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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亞東

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最終崩潰，是多種歷史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其中，其嚴重畸形的用人之道——重用奴才、寵信庸才、排斥賢才——無疑是導致其政權迅速瓦解的關鍵內因。正如張學良晚年所言，蔣介石“不懂惜才，只用奴才”，這一評價精準地揭示了國民黨潰敗的病灶：一個失去人才支撐與民心根基的政權，其傾覆實屬必然。

蔣介石的用人哲學，核心在于對個人的絕對忠誠，而非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擔當或對事業的真才實學。他將政權視為私產，視人才為家奴，用人標準嚴重偏離了任人唯賢的正軌。在蔣氏體系中，“聽話”“順從”的奴才，遠比有真才實學、敢于直言的賢能更受青睞。

劉峙，這位被譏為“豬元帥”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便是這種用人標準的典型產物。他軍事才能平庸，戰績乏善可陳，早年履歷亦無亮點。然而，他憑借在“中山艦事件”等關鍵時刻對蔣介石命令的堅決執行（包括對共產黨人的殘酷鎮壓），贏得了“忠誠”的標簽。即便在抗戰中棄守華北，在決定性的淮海戰役前，蔣介石仍力排眾議任命他為徐州“剿總”司令。結果，劉峙驚慌失措，指揮無方，不僅葬送了數十萬大軍，更嚴重挫傷了全軍士氣，成為國民黨在淮海戰役慘敗的關鍵推手。蔣介石的“唯忠”用人標準，在此釀成了戰略災難。

劉峙

同樣深諳此道的陳誠，則是另一種“忠誠”的代表。他長期盤踞國民黨核心決策圈，憑借的并非赫赫戰功或卓越政績，而是對蔣介石心思的精準把握和辦公室政治的高超手腕。當國家危難之際，他的精力卻大量消耗在派系傾軋、排斥異己上。在至關重要的東北戰場，陳誠任人唯親，啟用了一批被稱為“五毒”的親信集團。這些人能力低下卻貪婪成性，走私斂財、濫用職權，致使東北國軍內部烏煙瘴氣，軍紀敗壞，戰斗力急劇下滑。陳誠本人指揮失誤，丟城失地，卻因“忠誠”及同鄉之誼，僅受象征性處分，依然備受重用。這種用人方式，直接催化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內耗嚴重的頑疾，極大地削弱了整體凝聚力和戰斗力。

陳誠

與對奴才庸才的百般寵信形成鮮明反差的是，蔣介石對有才華、有氣節的將領卻大加猜忌與系統性打壓。這種狹隘心態，無異于自斷臂膀，使國民黨喪失了眾多可能扭轉戰局的寶貴力量。戰功卓著的孫立人將軍便是明證。他訓練指揮的新一軍紀律嚴明、戰力強悍，在緬甸戰場痛擊日寇，贏得國際贊譽，甚至被毛澤東稱為“善戰之將”。然而，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國際聲望，卻成了蔣介石的“心病”。唯恐其威脅自身地位的蔣介石，非但不加重用，反而將其調離關鍵崗位，束之高閣。最終在退臺后，更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其長期軟禁。一位本可能力挽狂瀾的將星，就此黯然隕落。

孫立人

陳明仁作戰勇猛，曾獲蔣介石嘉獎，卻因性格耿直頂撞過蔣，并拒絕了宋美齡做媒的婚事，便遭貶斥，被派去南方修筑工事。黃埔英才陳賡的經歷更具諷刺意味。他在東征中曾救過蔣介石性命，堪稱“恩人”。然而，一旦其共產黨員身份暴露，蔣介石立即恩斷義絕，棄之如敝履。這些案例無不表明，在蔣介石眼中，個人的絕對控制遠比國家民族利益和戰爭需求來得重要。凡有獨立思想、不絕對屈從，或立場相左者，縱有經天緯地之才，亦難逃被邊緣化或清除的命運。

陳明仁

陳賡

重用奴才庸才的惡果，不僅體現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和內部的無盡消耗上，更深刻地侵蝕著國民黨的統治根基——民心。湯恩伯的作為便是這一惡果的集中體現。他雖具一定軍事能力，但主政中原時，橫征暴斂，殘暴不仁。各種苛捐雜稅壓得百姓喘不過氣，其統治與天災（水、旱、蝗）并列，被民間痛斥為“水旱蝗湯”。這不僅是湯個人的惡名，更是民眾對國民黨政權暴政的血淚控訴。當政權淪為官員魚肉百姓的工具時，民心向背便已注定。失去了民眾的信任與支持，任何看似堅固的軍事堡壘都形同虛設。

湯恩伯

究其根本，蔣介石的用人之道是其根深蒂固的封建軍閥思維和個人獨裁欲望的必然產物。他視國家公器為私產，視人才選拔為家丁務色，核心標準唯有對個人的絕對忠誠與易于掌控。這種極端短視、狹隘自私的用人模式，導致了國民黨統治體系的系統性腐化：賢能之士遭排擠打壓，尸位素餐之徒盤踞高位；軍隊喪失戰斗力，官僚體系充斥傾軋腐敗；最終，政權徹底喪失民心，在與廣納賢才、強調集體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較量中，一敗涂地。

歷史無情地昭示：一個政權，若不能以天下為公，唯才是舉，廣開賢路，凝聚人心，無論其一時如何強大，終將因人才凋敝、民心離散而走向衰亡。蔣介石在用人上的致命失誤，不僅是他個人及其政權的悲劇，更是為后世留下了一面深刻的歷史鏡鑒：奴才當道，庸才誤國，賢才棄用，此乃取敗之道，覆亡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