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后杜美如（前排右一）與父親杜月笙（前排左一）、母親姚玉蘭（前排右二）在上海。

“從抗戰時就這樣，我逃難時只帶照片，不帶美金。”八十多歲的杜美如女士給我翻開厚厚的一摞相冊，一一指點著：“這是我父親杜月笙，這是我母親姚玉蘭，這是我年少時唱京戲的照片…”

“人家都以為：杜月笙的女兒肯定會腰纏萬貫，實際上我繼承的也就只是個‘杜’字。”杜女士爽朗極了，用略帶上海味的普通話向我回憶著家族往事。

杜月笙與京劇“冬皇”孟小冬。

她的父親杜月笙，中國家喻戶曉：當年一代海上聞人、江湖教父，出入中國黑白兩道，游刃于商界、軍界與政界，連蔣介石也拜了他碼頭做了他的門生。

“我知道父親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我不想為他辯解什么，只是覺得，應該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看待他。”杜月笙的一個兒子曾如是說。

杜美如也說：“不管人們怎么看我父親，但有一點，他始終是愛國的，沒有背叛國家，沒有像他的把兄弟張嘯林那樣和日本人搞到了一塊。”

確實，杜月笙是個復雜多面的人物：他出身貧苦，4歲喪母、6歲喪父，在多年的江湖闖蕩中，既有見風使舵、八面玲瓏的一面，又有行俠尚義的性格。尤其是：他鼎力支援、資助抗日，甚至親自投身于抗日：

抗戰爆發后，他帶領青洪幫的兄弟們，一路追隨國民黨政府到重慶，大力協助國民黨情報戰線的工作，指揮手下在日占區鋤去汪偽政府的多名高官。

而杜家老小幾十口卻一直生活在“淪陷孤島”上海和香港，時刻面臨著日本人的報復。

杜月笙（中）與國民黨情報機關負責人戴笠（右）在抗戰中。

更讓很多讀者沒想到的是：杜月笙還做過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

1934年，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史量才被暗殺，杜月笙被補選接替他的崗位，成為第八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在僅有的兩名副會長中位列第一，相當于常務副會長了。當時的名譽會長是蔣介石。

從1934年到1949年，這副會長杜月笙一當就是十五年。

這個紅十字會，與現在的紅十字會，不可同日而語，它是民間機構，不從政府拿一分錢經費，所有的員工，包括杜月笙，不領取工資，也沒有參照公務員管理。杜月笙自己更不享受“正部級待遇”，沒有靠它獲取一官半職，反而自己慷慨解囊、扶困救危、賑災濟貧。

他在底層混過，知道下層人的艱難。

上海灘三大亨，從左至右依次為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

杜美如說，抗戰勝利后，父親曾親自審定自己的履歷表，在“職務”一欄上共開列了38個頭銜，第三個便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可見杜本人對這份工作、對這個沒有一分錢收益的職務是多么看重。

江湖教父當紅十字會副會長并“主持工作”，放眼全球大概也算是絕無僅有了。但是，杜月笙不辱使命——

南京被日本軍隊占領之后，紅十字會總會撤退到漢口，杜月笙也趕到漢口，親自部署救護工作。主持成立了臨時救護委員會。到抗戰結束，紅會所救護的軍民總數統計達260萬人。救護工作所需的物資、車輛、人力，許多都出自杜月笙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一呼百應。

漢口又淪陷，中國紅十字會又南遷到香港，杜月笙再次隨紅會到香港，并設立總辦事處，接受和協調海外捐助的物資，源源不斷地供應前方將士“糧草”。最后又率紅會人員轉移到重慶。

當時，國民政府經過滇緬公路運送物資，經常被當地的袍哥組織、黑社會攔路搶劫，但是，只要杜月笙出面一聲招呼，車隊就一路暢通。

他還以個人名義出資，向山西前線的八路軍捐獻了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上海淪陷后，他又安排幫會組織，幫助新四軍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線，采購運輸藥品槍彈等軍需物資到根據地（電影《51號兵站》中有所描述）。

近代史專家說：“抗戰中的紅十字會救助工作，是中國紅十字會歷史上光輝的一頁，這里有杜月笙的努力和熱忱。”

抗戰勝利后杜月笙在上海寶山主持修建的紅十字會烈士紀念碑

生活中，杜月笙總是長衫在身，說話輕言細語，傭人做錯了事也并不大聲呵斥，沒有傳統意義上兇神惡煞的黑社會老大的形象。

但兒女偷懶不讀書，杜月笙是自已拿鞭子打！杜美如至今記得：有一次她逃課，傭人知道她這頓打躲不過，事先給她穿上好幾條厚褲子。父親知道了，打得更狠！

杜月笙會做人、與人為善有很多傳說。杜美如說了一件軼事：

當年大學問家章太炎住在蘇州，杜月笙仰其名聲，登門造訪。章太炎外號“章瘋子”，是個連袁世凱、蔣介石都敢罵的“無法無天”之人，言談舉止間，明顯流露出對這“上海灘大流氓”的蔑視。

但杜月笙并不生氣，見章太炎生活困窘，臨走之際，將兩千元大洋的錢票折成小方塊，悄悄藏在喝過的茶碗底下。既接濟了章大師，又保全了他作為文人的面子。自此，章太炎與杜月笙成為一生的莫逆之交，手書李商隱的詩送給杜：平生風義兼師友。

杜月笙，大義大節不虧

跺跺腳地皮都要抖一抖的江湖教父，1949年倉惶辭廟，帶著一家老小和手下坐輪船離開上海，逃到香港。做了兩年貧病交困的寓公后，抑郁而終。而當時為父親管家、為父親養老的，就是這個大女兒杜美如。

“為什么杜月笙最終沒能回到大陸？”我問。

“我父親當時的情況是：不愿去臺灣，不敢回大陸。”杜美如打開了話匣子——

1927年，杜月笙的青洪幫幫助蔣介石參與了“四?一二”政變，上海解放后，他很害怕共產黨會找他算賬，因此逃到了香港。

盡管杜月笙在上海是梟雄，但是在香港卻沒有資產，連所謂的“杜公館”都是別人半借半送的。當時是杜美如管全家的賬，杜家捉襟見肘的情景,她至今記憶猶新。

何去何從？去臺灣嗎？杜月笙對國民黨政權已經失去信心。抗戰時他曾傾囊資助蔣介石打日本，杜美如還記得：父親有一次讓她母親姚玉蘭拿出總共400多克拉的鉆石變賣成現金，資助在上海搞地下活動的抗日人士。

上海另一幫會大佬、杜月笙的結拜兄弟張嘯林投靠日本人，準備出任偽浙江省省長，被暗殺，也是杜月笙默許甚至策劃的。一頭是民族大義，一頭是義結金蘭，杜月笙選擇了前者。

但后來國民黨在內戰中兵敗如山倒，讓杜月笙很失望，對國民黨恨鐵不成鋼，曾憤憤說：“蔣介石拿我當夜壺，用過了就塞到床底下！”

杜月笙的后代，中間黑衣者為杜美如母親姚玉蘭

在香港，杜月笙想帶全家移民去法國。他很講江湖義氣，不愿丟開忠心耿耿的手下，也不愿丟下在抗戰中犧牲的兄弟們的遺屬。算下來，去法國的男女老少總共有140多人。護照費等各種費用要15萬美元，而杜月笙當時所有積蓄只有10萬美元，只好放棄移居法國的念頭。

從此，杜月笙更加心灰意冷，意氣消沉，抗戰時四處奔波患下的哮喘病越來越嚴重。到了后來，總要杜美如在床頭舉著氧氣瓶讓他吸氧。

杜月笙病情漸重，蔣介石力邀杜家一家去臺灣，周恩來總理也托人捎話，請他回大陸。杜美如記得：有一天，家中來了“共產黨方面的兩個人”。

雙方都在游說杜月笙，都在爭奪杜月笙。世故圓滑的杜月笙也有著自己的算盤：兩頭都不得罪。于是托香港《新聞報》一位姓錢的總編代筆，給大陸和臺灣那邊各自回了信，信中都表達了歸順之意。

杜美如清楚地記得：那天她正在客廳照料病重的父親，父親的好朋友楊管北慌慌張張跑到杜公館說：“老杜老杜，出事了！出事了！”

杜美如（左1）與母親姚玉蘭（前坐者）、父親的五夫人孟小冬（后排中）、弟弟杜維善。

原來那位錢先生那天喝了一瓶半威士忌，待杜月笙把信件過目后，錢先生醉醺醺地套錯了信封！

蔣介石看信后很生氣。大陸這邊，也可想而知。

“這下子完了！兩頭不是人了。”杜美如說。

就這樣，身處人生絕境的杜月笙很快撒手西歸。去世之前，他讓手下把存在銀行保險箱里的東西拿出來，那是多年來別人寫給他的巨額欠條，他拖著病體，當著家人面，一張張地燒掉。

杜美如非常不解，父親告訴守在床邊的后人：“我不想你們的余生在追債中度過，我不想讓你們在我死后打官司。”這，就是杜月笙。

杜美如說：“父親回光返照時，對身邊人說的最后一句話就是：‘我沒有希望了，可你們還年輕，你們還有希望，中國還有希望。’”這，也是杜月笙。

杜月笙去世后，孤兒寡母靠變賣財產在香港又度過了三年，后來應宋美齡之邀，全家去了臺灣。在臺灣，宋美齡對這一家關照有加。杜美如結婚時，宋美齡還送了一套床品作賀禮。

在臺灣的舞會上，杜美如認識了相伴至今的伴侶：蒯松茂，一名專飛殲擊機的“國軍”王牌飛行員。

1955年蒯松茂在臺灣飛殲擊機（杜美如提供）。

蒯先生現在雖已八十好幾，依然腰板挺直，思維敏捷，軍人氣質猶存。他的家鄉是安徽省肥東縣店埠，抗戰時與家人一起顛沛流離，逃難到大后方的四川，13歲進了國民政府在成都灌縣開辦的空軍幼童學校。

他對我介紹說：“我姓蒯，你們大陸文革時有個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叫蒯大富，我就是這個姓。”

我笑說：沒想到您對“共軍”的歷史還挺熟啊！

蒯先生說：“我跟共軍打過交道啊。我當初從軍，是為打日本的，沒想到航校還沒畢業，抗戰就結束了，緊接著又爆發了內戰。”

蒯先生后來隨國民黨軍隊撤到臺灣。駐防在嘉義，上世紀50年代臺海危機爆發，他就開著戰斗機參加過著名的“金門炮戰”。

“我的前半生的記憶是悲慘的：國家動蕩不定，我們也跟著吃苦，當時盡管我是空軍飛行員，稱得上是天之驕子了，但照樣吃過鹽水泡飯，那時幾乎每天都有日本人的轟炸，后來又是內戰。”

想了想，他加上一句：“我們國民黨，吃的苦頭，不比共產黨長征時吃的苦頭少啊！”

杜美如夫婦在上海浦東杜家祠堂。

離開大陸56年后，蒯先生才帶著安徽媳婦杜美如于2005年回到故鄉安徽掃墓。解放后他的老母親隨著另一個兒子流落到安徽樅陽生活，后半生飽受思念和驚嚇。自從1949年骨肉分別，老人家至死就再也沒有見過海峽那一頭的兒子！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蒯先生離家時，還是英俊少年，回鄉時，已是古稀之年，慈母已成一坯黃土！他與母親已天人永隔。在樅陽城郊的荒山上，他跪在母親草萋萋的墳頭，燒紙，痛哭！

年少時，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后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里頭。

杜美如自己已是70多歲的老太太，也在這從未謀面的婆婆的墳前下跪，磕頭……在場的親人們，無不相擁流淚，連我這個陪同他們前去掃墓的唯一的外人，也忍不住淚珠滾滾。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而現在，一灣海峽已不再是鄉愁的阻礙，可杜美如夫婦的心，依然不知分成多少頭：一頭在臺灣，一頭在美國，一頭在約旦，一頭在大陸——

杜美如與上海老鄉、新華社記者顧正龍在中國駐約旦使館國慶招待會上。

老大蒯文鵬在美國和約旦之間往返，繼承和打理杜美如夫婦開在約旦的中國餐館，兩個孫子都在美國娶了白人姑娘。有時杜美如打電話過去，孫子接了電話后會馬上交給父親：“ Daddy（爹地），你母親的電話！”老兩口委婉地提醒過，可是，似乎沒有多大用。

杜美如夫婦唯一的女兒文琦嫁了阿拉伯裔工程師，移民美國，生了兩個混血女兒，大外孫女去年也嫁了老外。

小兒子文瑞，畢業于美國名校，曾被加拿大北電公司派駐至北京，現在臺灣工作。他能說漢語，至于漢字，文瑞自己坦言：衛生間的“男”“女”兩個字能認識，不會搞錯，但“小區入口”讀成“小區人口”這類搞笑事經常發生。我把這篇文章的草稿發給他看，他無奈地說：“文字太深，我不大看得懂。”

杜美如全家福（攝于1992年）左4為杜美如，右1為蒯松茂（杜美如提供）。

杜美如自己的十個兄弟姐妹，也散居在全球各地，彼此之間來往不多。

杜美如憂傷地向我嘆息：“唉！我這些兒孫，跟蔣總統的后人一樣，都是雜種了！”

只是過年時，杜家的后人們還要執傳統之禮向父母磕頭。也許只有這時候，血濃于水的親情才讓后人們記著：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一家人。

從上海灘一代梟雄，到兒孫散枝落葉全世界、后代如同小聯合國，不過幾十年時光。杜家后人，為了生活，四處奔波，祖輩的光環在慢慢褪去。身在臺灣的杜美如老兩口念念不忘還要再去浦東看杜家祠堂，再去北京逛琉璃廠，再到老舍茶館聽京戲……但八千里路云和月，越來越走不動了。

大江大海，時光蒼茫，一部家族史，也是大時代變遷的一部家國史。

杜美如（左）與作者在一起（陶勝攝）

只是過年時，杜家的后人們還要執傳統之禮向父母磕頭。也許只有這時候，血濃于水的親情才讓后人們記著：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一家人。