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跟以色列交上手，伊朗就遭受了重大損失——30多名高官被炸死。

更為夸張的是，即便已經出現了如此慘痛的傷亡，德黑蘭市議會議長查姆蘭還是只能給出“伊朗當前尚無完備避難系統以應對導彈威脅”的警告，以至于民眾只能潛藏在戰爭年代留下的老舊掩體中艱難求生。

按說5月份伊核談判時的伊朗，還在核設施問題上展現出了與美國“硬剛”的態度，誰知道僅僅一個月后，這份底氣便“轉瞬即逝”，只剩下了以色列打擊下的斷壁殘垣與遍野哀嚎。

很多人不禁奇怪，伊朗怎么突然變“弱”了？

其實，伊朗變成今天這副“脆弱”的模樣，只能說是“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

紅利變成負擔

如果說有什么事件對如今的伊朗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那么，1979年爆發的那場伊斯蘭革命一定會是唯一的答案。

在這場被冠以“革命”之名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中，被革了命的是想要推行西方化和世俗化的君主立憲政體的巴列維王朝，而革命的勝利方，是建立起宗教化國家的伊斯蘭什葉派領袖霍梅尼。

在這場一時間分不清誰代表先進誰代表落后的革命中，政教合一的共和國政體就此確立。

只是，在宗教反世俗化思想指導下建立的“現代化國家”，必將與其他現代化國家大為不同，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人口紅利”活生生地成為了“人口負擔”。

由于人口政策的制定長期受到什葉派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因此伊朗的人口政策一直都是“生育導向”。

兩伊戰爭期間，伊朗就曾將人口增長視為“對抗西方的戰士儲備”；哈梅內伊更是屢屢將鼓勵生育與“對抗西方生活方式”綁定，來強化民眾的認知。

但為這種“大肆生育”的方針背書的，卻不是科學指導，反而源自宗教“訓示”，以至于伊朗的法律允許13歲的女性結婚（需監護人同意）。

在法基赫（教法學家）的“監護”下，人口政策需符合教法解釋框架，這就讓科學決策空間一度受限，提高婚齡的提案便是因宗教保守派的反對而未能通過。

這就導致了整個國家的早婚率居高不下，近親結婚比率在部分地區更是超過40%，嚴重影響到人口質量和健康水平。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限制生育也成為了被抵制的對象，當避孕藥具都成為了黑市交易的“稀缺品”，這個國家也必將面臨“人口爆炸”的風險。

由于人口不加節制地增加，伊朗很快就迎來資源短缺和失業率飆升兩大難題。

本來伊朗的年均降水就只有全球平均的三分之一，人口膨脹與過度城市化更是加劇了水資源分配矛盾，這就讓伊朗的水危機一度成為“比政治沖突更嚴峻的威脅”，城鄉沖突此起彼伏。

青壯年占據了伊朗總人口的三分之二，但失業率卻高達12%，勞動參與率更是只有39.5%，而基礎設施的不足與環境的污染也讓社會矛盾不斷激化，這進一步導致了高學歷人才的外流。

由于人口過多，當美國實施經濟制裁之時，外匯儲備不足的伊朗政府一度被逼到取消全民新生兒補貼的地步。

如果說，人口危機的爆發還算是一顆“定時炸彈”，那么，由此引發的經濟問題就只會變得“一觸即發”……

石油也是詛咒

我們并不知道美國動不動就打出的“經濟制裁”是否真的如其想象般“萬能”，但至少在伊朗問題上，經濟制裁一定會是把“利器”。

由于伊朗在1975年通過了《石油法》，全面建立起能源國家產權制度，這就讓伊朗的經濟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在這個框架下，伊朗的石油產業完全收歸國有，政府收入中石油收益占比從1970年的49%直接躍升至1975年的83%，不得不說，也確實是頗有成效。

只是，沒有人能想到，隨著石油收益的增長，伊朗的經濟發展卻迎來了全方位的下跌：

1975年后，伊朗的經濟增長首先出現斷崖，人均GDP從6000美元暴跌至1979年的5000美元，年均增長率從5.8%降至-3.2%。

此后短短的8年間，伊朗的通貨膨脹率從1.7%飆升至27.3%，農業對GDP貢獻率從11.95%降至5.67%，制造業更是從11.7%萎縮至8.83%，儼然呈現出一幅“石油獨大”的局面。

究其原因，是由于現代化的能源產權制度是需要現代化財稅體制配套協作的，而伊斯蘭革命沒有延續前任的政體，卻保留了前任的政策，畢竟石油帶來的收益著實令他們無法拒絕。

這便導致了稅收征管體系嚴重滯后，沒有現代信息系統的支撐，1979年龐大的石油稅收收入僅占伊朗財政總收入的21.7%，制度優勢幾乎被白白浪費。

為了更進一步地將石油“竭澤而漁”，伊朗更是不顧一切地開發，石油可持續開發的勘探投資減少了73%，具體施工又大都依賴西方的開采技術與設備，一度形成“技術依賴-產能衰減”的惡性循環。

生搬硬套發展起來的石油產業不僅極度畸形，更是將其他產業的發展也帶入了歧路，這種一邊倒的經濟發展模式，更是導致在面臨國際經濟制裁之時，伊朗絲毫沒有招架之力。

經濟的潰爛一旦開始，國家所面臨的便只會是全線崩盤……

戰略徹底失控

在過去幾十年，伊朗為了以低成本威懾敵人，御敵于國門之外，一直通過“抵抗軸心”打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及地區競爭對手。

“抵抗軸心”是伊朗主導建立的區域性軍事聯盟網絡體系，希望通過代理人戰爭和不對稱戰術實現戰略威懾，爭取讓所有作戰都發生在國境之外，以避免本土沖突影響到國內發展。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伊朗根據政治自主性、援助依附度和戰略利益吻合度劃分出了四類成員：分別是代理人（由阿富汗難民組成的法蒂瑪旅）、穩定盟友（黎巴嫩真主黨）、流動盟友（伊拉克什葉派民兵）與合作者（哈馬斯、胡塞武裝）。

通過這一戰略框架，伊朗資助與訓練了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等組織，成功建立起覆蓋“什葉派新月帶”的軍事網絡。

黎巴嫩真主黨擁有庫存量超過15萬枚火箭彈的軍火庫，一度成為以色列北部邊境的最大安全威脅，這也是引起以色列“抓狂”的重要原因。

同時，伊朗也與胡塞武裝展開合作，曾通過紅海航道封鎖行動，成功切斷占據全球12%貿易量的關鍵航道，迫使國際航運公司改變航線，以此擴大地區影響力。

在敘利亞內戰中，“抵抗軸心”成員更是提供了超過6萬人的兵力支持阿薩德政權，幫助其收復70%國土，鞏固伊朗通往地中海的戰略走廊。

通過代理人戰爭模式，伊朗更是以年均3-5億美元的投入，讓沙特、以色列等國不得不投入超過200億美元的軍事開支來確保安全，真正實現了“以小博大”。

當然伊朗也沒有忘記意識形態輸出，“圣城旅”的宗教學校，便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培養出數萬名的什葉派武裝分子，法蒂瑪旅的成員超過80%都接受過伊朗神學教育

雖然我們已經看到了伊朗全方位、多維度的中東戰略框架，但不要忘了，這所有的一切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立前提，那便是——錢。

畢竟說到底，伊朗的這一套邏輯還是經典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畢竟它要針對的主要對象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那這幫對手慣用的手段自然也就被伊朗照搬了過來。

可問題也就出在這里，伊朗可以說是典型的沒有西方的命卻得了西方的病，美國在全世界瘋狂“撒幣”是有美元給自己背書，相比之下伊朗可沒有類似的實力。

于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就生動地說明了：只要你一旦有了錢，你的身邊就會有一群人圍著你轉，但這個關系如果只靠金錢來維系的話，結果必然是不會牢靠。

當伊朗因為核問題而受到國際制裁之時，反而是已經具備了本土導彈生產能力的黎巴嫩真主黨反向為伊朗采購受限物資，并組建覆蓋拉美、非洲的走私網絡，幫助伊朗突破國際制裁。

真主黨更是憑借“聯系性權力”構建了自己的戰略框架，不僅向哈馬斯提供軍事訓練，也開始主導胡塞武裝的武器供應，就連以色列軍情部門都認定其為“獨立軸心”。

在伊朗無人機核心部件進口受阻，導致“見證者-136”無人機產能下降之時，黎巴嫩真主黨的軍備規模卻已經多達12萬兵力。

自此，一個與伊朗并行的指揮體系就此成型，伊朗“割肉喂鷹”的操作，也只不過是養出來了一個替代自己的全新力量……

截止最新消息，政府高層的損失還在增加，而伊朗的每一次“回應”，卻都像是疲于奔命的掙扎。

從這個層面來講，如今的伊以爭端早已不再是一場簡單的沖突，更像是一次對伊朗國家戰略問題深層次的考察。

我們并不知道伊朗會不會就在這樣人員物資財力全方位的消耗中陷入更大危機，但縱觀瞬息變幻的中東局勢，伊朗確實正在經歷著“至暗時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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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ttps://news.ifeng.com/c/8kEAAJdzCQZ

[9]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16340749508821556/?channel=&source=search_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