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回首歷史，看見的仿佛只有塵埃，只有權勢的喧囂和贊美，殉道者的血跡早已干了，他們為此流盡了熱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們淡忘。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里永遠缺乏懺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誨總是被我們一再遺忘，歷史總是重蹈覆轍。這是我們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鮮血染紅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紅了整個滄桑百年史。年輕的宋教仁被罪惡的專制子彈擊中，他永遠年輕，他的生命定格在32歲，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

痛苦的是一個宋教仁倒下了，并沒有什么千萬個宋教仁站起來，優秀的人物總是只出現一次，只有敗類常常重復出現，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復制。

重溫宋教仁的立憲思想，更加為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憐、可恨！悲的是我們失去了一個走向民主的大好機會，這樣的機會是難得再度出現的；憐的是一個不知道愛護自己的優秀分子的民族，終究是無法真正站立起來的；恨的是袁世凱們總是占據著這個民族的優勢地位，他們從來就不放過宋教仁們。

而今袁世凱們，多少大大小小的軍閥、官僚都已化為糞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歷史的風塵中，默默地凝望著我們。

▲宋教仁

▌民國藍圖的主要設計者

宋教仁東渡日本時只有20來歲，在那里他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統的憲制觀念。在同盟會中沒有其他人曾經象他那樣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去學習、翻譯有關的著作，所以他是一個在革命時代就極為注重建設的人物，有人說他是民國藍圖的主要設計者，實在是不過分。

僅據他1906年的日記記載，這一年他翻譯的著作就有《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澳大利 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比利時 澳匈國 俄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等10來種。對各國的政治制度、政權組織形式等都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早在日本他就對景梅九說過：“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于破壞一途的太多，對于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么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們，一齊干起來”。（見景梅九《罪案》）

1911年春天，他從上海到香港參加黃花崗起義的籌備工作，起草了文告、約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機關的設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報》記者徐血兒曾見過，并稱他十年潛心建設事業，所有主張都在這三巨冊中，無疑這是他的立憲思想一次比較具體而完整的表述。可惜已經遺失，內容無從考查，我們只能從他留下的其他文獻和政論、演講中想見他當年的良苦用心。

武昌起義后，他與黃興同赴武漢，起草了《鄂州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規定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有21條之多，同時規定了分權的基本結構。由他起草的七個官制草案，條分縷析，非常詳細。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他出任法制院長，多數法律都出自他的手筆?！杜R時約法》雖然并非出自他的手筆，但無疑也包含了他的立憲思想，融匯了他的智慧和思考。

▲1904年，宋教仁、黃興、章士釗等華興會部分成員在日本的合影

▌他的主張不被任何人歡迎

宋教仁一貫主張責任內閣制，不僅和孫中山有分歧，當時也沒有多少人贊同。他說：“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最初提名他為內務總長，臨時參議院通不過，改任法制院院長。有人為他抱不平，他則說：“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居正文集》）

陳旭麓認為還有一層意思他自己沒有說出來，那就是他試圖通過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實際權力，排除舊官僚的影響。武昌起義前夕，居正曾到上海請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終沒有成行，導致革命后從床底下拉出黎元洪當領袖。對此宋教仁后悔莫及，所以他才極力主張責任內閣制，極力勸黃興在南京開辟新天地。

對袁世凱這樣一個“不學無術，其品更惡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來限制他的權力，使他不至于脫離共和的軌道。袁已經取得了民國大總統的高位，那么，除了責任內閣制之外，還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

從袁世凱當時的緊張來看，從民國的體制來看，一旦宋教仁的政黨內閣組成，袁想在這樣的制約之下走他的專制獨裁之路是不可能的。他曾對胡漢民說：“改總統制為內閣制，則總統政治上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無須以各省監制之?！?/p>

他說：應當由內閣代總統對國會負責，總統不負責任，凡是總統的命令，不僅要閣員副署，并由內閣起草，這才是責任內閣制的精神。

作為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大一統的集權專制傳統的社會，在建立民主制度時不得不考慮在美國式的總統制和法國式的內閣制之間作出一種選擇。由于根深蒂固的專制傳統、缺乏長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啟蒙，在總統制下任何一個人當上總統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權、甚至獨裁。內閣制在制度安排上對這樣的最高權力進行約束，宋教仁的這一思想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1912年，宋教仁任中華民國政府內閣農林總長

▌理想與現實之間，隔著兩千年秦制的遺毒

責任內閣制必然是和政黨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宋教仁所以致力于把同盟會從一個革命黨改造成普通的政黨，就是為了實現他的政黨內閣主張。

袁世凱當上總統以后，有些革命黨人腐化蛻變了（如劉揆一），有些悲觀絕望，如鄒永成寫了一首絕命詩以后就投黃浦江自盡了，詩中有“不諒猿猴筋斗出，共和成夢我歸天”這樣的句子。孫中山當時已退出政治，主張把政權完全讓給袁世凱，專心去做社會工作，準備修鐵路二十萬里。

宋教仁卻執著地想通過政黨內閣來限制袁世凱所代表的舊勢力，實現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早就贊成張謇向孫中山提出的解散同盟會的建議，他主張把革命黨變為政黨，有過選擇同盟會中的穩健分子另外組黨的打算。認為革命黨和政黨，本非同物，前者用激烈手段謀破壞，后者以和平手段謀建設。

征得孫中山、黃興的同意后，他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其他政黨組成了國民黨。他不無得意地在《通告海外書》中宣稱“然自斯而后，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

但他是主張兩黨制的， 認為當時時事艱難，沒有強大的真正政黨作中流砥柱，不能挽回危局。而真正強大的政黨，沒有社會扶持，沒有各黨的相互勉勵是不可能形成的。各黨雖然政見不同，但不應猜忌離間，盼望其他黨不發達。他在改組國民黨的宣言就說得很明白，政黨宜兩大對峙，希望自黨發達，也希望反對黨發達，以致能旗鼓相當。所以他才到天津密訪梁啟超，提出兩黨輪流執政的設想。

他深刻地認識到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威集中于國會，只要我們在國會里獲得半數以上的席位，“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地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p>

民初的中國（1912年前后）政黨林立，起碼有300個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在政治上有影響的無非是國民黨、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這幾個，其他的都不過曇花一現。

宋教仁就是想造成兩大黨對峙的憲制格局，所以國民黨成立時有“一國政黨之興，只宜二大對立，不宜小群分立”的宣言，進步黨也有“故一黨在朝，發展其政見，必有一黨在野批評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監督之以使政府不敢為惡”的說法。

兩黨制的格局似乎也已經初步形成。但問題的要害是他們都忽略了袁世凱這一因素，袁和他所代表的專制力量是不愿意讓中國出現這樣的局面的。所以在袁世凱手里握著槍桿子的前提下，談論什么多黨制、兩黨制太奢侈了。宋教仁悲劇的根源就在這里，20世紀初中國悲劇的根子也是在這里。只要袁世凱他們拿著槍，握著權，談什么憲制民主，什么議會政治，統統都成了癡人說夢。

然而，并不能因此就能把先輩們的理想一筆否定了。百年回首，還是不得不承認他們當年所追求的憲制目標的價值，他們的熱情、他們的鮮血是不能褻瀆的。

▲宋教仁雕像

▌黑暗夜空里的一顆耀眼的流星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間舉行的議會選舉是有相當局限性的，對選舉資格作了具體的限制，規定有民國國籍具備下列四項條件的人才能參加選舉：

1.當年納直接稅二元以上；2.有價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動產；3.小學校以上畢業；4.相當于小學校以上畢業。

這幾項條件主要是從財產狀況、教育程度方面作的限制，其實西方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也都有過各種各樣的選舉權限制（美國開國初期，也規定擁有一定財產和納稅能力的白人男子才有選舉權，經過178年才實現普選），所以盡管只有10%的人參加了投票，民初的這次選舉還是中國第一次具有實質意義的直接、公開的選舉，也是民國史上唯一一次由選民自己投票選出國會兩院的議員。

宋教仁在家鄉湖南競選參議員，眾望所歸，湖南省議會上，一聲喊就把他選出來了。整個國民黨在這次國會選舉中也取得了壓倒性的多數。

在那個曇花一現的瞬間，他的言論風采轟動一時，也使整個百年史仿佛有了些生氣。

由他組織責任內閣，開啟中國民主政治的航船，仿佛已經沒有什么可以懷疑了。他拼命造黨，與袁世凱、與其他政黨在立憲軌道上競爭的第一步可以說實現了，他的理想——“進而在朝，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地監督政府”即將成為現實，但也就只能到此為止。

不幸的是，國民黨在選舉中的勝利竟然敲響了宋教仁的喪鐘。他不知道他這個袁心目中的“梁山匪魁”此時已經接近生命的終點，中國短暫的立憲嘗試也將壽終正寢了。1913年3月20日，上海閘北火車站一聲槍響，這位偉大的民主實踐者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生前還沒有來得及公諸于世的《代草國民黨之大政見》，是他的立憲思想一次比較系統的闡述，也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遺產，可以看作是他尚未實現的施政綱領。

他的立憲思想是明確的，就是要建立起一個以多黨制、議會制和地方自治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我們未必都認同他當年的思想，但他對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執著，他為自己的理想不惜獻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政治責任感，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人格，這一切即使過了多少年都有他不可磨滅的價值，他如一顆耀眼的流星劃過了一個時代政治史的黑暗夜空。

▲宋教仁遺照

▌中國歷史的異數與常數

在中國這塊還沒有經歷過近代意義的思想啟蒙的古老土地上，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人權為何物。連陳其美、陳炯明這樣的革命黨人掌了權以后，也只知道用暴力來鏟除異己，鎮壓不同的聲音。

什么憲法、什么人權、什么寬容離我們真是太遙遠了。早在袁世凱暗殺宋教仁之前，陳其美就用相同的方式結束了革命家陶成章的生命，執行暗殺的人后來成了民國的總統，沒有比這些血的事實更加慘痛的一幕幕了。

我們為什么只譴責袁世凱不守規則、踐踏人權？陳其美呢？陳炯明呢？——他早在民國元年就在廣州對新聞記者大開殺戒了，比張作霖、張宗昌們要早得多。

所以，舊軍閥、舊官僚如袁世凱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權思想，革命黨人如陳其美、陳炯明們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權的觀念，這才是中國的現實，是20世紀那些血寫的歷史告訴我的事實。

孫中山、黃興一讓總統、一辭留守，蔡鍔為四萬萬國民爭人格，宋教仁執著地追求現代政治文明理想，不惜以身相殉......這些都是百年滄桑里的異數。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袁世凱、是唐繼堯、是劉揆一、是胡瑛、是蔣介石......，他們才是中國的常數。

重溫歷史就是為了避免同樣的悲劇一再重演，一個不會總結教訓的民族注定要被歷史的潮流扔到北冰洋去。

走近宋教仁，我們從殷紅的血跡中并沒有看見什么微茫的希望，我們看見的只是袁世凱美麗而殘酷的微笑，看見孫中山沖冠的怒發，聽見黃興痛苦的號啕......俱往矣，一切轟轟烈烈、大喜大悲都已被萬紫千紅的春天所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