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特朗普很多時候的做法，總會讓人們對他有種“朝令夕改”的錯覺。

事實上，特朗普經常改換說辭、修改條例，依舊是貫徹他的那套“蘿卜大棒”，只是為了讓其他國家妥協。

就像5月初，中美會談取得成果之后，美國商務部就立即對中國的AI算力芯片下達“全球禁令”。

好在，中方的堅定態度并沒有讓特朗普的計策得逞，商務部發出警告的同時，《紐約時報》也直接表明：特朗普這個時期，正是中國趕超美國分水嶺。

特朗普的“科技牌”

其實從這次中美倫敦談判后，特朗普本人以及貝森特這些美國官員的表態，就能明顯看出，美國之所以制裁中國科技企業，在加關稅的同時又單獨放開電子產品，為的就是用“科技牌”來限制中國企業的發展，同時給中方施壓出口稀土。

4月2日，美國對中國加征“對等關稅”，結果到了4月12日，美國就直接免除了電腦、芯片這些電子產品的所謂“對等關稅”。

特朗普這么做并不是好心，只因為中國生產的電子零件，是印度和菲律賓這些國家組裝蘋果手機這些產品的重要材料，放開關稅可以避免美國科技企業自己遭受損失。

而對于中國的科技產品，特朗普明知道中美日內瓦會談達成一致協議，又在5月13日，對華為昇騰芯片下達禁令。大致意思就是，全球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只要使用了昇騰芯片，就視為違反美國的出口管制。

像歐洲的很多國家，使用的AI模型基本都是中美兩國的。美國直接封鎖了中國的算力芯片，就等于說迫使這些國家的企業必須使用美國的大模型，購買他們的算力芯片。

然而，即便特朗普的算盤打得再好，也低估了中國科技企業的韌性。

華為昇騰芯片并非孤立無援，早在2024年，華為就已經開始布局新的架構，通過3D堆疊技術來提升芯片性能，成功繞開美國的技術封鎖。

加上中方發出的警告，任何組織和個人執行或協助執行美方制裁中國芯片的措施，將視為違反中國法規，被追究法律責任。

現如今，包括歐洲超算中心、中東國家甚至部分美國盟友，仍在繼續采購昇騰芯片。畢竟無論是從什么角度出發，中國芯片都要比美國芯片性價比更高。

特朗普的“科技牌”看似強悍，實則漏洞百出。不僅沒有遏制住中國芯片產業，反而加速了全球供應鏈的去美化進程。

更諷刺的是，由于美國對華芯片禁令，導致英偉達這些企業遭受了巨額損失，黃仁勛甚至公開批評特朗普的政策“短視”。這種內部的割裂感，也讓美國的科技封鎖顯得愈發力不從心。

超越美國的“分水嶺”

《紐約時報》上個月發表了普林斯頓大學一名研究員的文章，大致意思就是說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科技產業的打壓，反倒促使了中國企業的競爭發展，當后人回顧往事時，很可能會把這段時間定義為“中國趕超美國的分水嶺”。

拿中方發出的警告舉例，話雖然很短，但這句話背后的底氣，卻是中國在半導體、AI、新能源等關鍵領域積累多年的產業優勢。

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顯示，全球80%的稀土加工產能在中國，而美國90%的稀土依賴進口，其中絕大部分同樣來自中國。

這意味著，如果中方真的像特朗普那樣，鐵了心地打“稀土牌”，美國的戰機生產線、導彈制導系統甚至最基礎的電動產業，短時間內就要面臨斷供風險。

中國的稀土優勢并不是資源優勢，而是技術自主化的體現。美國也有很多稀土礦，但他們就是達不到中國的提純技術和提煉精度。

和華為昇騰芯片一樣，這些都只是中國科技產業崛起的一個縮影。2024年，中國AI芯片市場規模在美方禁令頒布后三個月內激增42%，其中華為昇騰系列占據新增采購訂單的68%。

與此同時，比亞迪電動車銷量高達427.2萬輛，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新能源車冠軍。

這些數據都在證明，中國的科技技術已經逐漸出現自己的風格，建立起從芯片設計、電池制造到整車研發的全產業鏈自主控制體系。

反觀美國，依然擺脫不了“萬國造”的局限性。如果以后印度這些國家的科技水平也上來了，美國大概率就會為過度依賴全球化分工，在供應鏈安全上處處受制于人。

當然，中國想要真正超越美國，很多時候仍面臨著諸多挑戰。在高性能芯片和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美國依然保持領先。

但歷史經驗表明，技術優勢的轉移往往發生在產業應用階段，正如日本在半導體材料上的領先，始終未能阻止韓國在存儲芯片領域的崛起一樣，美國在基礎科研上的優勢，同樣未必能抵擋中國在規模化生產上的攻勢。

尤其當特朗普不斷削減科研經費，導致美國AI和量子計算實驗室出現“空心化”時，這種優勢流失的速度可能會超出所有人的預期。

中美科技博弈走到今天，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技術競賽，而是兩種發展模式的終極較量。

美國試圖通過行政命令和盟友體系維持技術霸權，中國則依靠全產業鏈協同和市場需求驅動創新。

當中國算力芯片在歐洲超算中心替代英偉達，比亞迪電動車全球銷量超越特斯拉時，或許中國一部分科技產業就已經開始趕超美國，逐漸引領世界。

正如《紐約時報》所言，特朗普的任期很可能成為歷史轉折點，但不是他想象中的美國復興，而是中國真正超越美國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