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劉中民

自6月13日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襲擊以來，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爆發了新一輪巴以沖突以來的第三輪大規模沖突。此次以色列—伊朗沖突，無論從性質、規模還是時間的延續性來說，都與雙方前兩輪沖突有本質性的區別。此前的沖突中，以色列的打擊對象是伊朗的核設施，這次則同時打擊了伊朗的核設施和軍政高層。而對伊朗多名軍政高層的打擊，從某種程度而言無異于是對伊朗的宣戰。目前，伊朗已有超過220人在沖突中死亡，其中包括多名高層軍政領導。而伊朗則以發射導彈和無人機的方式對以色列進行了烈度更強、覆蓋范圍更大的打擊，使以色列也有數十人的人員傷亡，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恐慌，甚至內塔尼亞胡的住所也成為被打擊對象，迫使內塔尼亞胡被迫乘專機到希臘躲避。由此可見此輪雙方的沖突明顯升級，并存在升級為更大規模沖突乃至戰爭的可能。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6日，以色列布內布拉克，一棟建筑在伊朗導彈襲擊中受損。 視覺中國 圖

特朗普2.0是新一輪以色列-伊朗沖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此輪以色列-伊朗沖突爆發前，特朗普2.0的不確定性極大加劇了中東的不確定性，伊核問題、巴以沖突、紅海危機、敘利亞危機等地區熱點問題持續緊張和復雜聯動。中東局勢在令人目不暇接的急遽變化中演進，并繼續呈現出變局和亂局相互交織、沖突潮與和解潮并存、安全與發展交互影響、域內外力量格局深刻調整等特點。

表面看來，新一輪以色列-伊朗沖突是雙方矛盾激化的產物。但是，美國中東政策的混亂和管控能力下降，構成了以色列-伊朗沖突爆發的深層次原因之一。以色列敢于在美國和伊朗進行談判的過程中對伊朗進行打擊，不僅使伊朗始料未及，也使其在第一輪打擊中損失慘重，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既未在與伊朗談判過程中對以色列進行有效約束，而且在以色列做出“先發制人”的打擊后“見風使舵”，進行了默許、縱容乃至配合，但背后的本質是美國中東政策缺乏道義性、全局性，領導能力、權威信譽不斷下降的產物。

特朗普當政以來，中東地區格局的調整明顯加快。地區國家的戰略自主和戰略投機同時加強，而新一輪以色列-伊朗沖突也將繼續深化和加快地區格局的調整，地區形勢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也進一步上升。

美國中東政策的“三無”特征：無道、無序、無常

自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以來，美國中東政策最大的特點是無道、無序和無常。

首先是無道，主要表現為美國已放棄過去拯救中東和民主改造等所謂的“普世價值”，而轉向利益優先、側重交易的實用主義。這在特朗普最近在沙特的講話中得到了鮮明體現，對此有評論指出：“冷戰之后，美國一直將自己視為西方世界和資本主義秩序的領導者，并以維護民主治理、法治和公民權利為指導原則。”“然而，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第二任期反映了一種在其第一任期內就已顯而易見的轉變：一種與以往大多數美國政府截然不同的愿景。這包括放棄自由主義秩序，質疑聯盟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性，并擁護‘美國優先’（同時也是‘特朗普優先’）的原則。”因此，美國對沙特等海灣國家的高度重視，對以色列的冷淡，都是美國中東外交淡化價值觀外交、重利而無道的體現。

其次是無序，主要表現為美國的中東政策缺乏系統性、全局性、協同性的戰略規劃，而是帶有投機性、隨意性的戰術應對。特朗普的中東政策除著眼于美國利益之外，既缺乏宏大的戰略目標，也缺乏系統的戰略安排，而是以短期利益為主的一系列投機行為。例如，美國對巴以沖突、胡塞武裝、伊核問題的政策都缺乏系統性、全局性和協同性的安排，經常陷入搖擺不定、虎頭蛇尾的尷尬境地。

最后是無常，主要表現為美國中東政策缺乏持久性和可持續性，通常是在通過缺乏可信度的威懾或漫天要價受阻后始亂終棄，使美國中東政策的信用不斷下降。這同樣在美國對巴以沖突、胡塞武裝、伊核問題的政策上得到了具體體現。

在巴以問題上，特朗普既無法令以色列在加沙停火以實現其競選承諾，更無法做到“清空加沙”轉而由美國在加沙進行房地產開發的夢想，也無法實現由埃及、約旦等巴以周邊國家接收全部巴勒斯坦難民的無理要求。因此，特朗普的加沙重建計劃已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爛尾樓”。

在胡塞武裝問題上，特朗普上任后美國先是與以色列一起對胡塞武裝進行了連續的強勢空中打擊，但在無法令胡塞武裝屈服后，便在把盟友以色列撇在一邊的情況下與胡塞武裝達成停火協議，而胡塞武裝僅僅放棄在紅海對美國目標進行打擊，繼續對以色列機場等重要目標進行打擊。

在伊朗核問題上，特朗普上臺后先是進行“極限施壓”，在不能迫使伊朗屈服后，便在缺乏與以色列協調的情況下轉向談判。先是在4月內塔尼亞胡訪美之際，特朗普突然宣布美國將繞開以色列與其主要對手伊朗進行直接談判，試圖通過外交途徑達成新的協議。特朗普5月與內塔尼亞胡通話時又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任何可能破壞美伊核談判的軍事行動。但是，在4月12日以來數輪談判取得一定進展后，美國又突然提出伊朗核能力“清零”的要求，使談判陷入僵局。

特朗普的“三無”政策嚴重削弱和侵蝕了美國中東政策的權威和信譽，既消蝕了美國對盟友的領導地位和形象，也弱化了美國對地區敵手的威脅和震懾，使美國中東政策“攏不住盟友、鎮不住敵手”的尷尬處境進一步加深。

中東地區格局的深度調整：多元、重組、自主、投機

當前中東地區格局的深刻調整主要體現在域外大國力量多元平衡、地區力量對比變化、地區國家戰略自主增強三個層次上，而新一輪以色列-伊朗沖突將導致地區格局更加復雜。

第一，影響中東事務的域外大國力量從美國獨霸轉向更加多元平衡。

伴隨美國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大國力量對中東的影響日益從美國獨霸走向多元平衡，導致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轉向重視大國競爭并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在中東事務中建設性作用的增強。盡管美國受中東形勢突變（如巴以沖突）和盟友掣肘不斷對其在中東的軍事存在進行動態調整，但美國影響中東地區事務的能力和意愿均有所下降。

俄羅斯在中東的影響力曾因普京執政后重返中東，特別是2015年軍事介入敘利亞有所增強，但俄烏沖突長期化對俄羅斯戰略資源的牽制，使俄羅斯在中東的影響力受到嚴重限制，而2024年12月俄羅斯在中東唯一戰略支點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崩潰，構成了俄羅斯在中東影響力下降的重要標志。這也恰如阿拉伯媒體的評價所言：“盡管俄羅斯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但無法阻止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垮臺。” 因為俄羅斯的“優先事項發生了巨大變化……烏克蘭對俄羅斯來說遠比敘利亞重要得多。”

在美俄影響力下降的同時，中國等新興國家在中東事務中影響力上升，進一步推動了中東權力結構向均衡的方向發展。中國與中東國家戰略伙伴關系的建立和加強，圍繞“一帶一路”建設的務實合作，推進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堅持公平正義、推進地區熱點問題政治解決，都使中國在中東事務中發揮了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第二，中東地區格局重組加快，三大次區域分化嚴重，沙特、土耳其的優勢地位突出，以色列和伊朗的影響力下降。

近年來，受俄烏沖突、巴以沖突兩場沖突及其外溢，以及地區國家對外政策選擇不同等因素影響，中東地區的力量格局處在不斷重組之中，并使中東的不同次區域和不同地區大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境遇。

首先，從次區域角度看，海灣地區、東地中海地區（新月地帶）、北非地區三大次區域的發展處境存在巨大差異。

在三大區域中，海灣地區發展勢頭最好，是中東最穩定的次區域，處于地區經濟轉型發展的領頭羊地位，同時也在地區政治和安全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核心作用。

新月地帶為最為動蕩，尤其以（新一輪巴以沖突）及其外溢的消極影響為巨，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以色列受到的沖擊最深。更加微妙的是，以色列與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的對抗，尤其是以色列與伊朗互相打擊對方本土、以色列與胡塞武裝在紅海的對抗，也對海灣、北非兩個次區域的穩定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北非地區可謂和平與沖突并存，但沖突相對孤立，甚至被嚴重忽視。摩洛哥、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等北非國家情況較好，但蘇丹、利比亞則深受戰亂和沖突的折磨，尤其是蘇丹的沖突最為嚴重。

其次，從地區大國的角度看，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大傳統強國的地位發生了較為明顯的分化。

由于受國內發展、對外政策、國際和地區形勢等因素影響不同，沙特、土耳其在地區格局中處于較為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它們對于俄烏沖突、巴以沖突的斡旋調解，對于美國和西方的戰略重要性上升，都使其國際地位和地區地位不斷上升。阿拉伯新聞網針對沙特的地位評價指出：“沙特王國在國內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現代化、經濟多元化和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在國際上，從海灣到黎凡特，沙特都發揮著核心領導作用，并越來越多地在全球舞臺上發揮著領導作用。”

以色列盡管在軍事安全上優勢突出，但其在外交上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難逃戰術勝利、戰略失敗的命運。伊朗的處境則更加艱難，其領導的“抵抗軸心”遭到重創，地區影響力和輻射范圍大為萎縮，且在核問題上承受著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

第三，地區國家不斷增強戰略自主，采取了更加獨立的內外政策。

近年來，特別是2021年中東地區的和解潮流、發展潮流不斷深化以來，中東國家對內更加重視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制定發展戰略；對外不選邊站隊，從自身利益出發決定外交政策。

就阿拉伯國家而言，它們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與美國、歐洲、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更為廣泛的全球南方國家展開了多元合作，并在巴以沖突等地區問題上堅持自身的主張和方案。例如，2025年3月，針對特朗普“清空加沙”的奇談怪論，阿拉伯國家通過了由埃及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堅決抵制特朗普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埃及和約旦等國家在美國停止援助的威脅面前也沒有妥協。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沙特一直堅持以兩國方案為基礎實現巴勒斯坦建國，并以此作為沙特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的前提條件。在最近特朗普訪問沙特的過程中，沙特再次重申了上述主張。從某種程度上說，面對以色列的一意孤行延續戰爭和沙特堅持兩國方案的不妥協立場，特朗普已經暫時放棄、起碼是延緩了推進亞伯拉罕協議的做法。

此外，伊朗和土耳其的戰略自主性也不斷增強。伊朗在2025年初與俄羅斯簽署為期20年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條約”；伊朗在與美國的伊核問題談判中與美國進行斗爭，在原則性問題上拒不妥協，都體現了其戰略自主。近年來，土耳其在美歐俄之間的平衡外交更加從容。作為美國的北約盟友，土耳其敢于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上與美國、歐洲和北約進行斗爭和博弈，甚至采取與美國相悖的政策。

第四，新一輪以色列-伊朗沖突加劇地區格局調整，地區不確定性進一步上升。

總體而言，此次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惡化了中東地區的安全環境，加劇了地區的不確定性。

就伊朗和以色列關系而言，盡管目前雙方還沒有走到全面爆發戰爭的地步，但以色列的行為已觸及伊朗底線，如若伊朗加大報復的力度，將會極大地加劇地區的緊張局勢。

就美國而言，美國中東戰略的全局性、系統性、可持續性正在呈下降趨勢，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也在不斷下降，美國在中東的破壞性作用將進一步明顯。

就地區格局而言，這次沖突發生在中東地區格局處在重組的進程中。如果沖突繼續，伊朗的處境或會更加艱難，而以色列的國內撕裂和國際孤立情況或會更加嚴重。

總之，當前中東形勢的特征突出表現為美國的“三無”政策和地區格局的深入調整，其積極影響和態勢是中東格局多元平衡，地區國家戰略自主增強等；其消極影響是地區格局更加脆弱，地區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自行其是的動機和行為更加強烈，進而不斷加劇地區動蕩。

本期編輯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