嗅態

觀察商業榜樣，輸出榜樣觀察

作者 | 石燦

主圖 | pixabay

如果把美國制造業的一生拍成紀錄片，大概是這樣的節奏：

開場是機器轟鳴，福特流水線像鐘表一樣精密；中段是全球化閃亮登場，工廠如潮水般向東南亞、中國奔去；到了三十年前，是鐵銹帶沉默、工人失業、城市枯萎的長鏡頭；而最新一幕，則是工廠逆流而上，重新登陸美利堅土地，一邊貼著“高科技回歸”的標簽，一邊舉著“國家安全”的大旗。

2025年，這部劇進入了新的章節。

通用把車間搬回密歇根，臺積電種進沙漠，蘋果悄悄把部分供應鏈移出中國，半導體、鋰電池、醫療設備……一個個產業正在上演“返鄉潮”。

但制造業真的能“回家”嗎？

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略有回升但仍處于較低水平 圖源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

現實遠比敘事復雜。美國再也回不到那個靠鋼鐵與勞動力驅動的年代；如今它倚靠的是自動化、AI、供應鏈多元化，以及更大的那只看得見的手——國家意志。它重建的不僅是工廠，更是一套安全邏輯、一場中產幻象的續命計劃。

你能看到工廠回來了，但工人沒回來；你能看到GM、蘋果、特斯拉搞本地化，但背后的元器件還得繞道越南、馬來、印度再拐回美利堅。它更像一場制造業的重組游戲：資本做導演，政治定劇本，算法當工人，供應鏈像樂高拼圖，在哪里拼得更穩，就搬到哪里去。

有人說，這場回流是對中國制造的回應；也有人說，它是美國夢的二次復刻。

那么，問題來了：制造業回來了，那它還能再次制造一個“中產階級美國夢”嗎？

我們將從這段百年曲線出發，回到那些曾點亮世界的工廠車間，再看它們為何遠去、如何歸來，以及，美國制造業這場史詩級的逆轉，是否真的走得通。

01

就業巔峰

1979年6月，美國制造業站在一個奇妙的高點上。很難判斷那是一種“再次崛起”，還是“榮光的尾音”。在華盛頓和紐約的會議室里，政策分析師對著厚厚的就業數據微笑著說：“美國制造，還能再戰十年”；在底特律和匹茲堡的廠房里，沖壓機日夜作響，技術工人換了新車、買了房，連午休時喝的都是帶冰的可樂。

數據確實好看得離譜：制造業就業人數1970萬，占全國非農就業的近1/5。這是2020年代人想都不敢想的比例。GDP當中，制造業的占比高達22%。你要問“美國靠什么在全球稱霸”？不是華爾街，不是好萊塢，是制造：鋼鐵、汽車、家電、機械，件件硬通貨，臺臺能出口。

但故事的背面從來不寫在數字里。

同一個6月，在俄亥俄州揚斯敦，一家鋼廠取消了夜班，主管只是模糊地說：“訂單延遲。”在密歇根州弗林特，雪佛蘭的一條產線出現短暫停工，原因是不明零件積壓。在匹茲堡的工會會議室里，一位年近六旬的工人打斷發言：“你們不覺得，這個‘高光時刻’，聽起來有點像告別演出？”

美國制造業的問題，早就埋下了。只不過那時候，大多數人還以為它只是感冒，而不是心梗。

要說引爆點，還得從遠方說起。1979年初，伊朗變天，石油變貴，整個西方世界陷入第二次石油危機。汽油價格翻番，煉油企業暴雷，連帶著鋼廠、電廠、運輸企業全線漲價。美國制造業的能耗高、路徑長、流程重，這一下，整個體系都在發燒。表面上是企業在沖產值，實則是在拼利潤率的最后防線。

而在亞洲，日本企業已經學會了怎樣造出更便宜、更省油、更緊湊的車。那年夏天，在芝加哥和洛杉磯，一批又一批的豐田和本田正低調登陸市場。美系三大還在談動力和舒適性，日系車已經用油耗和價格把“性價比”三個字釘在了中產消費者心里。1979年，美國市場的進口車份額首次突破20%，而來自日本的汽車品牌占了大頭。

底特律當然知道問題所在，但他們很慢，真的很慢。1979年，通用汽車的產品更新周期仍是48個月，豐田已經將它壓縮到24個月；在底特律，工會代表為每一項加班費和福利條款據理力爭，令管理層疲于應付；而在名古屋，豐田工廠已悄然運轉起準時制生產系統——幾乎沒有庫存，生產線像鐘表一樣精準推進。一邊是官僚與談判，一邊是效率與精益，日本制造正悄悄改變全球產業版圖。“美國制造”依舊是廣告里的金字招牌，但它在現實中已經逐漸脫鉤成本、效率和質量三大維度。

更致命的，是內部的剛性成本在吞噬企業彈性。那一年，美國制造業工人工資已經高到全球罕見的水平。UAW（汽車工人聯合會）依舊強勢，退休金、醫療保障、工時協議寫得天衣無縫。工人當然沒錯，但這套系統早已變得不具備向下兼容的能力。當危機來臨，裁員會更慢，轉型會更難，改革會更痛。

一個典型例子是美國歷史上三大汽車制造商之一的克萊斯勒。1979年秋，克萊斯勒公司的賬面幾乎見底，連發工資都成問題。但當管理層走進工會會議室時，語氣仍不敢太硬。面對動輒癱瘓整個生產線的罷工威脅，即便瀕臨破產，也必須步步為營。

這一切的總和，恰如一個體型龐大卻反應遲緩的系統，終究要為它曾經的輝煌付出贖金。1979年的制造業，依然在創造記錄，卻也正在失去未來。

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變化趨勢圖 圖源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

正如美國多家主流財經媒體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制造業正在失去對全球市場的主導權。面對來自日本和歐洲的競爭，它必須學會適應一個更小、更快、更全球化的世界。這個觀點在當時幾乎沒人當回事。因為，當時的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全的產業鏈，最深的資本市場，和最旺盛的內需。你讓一個鋼鐵巨頭相信有朝一日他要靠中國進口模具？他只會笑。

耐人尋味的是，1979年8月，保羅·沃爾克出任美聯儲主席，幾個月后，他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加息攻勢，聯邦基金利率在短短一年內攀升至近20%，旨在撲滅多年積累的高通脹。對制造業來說，這場貨幣緊縮意味著另一種打擊：融資成本飆升，資本開支驟減，企業并購凍結，一輪更深層次的產業轉向悄然啟動。

從數據上看，1979年制造業依然是美國的核心引擎；但從結構上看，它正逐漸失去技術領先、成本控制與人才吸引力三大要素。而在社會心理層面，“做工人”的光環正在褪色——年輕人更愿意去當金融分析師、廣告文案或者搞房地產銷售，而不是進鋼廠、焊車架、打螺絲。

美國制造不再是“擴張—衰退”的周期性波動，而是走進一段由高成本、低投資和全球化擠壓共同主導的長期下行通道。1979年6月，是一個宏大系統的最后高光時刻。它像是一輛上世紀的雪佛蘭，在陽光下依舊閃亮，車身寬大，馬力十足，但車里的導航已經失效，方向盤開始晃動，司機和乘客都沒意識到，他們正在駛向一條陌生的岔路口。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站在制造業回流、AI生產線、全球供應鏈博弈的新局面上再回望1979年6月，不得不承認，那既是“美國制造”的高峰，也是它下坡的起點。

而歷史的吊詭就在于，真正的衰退，從來不會在最低谷開始，而是在最輝煌處悄然生根。

02

墜落的軌跡

1980年春天，美國的工廠還在響著。

在底特律郊區的林肯大道旁，一大片居民區即將被推平，為一座尚未動工的“現代化汽車工廠”騰出空間。作為底特律汽車工廠三巨頭之一的克萊斯勒宣稱，它將代表未來——自動化裝配、零部件直供、零庫存運營。清晨五點，老底特律依然按慣例蘇醒，工人打卡、喝咖啡、抽煙，只是沒人知道，他們所熟悉的節奏，很快就要被打亂。沒有人意識到，他們正在告別一種生活方式——不僅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是美國的。

1980年代，美國制造業并不是一夜垮掉的。它像一座百年老屋，墻體還在，地基卻開始塌陷。裂縫先是從車庫滲出，然后是天花板剝落，最后才是整棟建筑緩慢地、不可逆地傾斜。

真正意義上的拐點，發生在1981年8月6日。這一天，總統里根簽署命令，解雇了1.1萬名因薪資問題罷工的聯邦航空管制員（PATCO工會成員），象征著一個長達40年的強工會時代的終結。制造業聽懂了這個信號：你可以罷工，但代價可能是工作本身。從此，產業資本對勞動力的再議價全面壓制，美國藍領中產階級的護城河開始崩塌。

這還不是最痛的。

最痛的，是你制造得越多，虧得越多。除了日本企業，韓國的三星與LG學著東芝的樣子，開始制造家電和半導體；臺灣的電子代工廠還叫“技嘉”“華碩”，他們還在做不起眼的零配件，卻已經在美國市場建立了口碑。

而美國自己呢？工人時薪依然保持一定水平，工廠設備普遍較為陳舊，管理體系顯得臃腫。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非常緩慢，遠遠落后于同期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也明顯低于日本制造業的高速發展。這意味著什么？你開工廠是賠錢的，而搞廣告、做咨詢、炒金融才賺錢。

用一個諷刺比喻來形容：1980年代的美國制造業，就像一個中年男人，工資還行、房貸未還、孩子上學、車子過時，最關鍵的是他還以為自己年輕。

整個十年，美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從1980年的1950萬跌到1990年的1266.9萬。乍看不過減少683.1萬，但結構性的變化遠比數字更殘酷：重工業腰斬，輕工業外遷，高技術行業未能消化下崗潮。賓夕法尼亞的鋼廠倒了、印第安納的拖拉機廠空了，密歇根的通用零件供應商變成鬼城。許多三代工人家庭的最后一個工人，在1984年被HR叫進辦公室，得到一份遣散協議和一句含糊其辭的“未來還有機會”。

1985年，美國的財經媒體在深度調查中指出：制造業崗位并未消失，而是流動到了世界的其他角落。它沒有錯。但這話對于被迫放棄生活、離開社區、甚至失去醫保的人來說，只是冷冰冰的統計學慰藉。

更具戲劇性的是，那些退出制造業的人，不是都去修道院了。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迫進入服務業，做起了保安、倉庫工、服務員——或者，干脆領失業金，然后成為“里根經濟學”的注腳：當你統計GDP，他們消失了；但當你統計失望率，他們全都在。

里根政府確實推動了一些“產業復興政策”，包括減稅、放松管制與《廣場協議》后的美元貶值。但這些對制造業而言更像強心針，而非系統重建。通用汽車在1980-1984年投資四百億美元，嘗試通過機器人自動化和質量控制實現“日本式轉型”，但因為企業文化、執行力和工會掣肘，只走了半步。克萊斯勒公司靠政府貸款和削減成本茍延殘喘。唯一走出困境的是IBM、英特爾這類技術公司，它們走上了另一個軌道，那個軌道叫“信息時代”。

這種宏觀結構變遷往往呈現為微觀生活的斷裂感。如果我處在當時，可能會寫這樣一個場景：1986年冬天，匹茲堡郊區，一家倒閉鋼廠的老工人坐在空無一人的廚房里，聽著收音機播放著“美利堅正在復興”的新聞，他點了根煙，說：“誰復興了？我反正是沒趕上。”

大概還會補上一句：“制造業沒了，啤酒銷量還在。服務業萬歲。”

但真正的問題是，那個時代制造業的墜落，不只是經濟結構的變遷，而是社會契約的撕裂。曾經的美國承諾給普通勞動者一份體面的生活，只要你肯干、能忍、有力氣。到了80年代末，那張契約已經破碎。你可能更努力，卻只能被優化；你可能更守紀律，卻不再值錢；你可能被告知“未來屬于高科技”，但你不知道那個未來從哪來，又往哪去。

于是，當90年代初比爾·克林頓揮舞著“新經濟”大旗時，美國制造業早已從舞臺的C位退到了幕布后。而工人們留下的，只是一個個空廠房、一條條被棄用的鐵路，以及被稱作“鐵銹帶”的經濟地理。

那正是美國制造業，墜落的全部過程。沒有爆炸，沒有一聲巨響，只有緩慢、溫和、持續不斷的下沉——就像冰川崩解的聲音，遠遠地傳來，而你聽懂它時，已經站在水底了。

03

金融立國

故事的另一條線，也發生在1980年代初。

里根政府上場，像給美國經濟按了個快進鍵。那個時候，美國經濟憋著一口氣——通脹高得嚇人，制造業又癱瘓了。里根說了，得放開金融市場，別讓那些死規矩卡住了脖子。金融去管制成了當務之急，銀行、券商歡天喜地，資本像脫了韁的野馬，狂奔進華爾街的賭場。

工廠車間呢？資金越來越少，機器轟鳴聲越發稀落，工人的飯碗慢慢空了。

這背后有原因。里根他們覺得，管得死死的經濟，活力都被憋沒了。得讓資本自由流動，讓錢自己找門路，刺激創新和增長。政府瘦身，市場肥胖，金融才是未來。硅谷和華爾街成了新寵兒，IT、保險、投資，一幫金融玩家拿著高杠桿，把錢玩出花樣。股票漲，債券飆，衍生品層出不窮，利潤像滾雪球，一路越滾越大。

反觀制造業，工廠卻在哭。通用電氣（GE）就是最典型的例子。Jack Welch這號人物1981年接手GE，說白了就是來干兩件事：裁員和賣資產。他的信條是，“不是第一，滾蛋。”于是，一大堆業務被賣掉，十萬多名員工揮淚告別廠房。GE從制造巨人搖身變成金融怪獸，GE Capital的利潤幾乎撐起半邊天。資本游戲取代了車間的機器聲。

這套邏輯很簡單：賺錢才是王道，股東價值至上，效率不夠就剁掉。

GE市值蹭蹭往上，但制造業的根被砍得越來越短。數據顯示，1979年美國制造業就業接近2000萬，十年后大幅縮水。與此同時，服務業如火如荼，銀行、保險和科技公司成了新主力。那些制造工人嘆息，服務業工資永遠趕不上車間的鐵錘聲。

里根政府砍掉制造業補貼，研發投入縮水，錢全往金融和科技領域投。硅谷一片繁華，制造業基礎設施老化，設備根本換不起。GE的故事是縮影，1989年GE在美國還雇了近28萬人，如今美國員工不到7萬，制造線大舉搬離海外，靠著巨額政府補貼續命。

制造業不光是機器和工廠，它是社區的命脈，是工人的身份認同。金融化讓利潤成為唯一信仰，制造業被市場的鐵拳猛擊。GE告訴你，不賺錢砍，不掙錢賣，效率不高滾。制造業的價值被資本邏輯吞噬，昔日的工業英雄變成了被遺忘的數字。

類似的故事還有福特汽車和柯達。福特，這家曾經代表美國制造業的巨頭，在里根年代也感受到了資本擠壓的壓力。為了追求短期利潤，福特不得不關停多家工廠，裁掉大量藍領工人，同時加速把生產線搬到海外。車間里的喇叭聲漸漸被華爾街的股價公告取代。工人們看著自己的崗位消失，難掩心頭的失落。

柯達的結局更像一部警示錄。這個曾引領膠片攝影的巨頭，面對數碼攝影的浪潮遲遲不愿轉型。與此同時，公司管理層一心求穩，靠賣資產和裁員維持財報上的漂亮數字。金融市場對柯達的股票評價一度飆升，背后卻是企業競爭力的快速下滑。最終，柯達的輝煌漸遠，昔日的工業符號淪為歷史的注腳。

這是一個金融大潮涌起，制造業沉淪的時代。工廠燈光慢慢熄滅，華爾街燈火輝煌。資本像水一樣流向高回報的地方，制造工人只能當觀眾。中產階級的根基被動搖，社會開始分化。

里根推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把美國經濟推向了一個新賽道——金融立國。金融的盛宴蓋過了制造業的衰落，重塑了美國社會階層結構。GE、福特、柯達的傳奇背后，是一場工業夢的破碎，是工人身份的撕裂。

80年代的美國，用金融的浮華掩蓋了制造的落寞。陰陽交錯，妙趣橫生。

04

外包全世界

你得承認，美國是制造業的發明者之一，也是制造業外包這門藝術的祖師爺。

從底特律到東莞，從伊利諾伊的鋼鐵廠到馬尼拉的紡織車間，半個世紀的全球分工地圖，其實就是一份美國企業成本表上的注腳。制造業外包這件事，在美國，不是一次決策，而是一連串“順理成章”的放棄——每一個節點都有它的經濟邏輯，宏觀有宏觀的壓強，微觀有微觀的算賬。

1970年代初，美國制造業其實還在吃戰后工業紅利的“老本”。二戰結束后，美國掌握了全球近一半的工業產值。汽車是它的王冠，鋼鐵是它的脊梁，飛機和機械設備則撐起了它的全球霸權。那時候的通用汽車，利潤比許多國家的GDP都高；那時候的密歇根工廠工人，靠著一份工可以養活四口人、買房、供孩子上大學，還能定期度假去佛羅里達。你要是穿越回1973年的福特裝配線，只會覺得“美國制造”是世界上最穩的買賣。

問題是，穩的事往往藏著暗涌。自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后，世界進入了浮動匯率時代，也陷入了“通脹高企、制造業艱難”的長期周期。1973年和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直接把能源價格推上天花板。汽油貴了，運輸貴了，冷卻系統貴了，工廠運營的每一環都貴得不講道理。再加上美國本土工會制度強大，工人談判力強，福利堆得厚，雇傭變成了沉重的成本負擔。企業開始算賬了：為什么我非得在芝加哥生產一臺電視機，工人年薪6萬美元，還總要漲？難道不能去個地方便宜點的地方干？

答案很快就有了：亞洲。

一開始，是中國臺灣、韓國、日本這些靠出口養活工業的“東亞四小龍”。1970年代末，索尼電視機、豐田小車、現代電冰箱開始悄悄占領美國超市的貨架。美國工廠還沒搞明白什么叫“精益生產”，日本人已經把“零庫存”變成了教科書。這種外部沖擊很快刺激了美國的產業資本——你能從我這兒搶生意？那我也去你那兒做生意。

于是，從電視機到半導體，從紡織品到塑料件，美國企業開始大規模采用OEM（原始設備制造）模式——設計、品牌留在美國，生產、組裝全交給亞洲。鞋業和玩具業是最早試水的行業。Nike從早在1978年就開始將生產逐步外包，到了1981年，公司已幾乎不再直接擁有工廠，而專注于品牌運營，制造環節全部交由亞洲代工廠負責。

1980年代，是美國制造業開始“搬家”的關鍵時刻。表面上是企業逐利，背后其實是制度在松綁。里根政府嘴上說著“小政府、大市場”，手底下卻忙著減稅、放松監管，一刀一刀削掉制造業身上的繩子。資本的手一旦自由，動作比誰都快，廠子往哪開、人往哪招、零件在哪組裝，統統可以重新排布。只要能省錢，哪里都能干活。

這時，墨西哥成了“近岸外包”的試驗田。美墨邊境，一塊叫馬奎拉多拉的工業區悄悄冒了出來，美國的零部件白天拉過去，墨西哥工人晚上拼好，第二天整車整車拉回美國賣，關稅？免了。整個流程像是沒出國，但工資、工會、環保標準，全都“出國”了。

真正的“外包狂飆”，是在1990年代。冷戰結束，全球化升溫，“外包”從一個省成本的工具，變成了跨國資本的信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1994年正式生效，整個北美變成一張制造大拼圖。通用電氣、惠而浦、德爾福等傳統制造巨頭，紛紛將產線從美國本土遷往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享受低人工和零關稅的雙重紅利。

與此同時，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也在爭搶訂單。代工，不只是工廠的選擇，而成了國家的戰略——“給美國人打工”，成了一個時代的政策口號。

全球價值鏈的增長主要集中在機械、電子和交通行業，以及在這些行業擁有專長的地區：東亞、北美和西歐。這些地區的大多數國家參與復雜的全球價值鏈，提供先進的產品和服務，并開展創新活動。 圖源《2020年世界發展報告》

但這些都只是預演，真正的“大戲”，要等到2001年。

那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就像打開了一個廣闊、廉價、訓練有素的工業大盆地。美國企業一邊享受中國的超低生產成本，一邊繼續主導全球定價權。蘋果的iPod就是典型：設計在加州，生產在深圳，利潤在開曼，稅繳在愛爾蘭，消費者在紐約。制造過程完全無須美國參與，但最終價值鏈的主導者，仍是美國本土。

從2001年到2010年，美國制造業經歷了“最后的撤離”。這期間，每一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工廠關閉，數十萬制造業崗位消失。底特律變成了“鐵銹之城”，年輕人開車出城的速度，比廢棄工廠生銹還快。與此同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徹底穩固。從玩具、紡織到手機、電腦，凡是能裝集裝箱的商品，都在往中國漂。中國出口依賴美國，美國消費依賴中國，這不是巧合，而是制度設計下的聯動循環。

整個過程中，美國政府幾乎從未真正制止過這場外包潮。華盛頓的邏輯是簡單的：我們把制造的部分交出去，但我們保留科技、金融、品牌和定價權。我們在“微笑曲線”的兩端做事，利潤更高，風險更小。制造業雖然苦，但價值鏈并不總在車間。問題是，當你把車間都外包了，后面的事，不一定能如你所愿。

到了2010年代，美國制造業所剩不多。通用把零件交給墨西哥，蘋果把iPhone交給富士康，通用電氣甚至一度考慮把渦輪噴氣發動機的某些零件交由印度代工。曾經的制造強國，如今更像一個“制造調度中樞”——看起來還在控制局勢，但實際上，工人、工具、組裝、耗材，早已飄散四方。

制造業的外包，是一場資本自我優化的遠征。從成本、政策、供應鏈，到稅收、知識產權、金融市場，每一步都是利己的；每一環都設計得合乎商業邏輯。但它最終打碎的，是美國工業的中產階層結構，是一個以制造立國的國家的自我認同。

這場外包，從不是背叛，而是美國商業文明內在邏輯的終極展開。你不能說它錯，只能說它貫徹得很徹底。

多年以后，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在《失去的三十年》一書中無比羨慕美國的“世界外包平行模式”，“日本的制造業應該將生產部門單獨分出來，委托給新興國家的企業去做，自己專門進行產品開發、設計等核心領域。”

日本確實也如此做了，但不徹底。

05

回歸之路

美國制造業的回歸，像是一場事后諸葛亮式的集體行動：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發現老房子也許還有點價值。

事情得從2008年說起。那年雷曼兄弟轟然倒下，道瓊斯像得了痙攣一樣，一個月里跌了個底朝天。硅谷開始裁員凍結招聘，底特律干脆放棄了談判桌，改為集體跪求救市。制造業在GDP中的占比繼續探底——從1950年代的接近30%，一路滑到了11%。更讓人焦慮的，是那些曾支撐中產階級生活的工人崗位，就像遠去的地平線，年年少幾萬，穩得讓人絕望。

但制造業回歸的種子，其實早在這場危機里悄悄埋下了。你不能指望一個習慣全球代工的體系突然轉性，只能等它自己意識到，把一切交給別人，最后連口罩都造不出來。于是，一些“不死心”的公司開始試水：通用電氣翻修了肯塔基的老廠，重啟洗衣機生產線；蘋果則悄悄在德州奧斯汀，測試一條Mac mini的本土組裝線。這些動作還不大，卻像是風暴前的低氣壓，壓得人喘不過氣。

這些事當時沒什么人關注，媒體也只是偶爾提一句。但在一個叫做HarryMoser的老工程師眼中，這是潮水反轉的前奏。Moser從通用退休后，創辦了一個“再工業化倡議”（ReshoringInitiative）的非營利組織，每天的工作，就是統計到底有多少美國企業在悄悄“回頭”。他像一位收集小石子的獵人，默默標記著那些正在逆流而上的決策。

然后就是2016年。特朗普上臺，那頂紅帽子上寫的不是稅收、不是醫保，而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制造業，一下子成了主角。他在臺上大聲說：“我們把工作都給了中國和墨西哥，現在，我們要拿回來。”很多人不信，但資本家信了一半。不是突然愛國了，是因為中美之間的摩擦，從口水戰，變成了實打實的關稅清單。蘋果開始在印度布局“備胎工廠”，特斯拉在得州蓋起了超級工廠，美光、安森美、英特爾這些半導體巨頭，也開始把“美國建廠”當回事了。

特朗普給出的手段其實也沒多花哨：減企業稅，設制造業就業抵扣，威脅那些把工廠移走的公司，“你走我就加你稅”。最經典的事件，是他親自打電話給Carrier空調，要求他們別把印第安納的工廠搬到墨西哥。結果呢？Carrier也沒吭聲，最后答應留下一部分崗位——但沒過多久，就悄悄裁了一大批人。制造業回流？口號響，賬本更響。資本家才不會靠情懷決策。

然而，真正讓“回歸”進入國家戰略階段的，不是政治口號，而是2020年那場看不見的戰爭：新冠疫情。當美國發現自己連醫用口罩、呼吸機都要依賴海外進口的時候，整個政府突然“醒了”。不只是醒了，還急了。

拜登上任的第一年，簽署了一份重磅行政令，要求聯邦機構評估關鍵產品的供應鏈安全。很快，四大產業成為“保衛本土”的重點對象：半導體、電動車電池、藥品原料和清潔能源設備。這不是“工廠回來”那么簡單，而是“戰略制造業必須回來”。你可以繼續在越南做襪子，但芯片，必須在本土造。

于是，美國政府前所未有地撒錢。

制造業回流的政策引擎，在拜登時代全面啟動。2022年，《CHIPS和科學法案》正式通過，總額527億美元，重點支持本土半導體制造。英特爾在俄亥俄投建超級晶圓廠，臺積電在亞利桑那追加至400億美元，三星則將德州視為美國制造重地。緊接著，《通脹削減法案》（IRA）通過購車補貼和制造稅抵機制，倒逼電動車與電池產業鏈回流；《基礎設施法案》則以“Buy America”為杠桿，要求政府工程優先采購本土產品——從芯片到鋼材，制造業終于從口號走向預算。換句話說，美國政府給制造業開出了一份“回歸套餐”：你回來，我給補貼、減稅、保護性政策，甚至幫你找工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聯邦政府對“自由市場萬能論”的公開反悔。幾十年來他們推崇市場分工，現在卻悄悄轉向“國家產業政策”，仿佛認了錯，卻不肯明說。

美國制造業出貨量在改善，亮點在行業 圖源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

但回歸不是反彈。它不像打燈光，啪的一下就亮。制造業回到美國，需要的不只是補貼，還得有人愿意干活——而問題正出在這。年輕人不愿意進工廠，工程專業的畢業生涌向了科技公司；機械操作熟練工短缺，甚至一度靠監獄勞工補缺口。有人說，自動化會解決一切——是的，但自動化設備也得有人研發、裝配、維修。光有資本還不夠，人才結構才是慢變量。

到2024年，美國制造業新增崗位累計已超80萬個，比疫情前增長約7%。但這還遠遠不夠，它更像是一場產業方向的“修正”，而不是全面回潮。那些回來的工廠，多是“關鍵技術型”“戰略穩定型”，不是再去造便宜T恤衫，而是造芯片、光伏板、電動卡車、AI服務器。

你要說，美國制造業真能回到1950年代那種滿城煙囪、工人爆棚的年代嗎？大概不能。但它想回來的部分，可能比以前更關鍵。就像有人從小鎮離開多年，最終回到老宅，不是為了種田，而是為了守住那塊地——至少不讓別人拿走。

制造業回歸這件事，在美國，不是潮流，也不是幻象，而是一場現實主義的折返跑。不是因為他們懷舊，而是他們終于意識到：當你不掌握制造，你就無法掌控未來。

06

回到黃金時代

1955年，底特律的鋼鐵巨獸正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流水線上，工人們戴著油漬斑斑的手套，嫻熟地組裝著一輛輛嶄新的雪佛蘭轎車。他們或許未曾想到，自己手中誕生的這些鋼鐵機器，不僅是美國制造業鼎盛時代的象征，更承載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神話。

把時間撥回19世紀60年代，美國正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南北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這場持續四年的慘烈內戰讓62萬人付出了生命代價，卻也意外成為制造業騰飛的催化劑。北方的勝利鞏固了聯邦統一，掃清了經濟壁壘，統一市場開始快速成形。鐵路網如同血脈般向西部延伸，催生新一輪開發浪潮。

與此同時，第二次工業革命從歐洲洶涌而來，電力、內燃機和化工技術逐漸走向商用，為美國制造業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動力。

鋼鐵，作為工業時代的脊梁，率先扛起了美國崛起的大旗。1870年，美國的鋼鐵產量約為70萬噸，這個數字放在今天或許不值一提，但在當時的世界工業版圖上，卻不過是滄海一粟。

然而，短短43年后，到了1913年，這個數字像坐上了火箭般飆升至3100萬噸，占據了全球鋼鐵產量的41%。位于匹茲堡的卡內基鋼鐵廠，煙囪日夜不息地吞吐著濃煙，工人們三班倒，將地底的鐵礦石化作鋼梁、鐵軌和機械零件。

這些鋼鐵不僅撐起了橫跨北美大陸的鐵路網，還遠銷世界各地，成為美國制造業征服全球市場的先鋒。

石油工業的崛起同樣充滿傳奇色彩。1859年，賓夕法尼亞州的泰特斯維爾，一位名叫埃德溫?德雷克的投機者，在一片荒地上鉆出了美國第一口油井。黑色的石油如黃金般噴涌而出，瞬間點燃了整個國家的貪婪和野心。

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迅速崛起，通過殘酷的商業競爭和壟斷手段，控制了美國90%的煉油產能。石油不僅為工業機器提供了動力，更催生出龐大的石油化工產業，塑料、橡膠、化纖等新材料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重塑了人類的生活方式。

電氣工業的革命，徹底顛覆了人們對時間和空間的認知。托馬斯·愛迪生，這位留著大胡子的發明狂人，差不多在19世紀末點亮了第一盞真正實用的白熾燈。緊接著，他在紐約珍珠街建起了全球首個直流發電站，電燈開始照亮千家萬戶。電報、電話、留聲機等發明像魔法一樣，把世界緊緊連結，信息傳遞從過去的幾天，變成了眨眼間的事。

再看亨利·福特，1910年代，他把流水線搬進工廠，效率翻了好幾倍。福特T型車的年產量從幾十萬輛一路飆升到千萬級別，售價也從幾百美元跌到不足三百美元，讓汽車徹底從有錢人的奢侈品，變成了每個普通家庭都能擁有的日常必需。

第二次世界大戰，成了美國制造業的大考場。歐洲滿目瘡痍，戰火連綿，而美國這邊卻像一片未被染指的凈土，工業機器轟鳴不停。1940年代初，美國飛機和軍艦的產量占了全球大頭，數量驚人。底特律的汽車廠一夜之間改裝成坦克工廠，流水線上的謝爾曼坦克像下餃子一樣源源不斷地送往前線；波音的飛機生產線晝夜不停，B-17轟炸機如鋼鐵洪流，飛越納粹德國的天空。

那時的美國，不只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更是全球制造業的超級引擎，實力讓世界刮目相看。

二戰硝煙剛散，美國制造業踩下了油門，迎來黃金時代。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簽了，把全球關稅一刀刀砍下，給美國貨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緊接著，從1948年到50年代初，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掏出幾十億美元，援助滿目瘡痍的歐洲。表面上是救人，背后卻是給自家工廠鋪路——美國車企、家電大廠帶著機器和技術，殺入歐洲市場，開設工廠，開始源源不斷地輸出產品。那時候，制造業不只是生產，更像一場全球博弈的棋子和底氣。

1953年，美國制造業迎來了真正的巔峰。那一年，制造業產值占全國GDP的四分之一還多，全球每造出一百美元的制造品，就有接近三分之一來自美國工廠。那時，工廠里有近兩千萬美國人忙碌著，他們拿著全世界都羨慕的工資和福利。

一個普通汽車工人，靠著工資撐起了一個四口之家，開著閃亮嶄新的雪佛蘭，住進郊區寬敞的獨棟房子，還能給孩子攢錢讀大學。制造業工人的周薪比當時服務業平均高出半截，一線通用汽車工人時薪大約兩美元，上個班掙得年收入輕松擠進全國收入前30%。而那時候，一輛雪佛蘭的售價大約是工人五個月的收入——在今天聽來，依然是個令人心動的“美國夢”賬本。

1955年，超過八成的已婚制造業男性靠一份工資，撐起全家吃住和孩子教育。底特律工人的年收入大約在幾千美元上下，郊區獨棟房屋的均價也就在兩三千美元的幾倍，工資不到兩年，輕松全款買房。抵押貸款利率極低，徘徊在幾個百分點，買房不再是夢。

工會幫工人爭取了超乎想象的福利：全額醫療保障、退休時拿回接近六成工資的養老金，還有每年兩三周的帶薪假期。1950年代初，像通用這樣的巨頭，在勞動力成本里，福利開支占了超過五分之一，真正兌現了“企業發展，工人受益”的承諾。

那個年代，制造業的火熱，不只是廠房里的機器轟鳴，更深刻改寫了美國社會的骨架。到了50年代中期，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制造業家庭開上了私家車，家里洗衣機、冰箱早已從稀罕玩意兒變成了日常標配。

匹茲堡的鋼鐵工人開著貸款買來的克萊斯勒，住進寬敞的四居室，孩子們還能安心讀免費的公立大學。

從二戰結束到1970年代初，美國制造業的生產率幾乎翻了一番，工人工資也幾乎打了對折。社會流動的通道敞亮無比，“美國夢”不再是故事書里的傳說，而是觸手可及的現實。

然而，就像古希臘神話中伊卡洛斯飛得太高會被太陽融化翅膀，美國制造業的輝煌背后，早已埋下了衰落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