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告訴我們，為了守護國家的安全，有時需要忍受孤獨，保守秘密。

1986年6月，身體已極度虛弱的鄧稼先來到天安門廣場，看著長安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他轉頭問身旁的人：

你覺得，三十年后，人們還會記得我們嗎？

一旁的警衛早已淚流滿面，他多想給鄧稼先一個肯定的回答，可他又不敢輕易承諾。畢竟在那個年代，鄧稼先以及眾多功勛的身份都被嚴格保密，他們的事跡何時能被公開、甚至是否會被公開，都還是未知數。

一個月后，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六十二歲！

或許有人會疑惑，為什么“兩彈一星”的功臣們要如此嚴格地隱姓埋名？他們幾十年不能與家人聯系，這樣的犧牲是不是太過分了？

然而，現實世界中的慘烈事件給出了答案！

就在今年6月13日凌晨，以色列軍隊發動了對伊朗的空襲，目標直指伊朗的核設施和頂尖核科學家。

按照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說法，這次打擊針對的是伊朗納坦茲地區的主要濃縮鈾設施，以及相關的核科學家和彈道導彈設計中心。而且這場攻擊預計將持續數日。

襲擊當晚，伊朗核科學家穆罕默德·馬赫迪·塔赫蘭奇和法里頓·阿巴斯不幸遇難。

這并非以色列首次對伊朗頂尖核物理專家采取暗殺行動。

對于像伊朗這樣資源有限的國家來說，培養一名合格的核專家極其不易，這些人才必定受到嚴密保護。

即便如此，他們依然難逃以色列的獵殺！

例如，2020年，伊朗國寶級核武器專家、國防部副部長兼首席核科學家穆赫辛·法克里扎德，在重重保護下，于首都德黑蘭的街道上被當眾殺害。

當時，法克里扎德正與妻子乘坐保鏢車隊從伊朗北部返回途中。一輛護送車離開車隊檢查目的地安全時，他的座駕突然遭到槍擊。

幾乎同時，150米外的一輛尼桑汽車上的遙控機槍開始掃射，三發子彈擊中法克里扎德。

片刻之后，那輛尼桑汽車發生爆炸。法克里扎德被緊急送往醫院，但最終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身亡。

后來據美國媒體報道，此次暗殺是由以色列情報局和特情局精心策劃的行動。

而這并不是以色列第一次謀害伊朗核物理學家。

早在2007年，伊朗著名物理學家阿德希爾·侯賽因普爾教授就在設拉子的重要軍工基地遭毒氣暗殺。

2010年1月12日，德黑蘭街頭，伊朗粒子物理學專家馬蘇德·阿里·穆罕默迪教授在家門口附近被一輛裝有遠程遙控炸彈的摩托車炸死。

同年11月29日，伊朗原子核物理學家費雷登·阿巴西教授在德黑蘭遭遇汽車炸彈襲擊，幸運的是他幸免于難。

但同一天，另一位伊朗核工程學家馬吉德·沙赫里亞里卻沒能逃脫厄運，在另一起汽車炸彈爆炸中喪生。

2012年1月，負責監督納坦茲市主要鈾濃縮設施的伊朗核科學家穆斯塔法-艾哈邁迪-羅尚在回家路上，被一輛沖來的摩托車向車內投擲炸彈，當場被炸死。

類似悲劇還有很多，這些人都是伊朗不可多得的瑰寶，卻都難逃暗殺的命運。

回顧中國當年研發核武的歷程，面臨的挑戰同樣艱巨。那時的中國不僅面對著美國的壓力，還要應對蘇聯這個曾經的盟友。

當時的中國科研基礎薄弱，在被美西方聯合封鎖的情況下，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

于敏、鄧稼先、郭永懷、程開甲等等科學家，毅然決然地告別親人和孩子，投身到茫茫戈壁灘中，一待就是幾十年。

他們中有放棄諾貝爾獎機會的，有舍棄名利的，還有獻出生命的。

王淦昌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第一屆畢業生，曾是國際矚目的科研明星。為了新中國研制核武器，他隱姓埋名十七年，三次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

1959年，年輕的王淦昌帶領團隊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震驚世界。所有人都認為，諾貝爾獎已是囊中之物，只要他獲獎，就會成為中國的首位諾貝爾獎得主。

然而誰也沒料到，這一等竟是永遠。從此，王淦昌仿佛從物理學界消失了，無論誰也找不到他。再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時，那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已滿頭白發。

原來在1960年，王淦昌接到了回國秘密參與原子彈研制工作的任務。面對唾手可得的諾貝爾獎，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放棄，全身心投入到核武器研究中。

這意味著他必須放棄熟悉且熱愛的基礎理論研究，轉向國家急需的應用性研究，并隱姓埋名，斷絕所有海外聯系，減少人際交往。

面對這一重大選擇，王淦昌沒有絲毫猶豫，當即寫下“王京”二字，堅定地說：“我愿以身許國。”

從此，科學家王淦昌“人間蒸發”，大漠深處多了一位名叫“王京”的研究員，連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做什么。

在那個時期，研究核武器可謂困難重重，尤其是爆轟實驗技術，這是原子彈研制成功的關鍵基礎，而我國在這方面幾乎一片空白。

憑借深厚的學識和豐富的經驗，王淦昌迅速投入工作。

他經常不顧危險，親自動手操作危險部件。由于炸藥配方和工藝尚在摸索階段，實驗環境惡劣，操作者不僅要吸入TNT等有毒氣體，還要面對萘、鹵蠟等其他有害物質的威脅。

但王淦昌毫不退縮，帶領團隊不斷改進實驗方法，提出了“炸藥透鏡法”“真空澆注法”等創新技術，解決了許多理論和工藝難題。

工作中，王淦昌常常是一個饅頭一杯水，吃完就立刻投入工作，經常忙到深夜。

從1961年到1963年，王淦昌領導進行了上千次原子彈起爆裝置的炸藥爆轟試驗。

特別是在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正式起爆前的緊張時刻，王淦昌每天都在各作業分隊間奔波，檢查指導工作。

從試驗方案的設計，到數據資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再到實驗場每根雷管的安裝，他都親自督陣。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王淦昌隨著歡呼的人群從掩體跑出來，激動地揮舞雙臂，熱淚盈眶地喊道：“成功啦！我們成功啦！”

這一刻，他多年的努力終于得到了回報，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成功爆炸，向世界宣告了中國在核武器領域的重大突破。

隨后，王淦昌又秘密參與了氫彈的研制工作，與同事們一起制定了氫彈的爆轟模擬實驗方案，順利解決了引爆設計中的關鍵問題。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爆炸！

之后，王淦昌再次被秘密調往地下核試驗相關研究。

此后，他在技術上全面領導了我國前三次地下核試驗，使我國僅用很少次數的試驗就基本掌握了地下核試驗測試的核心技術。

直到1978年，王淦昌結束了長達十七年的隱身生活，恢復本名，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此時的他早已滿頭銀發。沒人知道他曾做過什么，也沒人清楚他這十七年到底干了些什么，人們只知道，“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科學家！”

而他卻把國家獎勵給他的三千元獎金全部捐給了家鄉的小學和中學。

他三次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卻從未有過一句怨言。

在國家需要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個人榮譽和利益，隱姓埋名，投身到艱苦卓絕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中。

他用十七年的默默奉獻，為新中國鑄就了堅實的核盾牌，讓中華民族在國際舞臺上挺起了脊梁。

直到1999年，王淦昌被追授“兩彈一星”元勛功勛獎章，可惜他未能親手接過這份榮譽。

因為早在一年前，也就是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已經離世。

“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從青春年少到兩鬢斑白，這就是我們的兩彈一星功勛。

如果不是他們的默默付出，今天的伊朗困境可能早已降臨到我們頭上。

當鄧稼先站在天安門前，問身邊人，三十年后是否還有人記得他們？

我們的回答是：記得。

別說三十年，就算一百年，我們都不能忘，也不敢忘，我們會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