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月25日，英國傳教士醫生嘉克遜（Arthur Jackson）在奉天參與防疫時不幸感染肺鼠疫去世。他畢業于劍橋大學醫學院，專攻熱帶醫學，去世前兩個月剛到奉天的教會醫院工作。他的死因隨即成為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各方爭論的焦點是形如頜骨繃帶的紗布口罩是否可以有效隔絕傳染。 同樣畢業于劍橋大學醫學院、 時任哈爾濱防疫總醫官的伍連德認為，口罩能夠阻隔肺鼠疫的傳染，嘉克遜之所以會感染肺鼠疫，是因為他沒有戴口罩或者口罩沒有戴緊， 導致吸入了鼠疫菌。因為同樣參與奉天防疫的法國醫生梅尼就是由于沒有戴口罩，幾天前剛剛死于鼠疫。但是嘉克遜的同事認為，嘉克遜受過專業訓練，每天工作前都會非常仔細地穿好防護服和防護靴，并戴上口罩、防頭罩和手套。 嘉克遜的朋友還展示了他參與防疫時全副武裝的樣子。

全副武裝的嘉克遜為鼠疫疑似病人量體溫

雖然我們無從知曉嘉克遜感染鼠疫的確切原因，但可以看出紗布口罩其實是當時防疫人員的標準配置。 有些學者認為它是1911年伍連德在東北防治鼠疫時“創造”或“設計”的， 因此稱之為“伍氏口罩”。然而，伍連德是在1910年12月24日抵達東北的。如果用來抵御肺鼠疫傳染的“伍氏口罩”確是一個全新的發明，那么它是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被設計出來，并獲得如此廣泛的認可的？

本文認為，在器物層面，“伍氏口罩”與英國人發明的呼吸器（respirator）有直接的承繼關系。 這個原本被用作調節病人呼吸的發明，在19世紀后期被細菌學家“挪用”為預防肺鼠疫的常規防護裝備。在命名上，英文“mask”（口罩）一詞取“respirator”（呼吸器）在中國的使用，離不開西方醫師（尤其是英美醫師）在1911年萬國鼠疫研究會上的推動。 然而，這也導致中國本土醫師話語權的喪失，口罩因而被時人看成是西方人的杰作。直到20世紀20年代，伍連德聲稱防疫口罩為其所“引入”和“發明”，“伍氏口罩”于是誕生。

20世紀初，在肺鼠疫中佩戴類似口罩的呼吸器已經被許多細菌學家所接受，缺乏的只是實驗室的科學驗證， 以及較為統一的生產標準和命名。1910年肺鼠疫的暴發，為呼吸器的大規模試驗和普及提供了條件。

1910年肺鼠疫期間的呼吸器

1910—1911年中國東北出現的鼠疫是近代以來世界遭遇的最大規模的肺鼠疫，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面對這次鼠疫“史無前例的毒性”（unexampled virulence），來自英國、美國、日本和俄國的細菌學家和熱帶醫學家都集中到東北參與防疫。這期間，許多外國醫學機構都使用了呼吸器，如美國人興辦的北通州公理會醫院和寬城子（今長春）的傳教士醫院。

中國方面的防疫人員所使用的防護裝備相當駁雜。奉天省隔離收容所使用的是呼吸器；黑龍江病院的除鼠隊“有時當以呼吸器或棉花塞住口鼻”。比較特殊的是哈爾濱和奉天的一些機構，如哈爾濱的尸體埋葬隊和奉天省城防疫事務所均使用了類似紗布口罩的裝置——純粹用紗布制成的呼吸器。伍連德在其中的作用不宜被過分突出，因為當時伍連德只是哈爾濱市的防疫總醫官，無權過問其他地區的防疫事務，更不可能在東三省范圍內強制推行佩戴口罩。即使在哈爾濱，也有醫院使用“遮呼吸器”。事實上，據伍連德回憶，在1910年12月抵達哈爾濱時，他注意到當地的防疫人員都戴著口罩，而且口罩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由鐵線做骨架，覆蓋黑色棉布；另一類是直接用手術紗布和棉花制作的面部遮擋。顯然，前者指的是傳統的呼吸器，后者則是我們今天熟知的紗布口罩。

哈爾濱和奉天是紗布口罩使用較多的兩個地方，因為這兩個地方集中了一大批具有國際背景的中外醫師。他們親身經歷了肺鼠疫之后，大多成為紗布口罩的積極推廣者。美國的熱帶醫學專家斯特朗就將他在奉天看到的中國醫師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稱為“mask”，盡管當地官方用詞為“呼吸囊”。1911年2月，斯特朗和細菌學家蒂格從菲律賓出發前往奉天協助清政府防疫。初來乍到，他們就目睹了數十名鼠疫病人被送進醫院，深切地感受到肺鼠疫帶的恐怖氣氛。同時，他們也發現中國醫護人員采取了最嚴格的防護措施，都戴著口罩、護目鏡、橡膠手套，穿著防護服。于是，他們也全部照做。

就外形而言，斯特朗稱中國醫師使用的呼吸器為“mask”并不難理解。在當時，由于對鼠疫傳染的極度恐懼，人們都會傾向于將面部盡可能多地遮擋起來，這就與呼吸器原本小巧精致的外形產生了距離，更像一個蒙面用的“面具”。值得注意的是，這并不一定意味著斯特朗認為紗布口罩是一個新的發明。 他在奉天建立的臨時鼠疫實驗室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實驗室， 但他并沒有將“mask”作為研究對象。因為紗布口罩與歐洲使用的呼吸器具有相似的功能，所以在斯特朗等人看來，這一防護設備并不需要經過特別的檢驗。

日本關東都督府也在其控制的地區大規模推廣呼吸器，日本駐軍因此佩戴呼吸器長達數月之久。這時，各式各樣的日本呼吸器涌入東北。然而，在哈爾濱和奉天的中國醫師所使用的紗布口罩卻不同于一般的日本呼吸器。其簡陋的外觀，讓人難以將之與西洋醫學所標榜的“技術的支配”相聯系，但其背后有伍連德、嘉克遜、斯特朗這些受過歐美醫學訓練的醫師的推動，這使人們不得不加以重視，也讓日本醫師迫切需要通過實驗確認紗布口罩的有效性。

此外，在當時，如果說醫護人員佩戴呼吸器是理所當然的，那么，醫學界還無法確定是否應該給鼠疫病人（或疑似者、接觸者）戴呼吸器。此前有關肺鼠疫的各種防疫指南，并無是否需要病人戴呼吸器的說明。“滿鐵”醫院為了預防醫務人員被傳染，要求所有鼠疫病人都要戴呼吸器。日本官方公布的報告書中也有疑似病例戴呼吸器的場景。當時有一批日本醫師（主要是北里柴三郎的學生）被日本政府派遣到奉天擔任中國方面的防疫醫官，他們對此問題尤為關注。時為大阪府防疫事務官的松王數男被派往奉天省城防疫事務所，擔任該所微生物試驗部的防疫醫官。據他回憶，在1910—1911年的肺鼠疫時期，紗布口罩是他和奉天的中國醫師“唯一的防御裝置”。為了驗證紗布口罩阻擋患者噴出飛沫的能力，當時他還設計了一個實驗，并根據實驗數據完成論文，發表在日本的《細菌學雜志》上。松王的研究得到日本細菌學界的廣泛認可。柴山五郎作認為這項研究足以證明病人應該佩戴口罩，以保護醫護人員不受感染。顯然，經過實踐的檢驗和實驗室的論證，紗布口罩在當時已經獲得國際醫學界的廣泛認可。

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有關口罩的討論

1911年4月，清政府委派伍連德在奉天舉辦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次會議共有來自11個國家的34位正式代表參加，其中不少是細菌學和熱帶醫學方面的知名學者，如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和柴山五郎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衛生處處長史旦萊、美國的斯特朗和俄國流行病學家扎博洛特內（Danylo Zabolotny）等。大會的主旨是總結這次肺鼠疫的經驗教訓，為日后中國的鼠疫防控提供明確且符合實際的指南。

呼吸器或口罩成為會議討論的一個焦點。許多與會的歐美學者認為它是唯一可以有效預防肺鼠疫的武器，其重要性超過了疫苗和血清療法。那么，什么樣的呼吸器或口罩才是最佳的？大會主席伍連德一再申明，提交給中國政府的建議必須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醫學界認為，未來東北還會暴發肺鼠疫，因此必須為防疫人員提供數量充足的呼吸器或口罩。而此時東北三省的防疫機構總數在1700個以上，防疫人員近1.1萬人，這還不包括清潔隊、警察和尸體搬運工等。他們每天消耗的呼吸器或口罩數量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因此，口罩的制造成本是極為重要的問題。大會唯一一篇專門探討個人防護裝備的報告是哈爾濱的中國醫官方擎撰寫的。當時方擎年僅27歲，剛從日本留學歸國，在陸軍軍醫學堂擔任教員，面對會場上的醫學界前輩敢于直言并不容易。 他在英文演講中， 將紗布口罩在制法、佩戴方法和成本方面的優勢講得一清二楚：

你們可以看到面前擺放著十多種不同來源的口罩。它們都有一個金屬邊框。每一種都有自己的優勢——有的是勝在便攜度、外觀、舒適性或者款式上，但在我們大多數人看來，沒有一件能與由兩層紗布包裹著一塊6乘以4英寸的脫脂棉制成的襯墊相媲美。……在紗布的兩端各剪兩刀，長約1英尺，便可以將它變成一個每端三條帶子、中間夾一塊薄脫脂棉的紗布繃帶。……換句話說，它的佩戴方式改良自頜骨繃帶的設計。……這個自制的口罩的造價只需要2.5分錢，與金屬邊框的口罩相比非常有優勢。因此，我們建議在防治肺鼠疫時廣泛使用這種口罩以保護呼吸道。

方擎所說的十多種口罩在萬國鼠疫研究會之前也可以被稱為“呼吸器”，但現在都不能與中國醫師所使用的紗布口罩相媲美。因為，他所提倡的紗布口罩造價僅為2.5分錢，約等于1美分。作為參考，1914年在日本售賣的普通呼吸器單價在0.25日元以上，相當于約12美分。這使得紗布口罩雖然不如日本呼吸器佩戴方便和外形美觀，卻是最適合中國經濟狀況的口罩。

俞鳳賓所繪之紗布口罩

種種跡象表明伍連德很可能并未直接參與這款紗布口罩的設計和推廣。正如前文所說，對于伍連德這樣受過世界一流訓練的醫學家而言，口罩的作用不言而喻，因而這不太會成為他研究的重點。 可茲佐證的是， 雖然伍連德是方擎的上司，但是方擎并未提及伍連德的貢獻。不僅如此，伍連德還曾以主席的身份詢問方擎是否可以提供更為確鑿的證據，以證明這款紗布口罩是最佳的。此外，伍連德在大會上公布的一組哈爾濱防疫照片中，盡管有許多一線防疫人員佩戴口罩的場景，但當鏡頭切換到伍連德時，他或是端坐在實驗室里， 或是與眾多官員合影。無一例外，他并沒有戴口罩。

最終，這款紗布口罩被萬國鼠疫研究會確定為預防肺鼠疫的“最佳口罩”，并寫入會議決議中。然而，方擎等人的貢獻并沒有得到大會的承認。方擎雖然沒有講這款紗布口罩具體是由誰發明的，但是他用“我們”一詞表示這是中國醫師的集體成果。史旦萊在其撰寫的會議總結報告中卻稱：這款口罩是“經過大量的試驗”而被參會者“一致地”認為有“絕對的”保護作用的。史旦萊較為模糊的表述，說明這款紗布口罩被大會認定是一個“無主”物品。為了與其他口罩做區分，史旦萊和斯特朗等人稱之為“奉天口罩”。

據筆者的統計，在斯特朗主持編輯的這份557頁的英文會議報告書中，“口罩”（mask）被提及多達95次。在報告書的索引中，口罩的條目還被詳細分為“最佳款式”“制作”“意義”三部分。但是“呼吸器”（respirator）一次也沒有出現。就連曾將“レスピラートル”（呼吸器）寫進鼠疫講義的日本代表柴山五郎作，以及在萬國鼠疫研究會召開前給《柳葉刀》（The Lancet）寫稿介紹東北防疫中的“呼吸器”的英國公使館醫生德來格（George Douglas Gray）也都改口稱之為“mask”。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斯特朗作為這本報告書的主編，出于方便閱讀和檢索等技術原因，將所有的“respirator”都替換為“mask”。盡管這背后的動機難以揣測，但其產生的影響非常深遠，這種跨語際的實踐帶來的不僅是中英兩種語言表面的“可通約性”，更使某些中文詞義恒以英文為準。萬國鼠疫研究會英文報告書是中文報告書的翻譯依據，“mask”的出現，打破了原有“respirator”與“呼吸器”的對應關系，促使許多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中文術語去對應“mask”的詞義。由此“口罩”逐漸成為主流，“呼吸器”則消失在國人的日常之中。

“奉天口罩”的制作方法本由中國醫師提出，中國醫師卻喪失發明權和命名權。一些未曾參加大會的中國醫師甚至誤以為“奉天口罩”是由外國醫師發明的。即便是時任中華醫學會副會長的俞鳳賓也認為，“今日之面具（即口罩——引注）”是在清末鼠疫時期由海外醫師集體制成的。

然而，萬國鼠疫研究會所形成的關于口罩的共識，幾個月內便被提倡者自己打破。斯特朗和蒂格回到菲律賓后，本想證明“奉天口罩”具有抵御飛沫的能力，實驗結果卻讓他們吃驚——“奉天口罩”無法提供足夠的防護。他們發現帶有細菌的細小噴霧可以直接穿透紗布及棉花。蒂格因而感慨說，紗布口罩符合傳染病預防的直觀邏輯，能給佩戴者帶來巨大的安全感，因此當時不會有人去質疑它的防護力。斯特朗不僅將這些研究發表在1912年的《菲律賓熱帶醫學雜志》上，還將它作為注釋寫進當時正在編輯的《萬國鼠疫研究會報告書》中，表示“奉天口罩”“不能防護細菌”。

從“奉天口罩”到“伍氏口罩”

遠在馬尼拉的斯特朗也許可以從容證偽“奉天口罩”，對于那些在中國抗疫前線的醫師來說，防治鼠疫的成果卻不容輕易拋棄。在此后的十年間，伍連德沒有公開與斯特朗商榷，而是繼續在防疫工作中使用“奉天口罩”。史旦萊也在租界內勸導外國人佩戴“奉天口罩”，以抵御可能發生的鼠疫。

在1911年之前，出生于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的伍連德，還只是一個普通的華人醫師。1911年肺鼠疫的順利撲滅使他成為鼠疫防治領域的一顆新星。在此后的東北防疫中，伍連德投入相當多的精力從事鼠疫研究工作，并在歐美和日本等地做了大量學術報告，發表了多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奉天口罩”作為抗擊鼠疫的重要成果，也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伍連德重點研究的對象。

1920年冬，東北再次暴發肺鼠疫。伍連德及其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的下屬一面進行防疫，一面針對肺鼠疫進行了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全面的科學研究。伍連德等人試圖借此機會，解決一系列在肺鼠疫領域懸而未決的爭論和難題，這其中就包括“奉天口罩”的有效性。

同樣畢業于劍橋大學醫學院的陳永漢重復了十年前斯特朗、 蒂格等人的實驗，將含有鼠疫菌替代物——乳酸雙歧桿菌的細小噴霧對著“奉天口罩”進行噴灑，得出與蒂格相似的結論：“奉天口罩”不足以保護佩戴者免受傳染。但伍連德認為，因為東北地區的鼠疫傳染風險沒有這種人工噴霧產生的高，所以“奉天口罩”只要佩戴合理，仍是最佳的個人防護措施。

為了證明東北地區的鼠疫傳染風險低于人工模擬的實驗室環境，伍連德進行了第二組實驗。他們采集了15個在實際防疫中使用過的“奉天口罩”作為樣本，這些口罩在1921年3月曾被暴露在鼠疫病房的環境中半小時到4小時不等。他們檢測了這些樣本三個表面中某一個表面的鼠疫菌，只有一個口罩的紗布外表面檢測結果呈陽性。伍連德可能擔心樣本數據太少不足以說明問題，因而解釋說，實驗原本還會繼續進行， 但是因一同參與防疫的苑德懋醫師突然感染鼠疫去世，他們不得不終止實驗。蹊蹺的是，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的官方報告顯示苑德懋的去世時間是1921年2月21日，而伍連德的論文記載的實驗數據是從1921年3月3日開始收集的。這表明伍連德實驗數據的不足，也許并非因為下屬死亡。不過，一名防疫人員死于鼠疫，至少說明“奉天口罩”存在漏洞。所以，伍連德在口罩外面緊急加裝了一層面罩（hood），增強防護。但是，伍連德并未因此承認實驗的失敗和口罩的無效。

1921年秋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落成典禮暨國際醫學大會上，伍連德宣讀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將之發表在英國的學術期刊上。面對大規模發生的肺鼠疫，伍連德并不需要像斯特朗和蒂格那樣模擬鼠疫傳染的環境，而只需要將鼠疫病房納入自己的實驗之中，便可以實際檢驗“奉天口罩”的有效性。 所以，盡管伍連德的實驗確實存在缺陷，在當時卻是難得的通過實際觀察完成的論文。畢竟，斯特朗和蒂格的實驗可以復制，但是肺鼠疫的暴發不是任何一位細菌學家都有機會親身參與的。因此，伍連德說：

可以看出，實驗結果的確不能證明口罩是可以提供絕對防護的。然而，我們只能重申，不可能總是根據實驗室的結果來采取實際行動。我們經歷了中國北方發生的三起大型肺鼠疫疫情，實際經驗無疑證明了口罩的作用，要知道，那里具備非常適合疫情傳播的某些條件。

伍連德進而提出，口罩可以在教育中國民眾養成衛生習慣方面發揮作用。在他看來，一方面是處于東北的醫師需要佩戴口罩保護自己； 另一方面是東北民眾缺乏現代衛生知識，需要通過某種方式進行衛生教育。他承認盡管在某些場合幾乎不存在傳染的風險，但是如果醫師能夠以身作則堅持佩戴口罩，將會對普通民眾產生巨大的教育意義。

伍連德并未止步于此。正是在這次北京協和醫學院組織的國際醫學會議上，伍連德宣布“奉天口罩”是由他首先“引介”（introduced）以預防1910年暴發的肺鼠疫的。第二年，伍連德第一次公布了口罩的“戴法圖”，這便是今天常常被研究者用來說明“伍氏口罩”的原始照片。事實上，這已經是經過伍連德改造的“奉天口罩”——伍連德說他在20世紀20年代將口罩兩邊的各三條帶子簡化為了兩條。

1926年，伍連德將自己歷年來對肺鼠疫的研究成果編纂成書，在國際聯盟衛生組織的贊助下出版《肺鼠疫論集》，這大約是醫學史上第一本有關肺鼠疫的專書。在這本書中，伍連德第一次詳細論述了口罩作為防疫工具的歷史。他將口罩的歷史塑造成一種綿延數百年的防疫傳統，并將1910年肺鼠疫時期出現的紗布口罩置于近代口罩進化史的最新高峰之上。他引用方擎在萬國鼠疫研究會上宣讀的論文，稱東北防疫時期只有一種“由伍連德引介的”紗布口罩， 既便宜又簡潔方便，得到廣泛的使用。然而，事實上方擎原文中并沒有這句引文，此處應為伍連德后加。伍連德也完全沒有提及同時期的呼吸器仍然廣泛地流行于歐美醫學界。在他的敘述中，呼吸器在世界范圍內仿佛已經被他所引介的紗布口罩“全面取代”。

十年之后，在國民政府衛生署的支持下，伍連德與其下屬陳永漢等人共同編寫出版題為《鼠疫：一份醫學與公共衛生工作者的手冊》（Plague: A Manual for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Workers）一書。該書被權威的《美國醫學會雜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譽為“所有語言中最為全面的鼠疫研究大全”。第二年，該書中文版問世。英文版保留了1910年鼠疫期間的紗布口罩是“由伍連德引介”（introduced by Wu Lien-Teh）這樣的字眼，中文版則明確說“該面具伍連德氏所發明”。

有趣的是，伍連德本人卻沒有在其1959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聲稱是自己引入了紗布口罩。在回憶錄中，他不僅記錄了1910年初到哈爾濱時看到的各種口罩，還明確指出紗布口罩是由中國防疫組織所推薦使用。遺憾的是，他的這一變化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視。2000年出版的《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一書仍認為，1910年鼠疫時期的口罩是由伍連德所“創造”，因而“被譽為‘伍氏口罩’”。2011年，伍連德回憶錄中文版問世。該書在原著基礎上增加若干配圖，其中一幅紗布口罩的圖片標明“伍連德設計的口罩”。其實這幅照片來自伍連德1926年的《肺鼠疫論集》。顯然， 伍連德早年所建構的話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伍氏口罩”已成為人們心中伍連德抗擊鼠疫的象征。

1910年鼠疫時期的面部個人防護裝備在名稱上經歷了從“呼吸器”到“奉天口罩”的轉變，盡管在器物層面，它的科學原理并無本質變化——均為使用物理方式阻斷傳染途徑。其背后的原因在于， 西方醫師在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上的主導地位使中國醫師發明的呼吸器被重新命名為“奉天口罩”。這伴隨的卻是發明權的喪失——中國醫師的貢獻并未獲得國際醫學界應有的承認。“奉天口罩”在當時許多人的認識中反而是西方醫師的功績。此后，中文“呼吸器”一詞逐漸不再被用來命名這類個人防護裝備，“口罩”則成為“醫用口罩”和“N95口罩”的共同指稱。然而，在英文中“respirator”（呼吸器）仍然被使用，并且指稱比一般醫用口罩防護能力更為強大的 N95口罩。

伍連德并非“奉天口罩”的獨立發明人，包括方擎在內的中國醫師的集體功績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因為，如果沒有他們創造性地將頜骨繃帶與呼吸器結合在一起，大大降低呼吸器的制作成本，當時的普通百姓恐怕很難有能力購買昂貴的日本呼吸器。口罩作為預防傳染的重要防護裝備，其在物質層面的更新換代，還要依托有利的政治和社會條件。盡管伍連德在20世紀20年代之后提出是他發明了“奉天口罩”，但他在服務民國衛生防疫系統的20多年里，沒有對“奉天口罩”做更多的改進，只是將原本兩邊的各三條帶子， 改為兩條。有關紗布口罩的科學生產和檢驗標準要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才得以全面建立起來：原始的雙層紗布口罩被增加到六層至八層；有的指南中還強調有鐵線作為骨架的口罩更能貼合人臉，防止傳染。顯然，口罩在現代中國的發展也是整個國家科研和工業水平得到巨大提升的縮影。

（本文選摘自《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張蒙主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來源：張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