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來自《泰晤士報》的報道，其中有這么一段話：

伊斯蘭共和國官員公開宣稱他們作為虔誠的革命者過著樸素的生活。伊朗最高領袖舉行講話和會面時，使用的是沒有椅子和家具的簡陋大廳，以展示簡樸的作風。但以色列襲擊了德黑蘭北部和東北部部分地區的豪華頂層公寓，揭開了政權和伊斯蘭革命衛隊高層在最昂貴城區的奢華生活面紗。

這些街區幾乎看不到道德警察巡邏，是德黑蘭精英和政權官員的居住地，他們不受通貨膨脹、制裁或危險的影響。奢侈品店出售路易威登和蕭邦的商品，經常能看到政權官員的子女開著寶馬和保時捷在街上兜風。

現在，他們不得不直面戰爭現實。

《泰晤士報》的這個長篇報道相當客觀，它講了伊朗各個階層的人們在本次軍事行動中受到的影響，這一段只是為了展示伊朗的權貴們所受到的影響。

有時候，戰爭可能是一件好事——這么說也許有點殘酷也有點不人道，但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說，戰爭往往會帶給一個社會革新的機會。

伊朗的神權政府，早已腐朽不堪。他們打著最美麗的信仰旗號，卻讓這個旗號成了滿足利益集團無限私欲的借口。

這種事情并不鮮見。理想的口號誰都會喊，而且往往對大眾有著致命的吸引力。他們告訴你“徹底的平等”或者“恢復國家的榮光”，沒有誰能拒絕這種漂亮的宣誓。

但是，任何美好的承諾，在單一而不受監督的權力下都只能化為權貴們的豪車和特權——伊朗便是如此。

哈耶克說：通往地獄的路，通常由善意鋪就。

政教合一的神權政府，看似是有監督或者自律的，因為宗教天然具有自律性。但宗教的承諾和其他的“革命理想”其實并無太大區別，都是“自己約束自己”，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烏托邦。

霍梅尼在當年組建其權力結構的時候，非常精明地使用了一整套非常蠱惑人心的話術，成功地讓伊朗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們接受了他的路線。

首先，是善用民族主義。

1979年霍梅尼作為領袖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后者是一個世俗化的、開明的、親西方的政權。霍梅尼將“民族獨立自強、反美、伊斯蘭復興”三者捏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奇妙的最大共同體，因而獲得了最廣泛的支持。

在伊朗這樣的國家，很少有人能拒絕“反美大旗”和“民族復興”的雙重理念，掌握了這樣的宣傳武器就意味著獲得了“基本盤”的民意。

狂熱的民眾支持了霍梅尼，認為他會帶領伊朗走向自由獨立民主的未來，但他們都忽視了一點：宗教本身就是帶有專制色彩的，而霍梅尼的本質是一個宗教學者和宗教領袖。

這一點從霍梅尼上任之后的做法就能看出來——從1979年至1983年，革命法庭處決了8000名反對者。

霍梅尼的第二點精明之處，在于保留了民主的形式，但讓單一的、絕對的神權權力站在了民主之上。

伊朗依然保留了三權分立，也保留了選票制，但霍梅尼建立了一個在其之上“監督”的宗教機構。

這樣一來，民選總統只不過是背后“最高意志”的執行者罷了。

伊朗神權體制，賦予教法學家“神圣監護權”，最高領袖有權否決議會法案、任免軍隊指揮官。同時設立憲法監護委員會，教士集團可審核議會候選人資格。

說白了就是：無論下面的執行機構怎么變，最高決策權力始終保持不變，而且不容任何質疑與反對。

任憑下面的總統走馬燈一樣換，現在的宗教領袖哈梅內伊繼承了霍梅尼的衣缽——這才是伊朗真正的權力中心。

所以，伊朗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到權力結構，都是一個“縫合怪”。

它反專制，但擁有“最高權力”。

它倡導民族獨立，但卻又在拼命洗刷和消滅伊朗真正的民族文化，用宗教意識形態來替代民族文化。

它主張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繁榮，卻又通過道德警察和嚴格的信息管制，來保證“純潔性”。

但這一切的承諾，最終都根植于一種宣傳，那就是伊朗的高官們過著極其簡樸的生活——一旦這個說法被戳破，其執政合法性就要受到民眾的質疑了。

以色列砸向伊朗高官豪宅的導彈，會起到這樣一種作用嗎？

無論什么樣的美好承諾與理想，最終都敵不過保時捷、愛馬仕和隱秘的特權。也許霍梅尼最初建立其神權政府時，初衷是好的，但人性經不起考驗，無論多么精心設計的權力結構，都難以避免走上那條“被誘惑”的老路。

當伊朗存在一個權力不受約束的“委員會”，那這個委員會走向腐敗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伊朗是一個有著偉大文明積淀的國家，只能默默祝愿伊朗人民能夠擁有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