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實力如何，有時候其實都不需要翻閱典籍，只要看看現實世界就知道了，而漢唐就留下了強大的痕跡，至今還在：

其一漢朝，因為漢朝強大，于是留下了“漢族”、“漢人”、“壯漢”、“好漢”等。

其二唐朝，“唐人街”遍布世界多國，卻沒人聽說過“清人街”，就顯示了唐朝強大的影響力。

其實，秦朝也是如此，現在的“China”，應該就是“秦”的讀音，大概是“秦呢”。因此，真正強大的王朝，必然會留下難以磨滅的文化印記，吹是吹不出來的。

問題在于：漢唐公認強大王朝，相比之下宋明顯得較弱，那么為何漢唐如此強大？對此，中學教科書已經給出了回答，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當時的經濟基礎核心就是“田制”。

首先，漢唐“田制”

商鞅變法之后，秦國采用的是“名田制”，漢承秦制，秦漢都是“名田制”。不過，傳世文獻對名田制記載語焉不詳，幸運的是，現代考古發現了一些文獻，其中張家山漢簡中的“二年律令”，里面含有大量漢代名田制度的法律條文，大致揭開了名田制的真面目。

所謂名田制，與秦漢軍功爵制有關，國家根據級別授予相應面積的宅和田（宅應該包含宅基地和自留地），最高是徹侯、最低是庶民。其中，徹侯只有宅地，沒有受田數量，可能已經被授予封地食邑。

當然，漢代田地并非全是國有，或官府把全部土地收回、再進行重新分配，而是因為戰亂之后人口銳減、出現大量荒地，以及生產力進步可以開墾更多荒地相關，將這些田地分給百姓耕種，但原有的繼承祖業之田、買賣之田、皇帝賜田等依然存在。

與漢代有些類似，唐朝采取的是“均田制”，國家根據區域和家庭情況分配土地，因此土地所有權本質上還是國家的，在均田基礎上建立的是“府兵制”。當然，與漢代一樣，這是對無主之地的均田，將之分配給無地的百姓耕種。

以上可見，漢唐時期大量百姓耕地的所有權是國家的，既然是國家授予，那么土地所有權就是國家的，自然也能剝奪違背朝廷律法政策之人的宅田。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漢唐征召士兵就變得比較容易，士兵斗志往往也比較高，甚至有些時候被征召者還要自己準備裝備，國家就減少了大量軍事支出。不過，這種征招是有限度的，大幅度的超出限度就是胡亥和楊廣的下場。

其次，宋明“田制”

相比之下，宋明田制主流是私有制。其中，宋代不立田制，朝廷不再干預田畝的市場流通，這標志著私有制在田制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明代土地買賣自由化，永佃權出現，進一步鞏固了私有制在田制中的地位。

其中，朱元璋應該是看到了漢唐強大的田制原因，于是根據隋唐時的府兵制，推出了“衛所制度”。但在田地私有化占主流的時期，衛所制度很快就出問題了，最終衛所的土地紛紛被私有化了。沒有了經濟基礎，衛所也就名存實亡。

既然田地徹底私有化了，經濟基礎完全在于個人，那么國家自然難以輕易征兵，于是募兵制逐漸成為主流，其中明朝在土木堡之變后開始大量募兵。顯然，宋明時募兵越多，財政壓力越大，士兵戰心也未必高。

總之，如果說漢唐土地分配帶來的高度組織化，可以較為輕松的組織大量軍隊和支前民夫，那么宋明就猶如一盆散沙，土地是自己的、打仗是國家的事情。

最后，關于本文話題，還有三點值得一談：

首先，其實這就是國家組織能力的體現，宋明也想像漢唐那樣，但在田制上就做不到，導致國家缺乏對資源的有效掌控，或者說國家掌控的有效資源相比漢唐較少，大量資源被分散的個人掌握，而不能被投入到國家層面的競爭，于是反應到軍事力量上就不如漢唐。

搞清楚了這一點，也就明白金國為何能滅宋、后金為何能滅明，因為他們雖然小、但組織能力更高，而宋明晚期組織能力崩潰，變成一盤散沙，很容易就會被各個擊破。基于這些歷史教訓可知，國家對一些領域的國有化是正確的，不能掌控足夠有效資源的后果極其危險。

其次，過去說封建時代“皇權不下鄉”，其實是錯誤的，漢唐田制需要有效的基層管理，否則如何保障名田和均田？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鄉部嗇夫相當于鄉長，職責之一是每年都要統計本地戶籍，涉及民戶的住宅、園圃、家庭人口及年齡、耕地數量等，最后匯總保存、抄錄上報縣廷。真正皇權不下鄉的是宋明，這時的田制也的確不需要“下鄉”。

第三，漢唐時期漢奸較少，宋明之后漢奸為何增多？其中原因比較復雜，但從田制上看，漢唐時國家掌控大量田地資源，無疑可以制約投敵做漢奸的行為，而宋明土地徹底私有化，個人掌握經濟基礎，那么往往就會從最利于自己的角度出發，于是在某些時候就會做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