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有這樣一個人，他曾任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的市委書記，在中共的領導人中，他是唯一一位。

他就是林乎加，很多人不知道是，在1978年，黨中央調任林乎加擔任北京市委書記時，林乎加曾專門向華國鋒抱怨，說：“我在天津屁股還沒坐穩呢。”

林乎加是個怎樣的人？他有著怎樣傳奇的人生呢？

1916年，林乎加出生在山東長島，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后來成就巨大，是他在黨組織內學到的，22歲那年，林乎加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他長期在山東工作，直到新中國成立后，他前往浙江，開啟了自己人生的新時期。

40歲那年，林乎加在浙江開始專管農業工作，任誰也沒有想到，這份工作，成為了他后半生所有的寄托，

1964年，毛主席提議建立了一個“計劃參謀部”，他親自點名，將林乎加的名字給加了進來，并明確表示，要林乎加負責全國的農業工作。

事實證明，林乎加并不只在農業工作上很有一套，他還懂經濟，1973年，林乎加擔任了國家計委副主任，這個職務，在幾年后，徹底的讓他的革命人生走向了一個傳奇。

1978年特殊時期結束后，黨組織派了100多人組成工作組前往上海，穩定上海，經過半年的努力，整個上海形勢有了很大的轉變，因此，大多數人就返回了北京，可林乎加卻是被留了下來。

林乎加留在上海，黨組織給他的擔子可不小，是上海市委書記，而上任這個職務以后，林乎加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向北京，動用各種力量，希望將寶鋼項目落戶上海。

曾經與林乎加一同在上海工作組的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等人，對上海都很有感情，他們也都努力爭取寶鋼項目，最終，功夫不負有心人，寶鋼留在了上海。

黨組織之所以做出如此決定，當然不是看在蘇振華，林乎加等老同志的面上，而是林乎加確實為爭取寶鋼，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他帶團到日本考察經濟等等。

回國后，林乎加向黨中央匯報時說：“我們在技術上也可以采取“拿來主義”把世界最先進的技術拿過來，在保持國家主權的條件下，也可以靈活地運用國外資金。”

此時鄧小平正準備改革開放，需要步子邁大一點的同志，林乎加的表現，讓鄧小平很是滿意，華國鋒亦是如此。

所以，在上海沒有待幾個月，林乎加又來到了天津，擔任了市委書記。

由于林乎加不分晝夜的工作，天津也很快穩定下來，并進入到高速的發展中，與此同時，對于天津的教育，林乎加也做出了一個影響很多人的決定。

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當年就報考了570萬人，但只錄取了27萬人，在此期間，出現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情況。

天津的一些考生家長，相繼給市委市政府寫信，希望能夠擴招，林乎加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視，他專門找人前來研究這件事，他還把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的領導請來詢問他們，有沒有擴招的可能。

這些學校的領導告訴林乎加，教資力量是夠的，但沒有宿舍，沒法住，林乎加說：“這不是問題，可以讓他們走讀。”但教育部得知后，顯得很憂慮，認為會影響教學質量。

此時恰逢鄧小平訪問朝鮮歸來，林乎加就找了鄧小平談這件事，鄧小平是完全支持的，就這樣，天津在當年自籌資金辦了10所分校，擴招了8000多名學生。

也許這件事對林乎加來說，是一件并不大的事，但是對那8000多名學生了來說，這次上大學，可謂是改變了他的一生。

因此，在2018年林乎加去世時，有很多當年的天津大學生自發的在網上發文，表示對這位領導的哀悼與懷念，他們，都是當年那次高考的受益人。

1978年10月的一天，林乎加正在天津主持一個會議時，突然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電話，電話那頭告訴他，中央決定調他到北京工作，任市委書記。

北京是我國的首都，從天津到北京，這完全算是升官，但是林乎加卻并不是很高興。

可是中央的命令無法反駁，林乎加只好收拾好東西奔赴北京，到北京后，華國鋒第一時間接見了他。

林乎加趁此機會向華國鋒抱怨說：“我剛到天津，屁股還沒坐穩呢。”

華國鋒表示理解，但是他也希望林乎加能夠理解中央的期望，林乎加還是有些猶豫：“我在天津，工作還沒有找到頭緒，對北京更不了解。”

華國鋒搖搖頭：“全國都是這樣，中央已經決定了，調你到北京來。”

中國人講究“既來之，則安之”，既然中央已經決定了，林乎加也沒有再推辭，而是再次投入到了北京的工作。

在北京，林乎加如同之前在天津一樣，在那一年的高考上，更為進了一步，克服了一切困難，創辦了36所分校。

因此在1979年的那個夏天，總共有16800人在心灰意冷下，得到了意外的驚喜，他們考入了大學。

從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擔任北京市委書記，是他在這幾個地方中時間最長的，一共2年多的時間，1981年，林乎加又回到了自己原來的主業，擔任了農業部部長，在北京雖然只待了這么短的時間，但很多北京的老干部卻是對林乎加印象很深。

1992年，林乎加終于卸任了所有的工作，開啟了自己長達20多年的離休生活。

由于心胸坦蕩，常年行善積德，而且一直為人民服務，林乎加無疑是長壽的，他一直活到了2018年，享年10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