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夏明明，男，漢族，1952年6月20日出生，祖籍山東博興，國內鐘文化專家，曾任北京市正陽門管理處（現名：北京中軸線遺產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曾受聘于中科院傳統工藝與文物科技研究中心，客座高級工程師；擔任過大鐘寺古鐘博物館副館長，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護學術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第五屆、第六屆北京市青年聯合會委員、常委，北京市海淀區第八屆人民代表，北京市勞動模范、北京市先進科普工作者。

2025年4月下旬，我與愛人曾玲平（她曾經在太原育英小學上過學，1969年參軍，轉業并退休后也一直住在北京），在山西紅軍后代聯誼會的會長王愛英、紅后聯誼會太原區負責人王安英，與育英學校校友聯誼會召集人曹家起，暨曾玲平的小學同學、育英校友合唱團副團長孫巧玲的帶領和陪同下，參觀了山西太原育英學校的校史館，大開眼界，極為震撼，這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當中，極具紅色基因特色的學校，“而今幸遇有知己，教育英才報故人”，值得大書特書。

一、河北晉縣（今晉州市）李家莊走出的育英學校

1948年2月，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階段，部隊的外線作戰任務增多，為了解決作戰部隊的后顧之憂，晉察冀野戰軍在司令員楊得志、政委羅瑞卿、楊成武、參謀長耿飆的領導下，做出了一個決定，在野戰軍的后方駐地李家莊籌建一所完全寄宿制的野戰軍干部子弟學校——育英學校。經過短時間的籌建，育英學校于1948年4月4日正式成立，接收野戰軍團以上干部子女就學。這是我黨我軍歷史上，野戰軍建立的一座規模較大，影響力較為深遠的學校之一。

三家分晉，提到河北晉縣，就不能不提春秋時期的晉國，以及晉國的起源與演變。晉國是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其弟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西），后改國號為晉。春秋時期，晉國逐漸強大，通過一系列的軍事征伐和政治手段，不斷向外擴張領土，其疆域最大時涵蓋了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陜西一角等廣大地區。戰國時期，晉國被韓、趙、魏三家瓜分，原晉國部分領土歸屬趙國。秦朝實行郡縣制，漢高祖劉邦在公元前201年設置下曲陽縣，治所在今河北晉州鼓城村附近。北齊時期，下曲陽縣改為鼓城縣。到唐朝武德四年（621年），改隋末的晉州為欒州，同時將鼓城縣改名為晉縣，這可能是因當地曾處于晉國故地，為紀念古晉國而得名。

歷史上的淵源，在近現代也得到了延續，就那拿赫赫有名的中國共產黨的幾個抗日根據地來講，與“晉”（山西）相關的，就占了三個：晉綏邊區、晉察冀邊區、晉冀魯豫邊區。2021年，一位叫楊美凡的九十多歲老人曾口述歷史：“那時自己還不到20歲，村里建育英學校時，還幫著一起抬過土、搬過磚。育英學校的孩子們還經常與村里的孩子們一起玩兒。羅瑞卿、楊成武等首長的孩子，平時在學校住宿，偶爾回到父母身邊，他們與房東的孩子交往逐漸增多，還成了好朋友。”

房東李文祥說：“楊成武夫婦有三個孩子，長女易生、次女俊生，兒子東生。東生大概兩三歲的樣子，在育英學校幼兒班。易生七八歲，俊生五六歲，兩個女兒與房東李文祥的兒子玉山的年齡差不多。易生、俊生兩姐妹經常帶著弟弟東生，和玉山在院子里玩耍。楊成武夫婦與李文祥夫婦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兩家有什么好吃的，總是讓對方的子女一塊兒分享。”

“不僅兩家孩子能夠玩到一起，楊成武一家也與房東李文祥一家結下了濃厚的友情，以至于育英學校從李家莊遷移到太原時，李文祥一家對楊成武一家的離開戀戀不舍。”（張梅英著《育英蓓蕾遍天下》河北出版傳媒集團，2023年10月第一版，第53頁）

僅從上述幾條口述歷史的史料，再結合育英學校的歷史沿革，就可以得出一個不同尋常的結論：我軍經過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前期的戰斗洗禮，這支以勞苦大眾為基本力量的人民軍隊無論是自身建設、還是長遠計劃，都考慮的很遠、很有戰略眼光，尤為突出的是三點，一是重視革命隊伍的文化和教育建設，二是重視革命隊伍家屬子女的培養教育，三是從領導到他們的子女，都非常重視與當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言傳身教，不能凌駕于老百姓之上，絕不能重復歷史上歷次農民起義所走過的王朝興衰的失敗道路。這，或許就是經過延安整風以后，無產階級革命隊伍重新煥發的生機所在，體現在李家莊建設育英學校的初心所在，也是我黨我軍自三灣改編，歷經千辛萬苦、從井岡山到瑞金，再從于都到遵義，進巴蜀，爬雪山過草地，九死一生，建立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統一戰線，打敗日本侵略者，又解放全中國，進京趕考，完成了一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革命化、正規化建設的全過程。從李家莊到太原的育英學校，正是這偉大歷史進程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順便說一下，194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下東峪村，也成立了一所育英學校，接受中直機關的干部子女及烈士子女上學，它的前身，甚至可以上溯到延安時期的保育院和中央軍委保育小學等。現位北京海淀區的育英學校，就是從西柏坡到北京的中直機關的育英學校。另外，北京先農壇有一所育才學校，其前身是1937年有無產階級教育家徐特立先生提議，經中央蘇維埃政府批準，在他擔任的魯迅師范學校附設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供給制的養教結合的干部子弟小學班，幾經改制，1949年7月“華北育才學校”隨黨中央遷入北京，進駐了北京先農壇。重視對干部子女、烈士遺孤的教育，是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與發展變化。在這一歷史進程當中，現位于太原的育英學校，無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重視教育事業的亮點之一，是值得認真加以總結，汲取紅色血脈傳承，激勵和教育后人的。

在李家莊育英小學的歷史上，還有一段副校長李佩卿騎車180里從晉縣到西柏坡要人的傳奇故事。1948年，在一條崎嶇的山道上，一個女人吃力的騎著一輛日本產的“僧帽”牌自行車，汗珠順著額頭往下淌，看著遠處的排房，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180余里山路，遇上大上坡就推著走，經過5個小時的斷斷續續的騎行，總算騎到了西柏坡黨中央駐地。她是專門來向組織部門要人的，為了解決育英小學的師資力量。最終，組織上從華北聯大給育英小學調來了王一橋、丁明、林聰等三位女老師。李佩卿作為育英小學的創始人，同時也是育英學校的第3任校長，她為育英學校的的創立和發展，可謂嘔心瀝血。當地曾有“一家三姐妹，將門兩夫人”的美譽，李佩卿的妹妹李玉芝嫁給了鄧華（開國上將，解放海南島的總指揮，抗美援朝時期毛主席接受林彪建議任命的志愿軍副司令員）大姐李劍鳴是開國少將劉再生的夫人。三姐妹分別于1932年和1937年畢業于家鄉蔚縣的最高學府“西合營師范”。在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啟蒙下，義無反顧的沖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剪發、放足、上學、參軍，走上了為勞苦大眾奉獻一切的革命之路。她們被分配在河北蔚縣抗日救國會生活改善部工作，交給他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開倉濟民，打開蔚縣大北倉的糧庫。她們還自編自演一些文藝節目，在街頭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一時間，蔚縣的參軍人數達到500人。八路軍在蔚縣各界募集捐款數萬元，還征集了1500多槍支和大批彈藥。1937年10月，八路軍115師獨立團來到蔚縣，李氏三姐妹同時參加了八路軍。育英學校的師資力量一直在60年代初，校領導都是現役軍人。我認識育英小學曾經的學生李萬水，他的爺爺李連清，自1960年11月到育英學校任書記時，就是中校軍銜。

▲育英學校校長郝治平（前排左一）、副校長李佩卿（三排左三）和孩子們在一起（1948.8至1949.4）

二、血雨腥風，戰火中形成的家屬隨軍制度

在我黨我軍歷史上，無數革命前輩拋家舍業投身革命事業，他們不是沒有妻兒老小，但是，在殘酷的戰爭條件下，有的子女在敵占區被“斬草除根，或者失散與兵荒馬亂的年代，楊得志司令員的頭兩個孩子，就是寄放在老鄉家，后來失去聯系，成為永生憾事。抗日戰爭時期，為了解除部隊的后顧之憂，曾實行過“二五八團”的政策，指干部的結婚標準，要求25歲以上，有8年以上的革命歷史，團級職務，缺一不可。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標準有所放寬，并允許辦理家屬隨軍手續，眾多營團干部開始結婚生子。”

當今如果有人談到紅二代、軍隊大院子弟暨相應的干部子弟學校時，往往存在一種偏見，把他們一律視為“特殊化”即脫離群眾的象征，這是不對的，因為，這不符合歷史真相。張梅英著《育英蓓蕾遍天下》一書，好就好在她及時采訪了曾經的親歷者，特別是解放前出生的我軍干部子弟的經歷，口述歷史，還原了真相。要知道，別說是戰爭年代的幼兒園、小學校缺乏文字檔案資料，就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的一些小學校在檔案資料建設上往往都存在著缺環，今天的一些小學，也未必有檔案室或者資料室，就是有，也沒有建立健全相應的檔案資料復制、上繳、存檔、保存制度。所以，口口相傳的親歷者講述的可信的歷史真相，經過甄別與考證，可能是人們探尋這一歷史真相的唯一途徑。讓我們先看看張梅英同志搶救下來的一些采訪記錄：

2021年12月，張梅英同志采訪了時年83歲的育英小學老校友杜紹增同志，杜的父親叫杜硯成，1938年參加革命在晉察冀打游擊，又到了晉察冀野戰軍。杜硯成參加革命后，家里只有妻子和兒子杜紹增兩個人。1945年又育有一女，母子三人相依為命。杜紹增口述：“我父親在晉察冀打游擊，有一次回家，不知怎么走漏了風聲被敵人知道了。我父親馬上把手槍頂上了子彈，跑到家里的牲口棚，鉆到草垛里躲了起來。敵人來后，問我母親，我母親說沒看見，你可能看錯了。這幾個人在我家搜了一遍，最后到了牲口棚，來回用刺刀扎草垛，幸虧我父親躲進去比較深，蓋的草垛也比較厚，沒有被扎著。敵人沒扎到人，就撤走了。等敵人撤走后，我父親從從草垛里出來，就跟我母親說，我手槍頂著子彈，他一旦發現我，我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賺一個。就這樣，父親沒敢在家里待多久，馬上就回部隊了。

這樣的危險情況，杜紹增一家還遇到過兩次。直到1948年，晉察冀野戰軍來了一個警衛員，好不容易找到杜紹增母子，告訴他們是部隊首長通知要接他們到部隊生活。通過交通員的接力護送，來到了河北晉縣李家莊。警衛員把杜紹增和她妹妹交給了育英干部子弟學校，就帶著他的母親找他的父親去了。

“那時候，學校的老師、阿姨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樣親密，孩子們把老師敬為父母。同學之間，不管是將軍的孩子，還是團級干部的孩子，老師也都是一視同仁，大家相處的跟親兄弟姐妹一樣，玩的很開心。”

杜紹增的回憶是真實的，共同的命運，革命部隊官兵一致的優良作風影響著學校，也影響著孩子。杜紹增的經歷，恰好也與我軍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歷史進程相吻合，毛主席在抗戰之初就發表了《論持久戰》，紅軍北上后開辟的陜甘寧根據地，以及江南的新四軍，都是在這一戰略的指導下，與敵人進行著游擊戰、破襲戰的對決，有效地擴大了抗日根據地的力量。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邊區，以及山東抗日根據地，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后，開啟的八年抗戰，仗打的非常漂亮。同時，我軍高級將領和指戰員的家眷和子女，也一同經歷了與敵人正面接觸不盡相同的風風雨雨。風雨同舟，孩子們與老師和保育員的阿姨們，凝聚起的是深厚的階級感情。

杜紹增的一句話，道出了這個階級的思想感情和立場：“我們的今天與育英的培養、黨的培養分不開。現在社會上講這些少了，在家我就經常跟我的孩子講，我這一輩子跟共產黨走，為什么？共產黨救了我們。”擲地有聲！

三、革命搖籃，艱苦奮斗造就優良品質

直到1955年，部隊才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但是，革命的光榮傳統仍舊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也體現在我黨我軍較為普遍的存在過的各類保育院、幼兒園、小學校和中學校當中。

榮臻小學是解放戰爭時期成立最早的軍隊子弟學校（1947年3月）在此之前有抗日戰爭時期延安保育院和邊區成立的抗日學校等。1946年在張家口華北人民政府成立了聯合中學，屬于為根據地培養干部和招收干部子弟雙重任務。1947年之后，原晉察冀野戰軍也組建了育英小學，即后來的太原育英學校。緊隨其后，中央機關成立育英學校，繼續原來延安保育院的傳承。華北軍區第19兵團、第20兵團先后成立子弟小學，分別為之后的石家莊七一學校和天津紅光學校。北京市萬壽寺至紫竹院之間有一所曙光小學，之前是董其武出資辦的綏遠軍人子弟小學，建國后改為23兵團和69軍子弟小學，并負責65軍子弟。

特別要提一下八一中學，榮臻小學，進北京后改稱八一學校，在海淀區。我所在的軍報大院，有位年長的“大發小”，叫章阜，1947年7月出生，年長我5歲，章阜在1950年上了華北軍區八一學校的幼兒園，又從小學到中學，都在八一學校，高中時考入北京一中，學習成績優異。其父章文龍，（1917—2015），筆名章長石，安徽蕭縣人。1938年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在陜北公學學習。1939年隨華北聯大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任華北聯大文工團文學創作組組長。1941年調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和沙飛、羅光達一起籌建《晉察冀畫報》，1942年畫報社成立時任編輯組長、科長，并給軍區攝影訓練隊上文學課。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除去主持編輯《晉察冀畫報》及叢刊工作外，還創作了大量文藝作品，代表作有詩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白洋淀》《糞車》《歌手》等。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華北軍區《戰友》雜志社編輯組長、副社長，軍委總政《解放軍戰士》雜志副總編輯，《解放軍報》文藝副刊主編，出版有詩集《栽柳集》、《散文集》，1955年授上校軍銜，對解放區攝影畫報和文學事業都有突出貢獻）。章阜說：“1950年時軍委宣布解散華北軍區畫報，【（原晉察冀畫報）因沙飛是社長，因病住院在石家莊白求恩醫院打死了一個日本醫生，被判處死刑（實際上是精神病，因當時部隊醫院沒有精神病科，實屬誤判）】畫報社解散后干部、職工重新分配工作，就把我媽調到八一學校工作了。學校聽說她會打字，就把我媽留在校長室當秘書，打字兼保管文件。我和大妹是50年跟著我媽去的八一學校幼兒園。據我所知當年北京軍區團級以上干部的孩子都可以上八一學校。孩子3歲后可上幼兒園。1955年軍報成之時，原北京軍區調軍報的幾個干部的孩子都有上八一學校的。徐逸人的女兒徐欣欣、徐朝雁；李方詩的女兒李小紋，姚遠方的大兒子姚哥等，還有我和我大妹。”

我愛人曾玲平長大的地方在山西太原壩陵橋北街31號，這里原來是閻錫山的炮兵司令居住的一個2進深四合院，正房高大敞亮，廂房也很寬敞，我岳父家住在正房，西廂房住著另外一位老紅軍歐陽輝伯伯。山西省軍區后勤部的領導都住在這個院子里。曾玲平的發小歐陽媛大姐姐可是這個院子里的名人，小小的年紀，就做為北京市少先隊員的代表給敬愛的毛主席獻過花，遠近聞名。今年六一兒童節期間，一位叫“淘淘有話說”的主播發表了一條關于毛主席為參加過渡江戰役的船工毛阿妹題寫“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視頻，那是50年代初的歷史，但是，該主播在視頻各種反復引用的毛主席接受紅領巾獻花的照片卻是1961年的，更為嚴重的是，主播采用了著名攝影家呂相友拍攝的《毛主席和紅領巾》的照片，給毛主席獻花的大眼睛的少先隊員是歐陽媛，這種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是與歷史不符的，也是對相關所有人物的不恭。因為這件事情的真相，還和八一學校有關，是八一學校，也是歷史上所有干部子弟學校的光榮。我專門采訪了歐陽媛本人，有圖有真相，很有必要把一些相關的細節講清楚。

緣起：“那是1961年7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40周年”大會上，我作為全國少年兒童的代表，給毛主席獻花，此情此景，令我終生難忘。那年我13歲，是小學6年級的學生。為了慶祝大會的召開，從北京市的小學生中選出10名少先隊員，給中央領導人鮮花，我十分榮幸的被指定給毛主席獻花。我們提前10天就開始練習，在人大會堂熟悉場地。”（歐陽媛《我給毛主席鮮花》原載《深圳特區報》1999年10月3日第10版）

細節一：“總算盼到了七月一日。那天，我們被提前接到人民大會堂。那里工作的阿姨為我梳好頭，又在我小辮上扎上紅綢繩，給我換上了新衣裙和紅領巾。阿姨們選了一束最大、最美的鮮花，我知道，這其中也代表了她們和全國人民對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忽然，一個阿姨像想起了什么，問我“你見過毛主席嗎？”我說“沒有。”她擔心的說：“那你可別獻錯人呀！”我笑著說：“我雖然沒有見過毛主席，但毛主席的畫像我天天見呀！放心吧，我不會獻錯人的。”說的在場的叔叔、阿姨們都會心的笑了。”

細節二：“我們這些孩子集中在會議前廳里等候著，其實早已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雖然不能大聲說話，卻止不住從門縫往里張望。哦，我看到毛主席了，他就坐在主席臺正中央。看到劉少奇主席、周總理，還有何香凝。激動的時刻終于來臨了，會議廳的大門打開了，我們排成兩隊，我站在隊伍的最前面，當熟悉的少年先鋒隊的號角吹響，隊鼓敲起來的時候，我們手捧鮮花，歡呼著從兩旁的甬道奔向主席臺，我徑直朝毛主席跑去，毛主席高大、偉岸、神采奕奕，慈祥地向我們微笑著。我把右手高舉過頭頂，說：“我代表全國的少年兒童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禮！”由于激動，我說的太快了，我把鮮花雙手獻上目不轉睛的望著毛主席。啊，我夢寐以求的愿望實現了。我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此時此刻，我就在他的身邊，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毛主席接過獻花放在桌子上，微微俯下身子，用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話，親切的詢問我叫什么名字，在哪個學校上學，學習成績怎么樣。我仰望著毛主席，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最后囑咐我：“一定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放心吧，毛主席，我一定牢記您的諄諄教導，奮發學習。您的話必將激勵我的一生。（歐陽媛《我給毛主席鮮花》原載《深圳特區報》1999年10月3日第10版）

▲歐陽媛《我給毛主席鮮花》原載《深圳特區報》1999年10月3日第10版）（呂相友攝影）

▲歐陽媛的公公也是位老紅軍，而且是帶兵打仗、赫赫有名的將軍，一代驍將曾保堂（左1，手執的拐杖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滕代遠送給他的），左2是老紅軍林子元，左3是我岳父曾傳桴。右1是曾保堂的夫人（歐陽媛的婆婆）曾健，右2是林子元的夫人武平。

說到山西，就不能不說曾保堂，“從放牛娃到共和國的開國將軍，16歲參加革命紅星獎章的獲得者，在毛澤東的旗幟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驍將。一生中參加大小戰役、戰斗數百次，8次光榮負傷，功勛卓著。7次降級，一次撤職，九死一生，極富傳奇色彩，死后在骨灰里找到7塊彈片。”引自楊勤良著《一代驍將曾保堂》，深圳報業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前言》。

曾保堂和歐陽輝的子女都是上過八一學校和育英學校的。在學生家長中，曾保堂是個特別典型、特別有故事的人，他智勇雙全能攻善戰，最典型的戰例有：1、長征途中作為紅1軍團2師6團1營營長，奔襲城口，突破敵人苐二道封鎖線；2、智取遵義，不開一槍，零傷亡；3、東征時任特務團團長，保衛毛主席等中央領導；4、平型關戰役阻擊日軍增援，打響八路軍抗日苐一槍；5、新保安戰役阻擊敵35軍返回北京，為以后全殲35軍打下基礎，保證北京的和平解放。

曾保堂這樣一位傳奇人物，是我軍的優秀將領，剛正不阿、正氣凜然，忠于領袖忠于黨，顧全大局，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服從組織安排，德高望重卻又低調做人。這張照片大概拍攝于76年上半年。當年任職武漢軍區司令員的楊得志和政委王平到山西大寨參觀后，受到山西省軍區領導接待。在人群中沒見到曾保堂，感到奇怪，問：“曾保堂怎么沒來？”當時的領導情急之下慌忙說：“他病了，來不了。”王平政委馬上說“既然他生病，來不了，那我們去看他。”楊司令接著說：“走吧，我們去看看曾保堂。帶路吧。”到了曾保堂家，他正在家中院子里種花草，看到兩位老領導前來看望自已，十分感激。楊司令只是對陪同前來的省軍區領導說：“曾保堂身體好好的，我看他身體比你都好！”然后他們和曾保堂在萄葡架下照相留影。

歐陽媛的婆婆曾健和令堂李光也充滿故事。“我家婆曾健是38年的老八路。曾是八一學校衛生所的司藥，已被選送四醫大上學培養。好象是53年裁軍（為軍隊授銜作前期準備）。當時是我家公負責這項工作，工作開展很困難，誰都不想脫軍裝。為了推動這項工作的順利開展，家公以身作則，犧牲了個人利益。他做通了家婆的思想工作，盡管家婆難過，有多多不舍，但為了支持軍隊改革，還是同意了。是苐一個被宣布復員的干部。后來宣布復員的干部沒有一個來鬧亊的。保證了這項工作的順利進行。這就是當年老干部的自覺自律，不記名利，犧牲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所在。毛澤東時代的軍隊干部，很少出現貪官，腐敗現象。我們軍隊長城不斷發展壯大。”歐陽媛說“我媽媽李光是名軍醫，一直從亊婦產科工作，很多紅二代的誕生，都經她之手，保證了紅色血脈的延續和傳承。是軍隊當之無愧的林巧稚。”

歐陽媛說“說到家庭教育，我老公公對子女教育非常嚴厲，尤其對于長子一一我老伴曾江信。每到暑假從北京學校回到太原家中，都要跟著他在院里種菜，到大院公廁挑大糞。冬天拉煤。一到星期天，讓炊事員休息，早飯讓他做。弟弟妹妹們常問“大哥，明天吃啥呀”？“等著吧，明天就知道了”。結果苐二天一看又是玉米面糊糊。

“茍富貴，勿相忘。”不忘本，路更長。

“家公對外很大方，種出的菜：有苦瓜，空心菜，紅莧菜等，當年在北方很稀缺，他會分送給戰友和下屬享用。他去北京開會之際，周六就把省軍區在八一上學的孩子們接到招待所，親如一家，其樂融融，周日再送回學校。我就是這樣認識我老伴的。”

“家公對己卻十分節檢，家里有一套補鞋工具，新鞋不釘掌是不讓穿的。衣服，襪子都是家婆縫補，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歐陽媛回憶道：干部子弟家庭往往都有家教家訓，艱苦樸素，反對浪費就是其中一條。吃飯有“三光”，碗光，盤光，桌面光。不許浪費一粒米。結婚后我們住在公婆家，一次吃午飯，有個菜是臘肉炒扁豆。我夾起一片臘肉，皮又干又硬，實在咬不動，就丟在桌上。家公見狀說：“地主家的孩子才不吃皮"。我委屈的哭了，默默的放下碗筷離開餐桌。亊后家公找到我說：“是爸爸不對，不該那樣說你"。聽后我又哭了，是感動地哭了。家公放下身段，向子女認錯。試問有幾個人能做到？

“我爸媽對我們也是這樣，家中子女多，七個孩子，大的穿小了給老二；老二穿小了給老三……，這也是艱苦樸素的傳承吧。”

老師、阿姨、同學、家長等，構成了特殊時期干部子弟學校和那一代人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毛主席最關心的事情，隨著孩子們的逐漸長大，注意力也轉移到如何才能保障大多數干部子弟在社會實踐中能夠不忘本和不改變顏色上。

可喜的是，絕大多數干部子弟是堅定跟黨走的。十九兵團入朝時，隨軍家屬團以上干部子女留守太原育英小學（含幼兒園），校址在太原“三宮六院”，老師和保育員給孩子們講解放戰爭時期董存瑞的故事，一個男孩子聽著聽著，突然哇的一聲哭出來，老師上前詢問，孩子說：“我要把董存瑞的名字縫在我的帽子上，長大了，我也要當董存瑞那樣的英雄。”多么感人的故事啊，這種文化氛圍，也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四、尊師重教，新中國時期蘊含著的階級感情

1948年就上了育英小學的老校友杜紹增回憶說：“那時候，學校的老師阿姨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樣親密，孩子們把老師敬為父母。”同學之間，不管是師以上干部，還是團級干部的孩子，“老師對他們也都是一視同仁，大家相處的跟兄弟姐妹一樣，玩得很開心。”說到這里，杜紹增明顯情緒有些激動，拿起桌上的手帕擦起眼淚，屋內的眾人都被感染，那份特殊時期的感情，確實是別人無法體會的。過了片刻，他感慨道：“為什么時隔四五十年后，甚至七十年后，我們跟老師和同學們見面都抱頭痛哭。有好多外面的人不理解，育英學校的人感情為什么這么深？我也常常想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感情，可能是因為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在李家莊育英學校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里，大家共同經歷了生死、苦難、親情、友情，愛都融在了一起。這種感情是多少錢也買不來的。”（張梅英著《育英蓓蕾遍天下》河北出版傳媒集團，2023年10月第一版，第150頁）

杜紹增說的這種感情，放在一個集體當中，是濃濃的師生情、同學情。通常，在人際交往中，單獨就某一個人來講，可能有優點，也有缺點；有高興，也會有不高興的事。但是，大敵當前，就要有另外一種戰略眼光了。要放在一種階級對立的大環境中去看問題，對自己人，就是同屬于一個階級的問題，即在無產階級革命部隊的這個大系統里的問題，這便是親如手足的階級感情，這是歷史，這也就是所謂的階級觀點。在解放戰爭時期是這樣，在抗美援朝時期也是這樣，即便在建國初期，抑或在帝國主義封鎖新中國，在社會帝國主義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和挑釁的時期，難免也要有這種階級意識。

曹家起同學是1962年轉入育英學校讀五年級的，一直讀到初中畢業。他說“1964年小學畢業時，我以比較優異的成績考上了育英學校中學部。當時我們是育英學校第一個英語實驗班，文琴、李克溫、胡學亞、梁太清、鄭慧芳、萬福盛、孔令平等老師猶如親人般的教導我們，我的學習成績也越來越好。初二時，我加入了共青團，還擔任了團支部委員。”2018年組織育英學校70周年校慶，曹家起發起成立了籌備組，聯系學校領導、老師、阿姨的工作就落到曹家起頭上了。

曹家起極有慧根，德才兼備，是育英學校“校友會”的召集人。他說：“育英讓我認識了許許多多可敬可愛的老師，恩師如父如母，所以逢年過節我一定去看望老師、阿姨，他們有需要我去跑腿的我一定前往，還有許許多多特別值得思念的育英學友，他們也永遠都是我最親的親人。”（張梅英著《育英蓓蕾遍天下》河北出版傳媒集團，2023年10月第一版，第150頁）

在育英學校校史陳列館的二樓，有一個展板，展示了一張曹家起同學背著恩師到學校參加校慶活動的照片，看了讓人淚目。曹家起先生今年已經75歲了，2018年，他背著蔣中吾老師的時候是69歲，老師85歲，這是多么真摯的感情。

我想用《易經》中的泰卦中蘊含的理論和規律來解釋我黨我軍的光輝歷史，以及這一光榮傳統的合理性（合法性），作為本文的總結，應該是有意義的。

泰卦是《易經》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一卦，卦象為乾下坤上，即乾（天）在下，坤（地）在上。其卦爻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意義，從自然現象角度天地交合，萬物通泰。在自然界中，天本來在上，地本來在下，但在泰卦中，乾與坤的位置發生了顛倒，象征著天地之氣相互交感、融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這種交合使得陰陽二氣得以流通，從而孕育出萬物，促進萬物的生長、發展和繁榮。就像春天到來時，陽氣上升，陰氣下降，天地間的氣息相互交融，大地復蘇，草木發芽開花，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泰卦體現了陰陽平衡的狀態。乾為陽，坤為陰，陰陽二氣既對立又統一，在泰卦中達到了和諧共處。這種平衡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當陰陽失衡時，就會出現各種問題，如自然災害、社會動蕩等；而陰陽平衡則能帶來和平、安寧與繁榮。

格物致知，看清本質。

從社會發展角度，上下交泰，政治清明。在古代社會，乾象征君主、領導；坤象征百姓。泰卦的卦象表示君主或者領導能夠放下身段，深入民間，了解百姓的需求和疾苦；而百姓也能夠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向君主或者領導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這種上下溝通、相互理解的局面，使得政治清明，社會秩序穩定。例如，在一些賢明的君主統治時期，他們會廣開言路，鼓勵臣民進諫，從而制定出符合民意的政策，促進國家的發展。

物極必反，居安思危。泰卦雖然是一種吉卦，但它也蘊含著物極必反的哲理。當事物發展到極盛時期，往往會走向衰落。因此，即使在泰卦所代表的順利時期，人們也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居安思危，預見可能出現的問題和危機，并提前做好應對準備。這體現了《易經》中蘊含的辯證思維。

如今鐘聲響起，小船載滿希望。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