，以及獄中的生活。而去思考「這一切之后的生活」——是很難想象的。所以，看到一部講述經歷了監禁后，個人生活的電影，會讓人感到非常震撼。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想法嗎？

賈法·帕納西：生活注定要繼續，但那段經歷已經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你可能從一個「小監獄」里被釋放了出來，但依然困在一個更大的「監獄」里，那段經歷敲骨吸髓，揮之不去，任何事物都可能讓你重新回到那個記憶里。

我在《出租車》里其實也拍過類似的情節：有一幕我在開車，聽到了一個聲音，我問我侄女：「你也聽到了嗎？」我一直在尋找那個聲音。后來人權律師納斯林·索托德上了車，我跟她說起這件事，她說，幾乎所有坐過牢的人都會對聲音異常敏感，尤其是對審訊者的聲音。所以其實那部電影里已經有這個暗示，而在這部新片中，這種創傷被表現得更加深入。

《出租車》

問：這部電影的出現恰逢其時，因為當下全球范圍內的審查正愈發嚴苛。我想知道，您會給藝術家們什么樣的建議，讓他們更加勇敢？盡管面臨各種威脅，您始終沒有停止發聲。人應該如何找到那樣的勇氣？

賈法·帕納西：我不知道你是否真正見過那些真正勇敢無畏的人，因為我擔心大家對「勇氣」有些誤解。我并不是什么勇敢的人，我只是做著自己的工作——拍電影而已。

有很多人正在監獄里承受巨大的痛苦，他們才是真正做出了驚人之舉的人。他們經歷了無數次絕食抗議，在獄中奮斗，甚至坐上幾十年的牢。而我只在監獄里待了七個月，絕食也只堅持了兩天。和他們相比，那根本不算什么。我只是繼續做我自己的工作，僅此而已。

當人們把這看作「勇氣」時，我其實感到有些慚愧。這對那些真正承受風險的人，尤其是那些走上街頭、勇敢反抗的年輕女性來說并不公平。人們常常把她們的犧牲視為理所當然，但她們比我勇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