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天,軍校畢業證墨跡未干,命令已下——西藏邊防某部排長。我懷揣一腔熱血踏上高原,未曾想,迎接我的第一個考驗,是排里四位班長中那兩張沉默而堅硬的面孔。
尤其五班長老周和六班長老李,兩個超期服役第五年的老兵。肩章上磨出的白痕無聲訴說著資歷,眼神卻像藏地山風,又冷又利。
初次集合,我聲音洪亮下達指令,隊伍紋絲不動。老周慢悠悠抬起眼皮:“排長,高原集合,口令得悠著點,肺會炸。”隊伍里壓抑的笑聲像冰錐扎進我耳膜。老李更是連眼皮都沒抬,只低頭整理著磨出毛邊的護膝。
連部戰術演練,我按教材精心部署防御。老周卻突然指著沙盤一處緩坡:“排長,這地方夏天看著老實,底下是暗冰層,車上去準陷。”老李也悶聲插話:“風會從豁口灌進來,夜里零下三十度,人能凍成冰雕。”
我臉上一陣發燙,強撐著按原計劃布置。結果不言而喻,“敵軍”輕易撕開防線。收操時,指導員意味深長地拍了拍我肩膀,老周和老李一言不發地收拾器材,那沉默比高原的風更刺骨。
那夜狂風撞得板房嘎吱作響,查哨歸來,我裹緊大衣埋頭疾走。一陣邪風猛地掀飛了我的軍帽,那帽子里還縫著母親塞進去的平安符!我下意識猛追幾步,腳下卻驟然踩空——積雪虛掩著一個深坑!身體失控下墜的瞬間,一只有力的手鐵鉗般攥住我手腕,另一只手死死揪住我大衣后領。
“別亂蹬!”是老周沙啞的吼聲。另一道黑影緊跟著撲跪在坑邊,是老李!兩人連拖帶拽把我弄上來。老周喘著粗氣把撿回的軍帽拍在我懷里,帽檐沾滿雪泥:“命比帽子金貴,排長!”老李默默替我拍打后背的雪,手勁很大,拍得我生疼。那夜,他們陪我深一腳淺一腳找回營區,老周手里捏著半截斷掉的腰帶——那是他拽我時繃斷的。
自那夜后,無聲的壁壘悄然坍塌。老周開始主動帶我熟悉防區每道溝坎、每片暗冰的危險脾氣。他總揣著個磨得發亮的銅酒壺,偶爾抿一口驅寒,話卻像高原的草,一點一點往外冒。老李依舊話少,卻成了我的裝備“神醫”,連隊里趴窩的老舊車輛裝備,經他粗糙的手一擺弄,總能奇跡般重新轟鳴起來。巡邏路上,他總默默走在我外側——那是風雪最烈、最危險的位置。
五年后,因工作需要,我調入內地某軍校任教。離開那天,老周和老李把一本厚厚的、邊角磨得起毛的《高原防區要地志》塞給我,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各種補充標注和只有他們才懂的符號。老周難得地笑了笑:“排長,拿著,內地用不上,但……是個念想。”老李只用力握了下我的手,掌心粗糲如砂紙。吉普車卷起塵土遠去,后視鏡里兩個身影釘在高原的風里,越來越小,最后化作兩個模糊的黑點。
時光如雅魯藏布江水奔流。2015年,學院組織教員赴西藏現地教學調研。在拉薩某訓練基地的現代化教室里,我正講解高原戰術新課題。課間休息,一個肩扛兩杠三星、氣質干練的中校教員徑直朝我走來。
“教員,您還認識我嗎?”聲音沉穩,可那雙眼睛里的光芒如此熟悉。
我怔住了。歲月磨去了他臉上高原紅的粗糙,卻磨不掉那眼底的堅韌輪廓——是老周!正激動間,又一個熟悉的聲音從門口傳來:“老周,磨蹭啥?裝備庫那邊還等著咱倆去調試新系統呢!”走進來的,正是同樣扛著兩杠三星的老李!
原來,當年部隊轉型,憑借過硬的邊防經驗和不斷自學,老周和老李通過層層選拔,雙雙被保送深造,最終扎根在這所培育邊防人才的軍校。他們帶出的學員,正一批批奔赴雪山哨卡。
望著眼前這兩位意氣風發的軍校骨干,我腦海中閃回十七年前:哨卡前冷硬的眉眼,深坑邊爆發的怒吼,巡邏路上沉默而堅實的背影...風雪高原的磨礪,終究將粗糲的石頭,雕琢成了撐起新一代界碑的棟梁。
高原的罡風能刮走軍帽,卻刮不走深嵌在凍土里的根脈;邊關的寒夜能凍結話語,卻凍不熄兵與將之間用命捂熱的星火。當年他們扶住的是我下墜的身軀,托起的卻是我整個軍旅的脊梁。時光流轉,少年子弟江湖老,但有些風雪同路的印記,早已成了骨頭里的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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